男子见义勇为被歹徒报复捅4刀 因无人作证苦等24年

男子见义勇为被歹徒报复捅4刀 因无人作证苦等24年

2020年07月29日 09:45:12
来源:中国青年报

张杰站在当年案发现场楼下。

张杰站在当年案发现场楼下。

张杰的各种证件。

张杰的各种证件。

张杰正在画虎。

张杰正在画虎。

张杰画的老虎。

张杰画的老虎。

老虎

收到判决书后的那几天,张杰画老虎更疯狂了。入伏后,开封的天气闷热,他居住的旧城区正在翻修道路,空气里混杂着尘土和水泥的味道。家里客厅没空调,有时他一整天都伏在餐桌上作画,肘下垫着收集来的超市促销页和男科医院广告,这些油光的纸张被汗水浸透,磨损掉色。

第一次到他家时,我很难确定眼前是不是一间真正的客厅。因为房子在整栋楼的拐角处,“客厅”呈三角形,除了一张焊接过桌腿的餐桌、几把简易的凳子外,再也装不下别的物件。

他在客厅墙上围了一圈铁丝,用来挂画。房间太小,画的老虎又太多,只能层层叠叠地挂着。偶尔一阵风吹来,“老虎”呼呼啦啦地飘起来,横的、竖的、凶狠的、温顺的,还有看起来“呆头呆脑”的习作翩然显现。

最外层的新画上,右下角都多了两个篆字章印。官司胜诉后,他花60多元钱刻了章。他自豪地介绍,两方印章,一方是“见义勇为者”,另一方是自己的名字。

盖下这块“见义勇为者”的印章,他等了24年。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1996年4月一个下午,21岁的张杰骑车去离家不远的迪士高舞厅,撞见5个流氓欺负两个女孩,他出面劝止却遭报复挨了4刀。

事后,两个女孩消失不见,伤人的歹徒也没抓到。谁也不相信,平时被大家戏称像“小妮儿”(河南方言,指女孩)的张杰会那么勇敢。缺少见证的“见义勇为”逐渐成了空谈、牛皮,变得越来越飘渺,最后只存在于他和父亲的争吵里、他深夜的梦中。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其中一个被救女孩的下落。辗转寻找后,他再次出现在对方面前。时隔20多年,当时的两个年轻人如今已经步入中年,张杰想听到问候和感谢,却没得到任何回应。

心中压抑多年的委屈、愤懑终于爆发,这之后,张杰决意要为自己正名。去年10月,他把这个当年获救的女孩告上法庭,要求赔偿他因救人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金额为10元。

今年6月,他胜诉了。接下来几天,他没日没夜地画老虎,送给采访过他的记者、前来慰问的企业家,以及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每幅画都盖上“见义勇为者”印章,他说灵感来自他钟爱的电视剧《水浒传》,“打虎者武松”是他心中的一个英雄。

现在,他也几乎成了一个英雄。官方对他“见义勇为”称号的认定还在申办流程中,当地媒体已经把他的照片放到头版,占了整个版面,标题是《英雄不哭》。采访期间,我碰到一家企业登门拜访,他们站在张杰家逼仄的客厅里,嘴里不断强调着此行的目的——“向英雄致敬”。

我无法确信他能否被称为一个“英雄”。他缺少上进心,甚至有些懒惰,喜欢怨天尤人,因此我一度怀疑他“见义勇为”的真实性。至少,他与我心中“英雄”该有的样子相差甚远。

他的缺点太多,以至于会让我忽略掉他的善良,忽略掉他比很多人更有正义感,更勇敢。数日以来我听他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太不容易了”。

到开封的第一天,张杰和我约在大相国寺门口见面。在道路随意延展的老城区,他实在无法提供自家的具体位置,这些家门口的千年古迹是最好用的路标。

张杰的体型算得上挺拔,一米八多的个头,肩膀厚实。因为脖子有些前伸,再加上下身那条略显肥大的米色休闲裤,他整个人看起来竟有几分瘦弱。裤子有松紧带,但他还是扎了条皮带,深色T恤塞进裤腰,没有太多皱褶。

只要出门,他就会戴上一顶鸭舌帽,用来掩盖已经谢顶的脑袋。天气太热了,他不一会儿就要从裤兜里掏出随身携带的手帕,摘下帽子,擦拭头上的汗珠。

从大相国寺门口出发,穿过一条热闹的巷子,在一棵大榆树下拐弯,就到了张杰家。他边走边向我介绍,这条每天都要经过的巷子,原本是条河,北宋年间两岸青楼林立,胭脂粉黛把河水都染了色,所以叫胭脂河。

如今,这条街汇集了早餐店、肉铺和干菜店,几个老板躺在椅子上百无聊赖地摇着蒲扇,等待顾客上门。裁缝直接把缝纫机搬到门外,戴着眼镜头也不抬地赶制衣裳。

巷子的另一侧是一处考古现场,换上破碎锤的挖掘机正在叮叮咣咣地拆除地面上的建筑。

张杰的房子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楼下小花坛边上总有几个老年人,坐着或躺着,有时遇到熟悉的大爷大娘,他们会主动跟张杰打声招呼:“上班去啦?”

“是嘞,是嘞。”张杰笑着回应。

实际上,他现在并没有固定的工作。他把手机号挂到网上,注明可以承接“家具安装维修”业务。但来电寥寥,至少在我采访的4天里,他没接到一单生意。

他家到处都是一个独居男人的生活痕迹:整套房子没有任何装修,除了客厅,还有3个小房间,其中一个是他的卧室。阳台上堆满了杂物,遮住了大部分阳光。天花板上的灯泡电线太长,胡乱地卷成一团,垂在半空中。最靠里的房间算是“第二客厅”,摆了张双人沙发,上面覆盖一层薄灰。另外一间屋子用来堆放杂物,找不到下脚的地方。

还有一些痕迹没能抹掉:客厅门后面贴着一张小孩子的身高表,最高的刻度是160厘米。再往上,有一个蓝色的卡通猫头鹰钟表,是这屋里难得的亮色。

家里唯一像样的装饰品,是挂在过道墙上的一幅书法作品。那是张杰结婚时,父亲送他的礼物,“专门向人求的”。装裱过的书画镶在玻璃镜框里,有半扇门大小,上书两个刚劲的大字:勤奋。

“可能是他觉得我不够勤奋吧。”张杰坐在客厅餐桌旁,背对着那两个字说。

“那件事”

他把自己的“不够勤奋”归咎于那场事故。事实上,在他看来,自己的一切失败和不如意都与1996年的那个下午有关:“有个词叫‘蝴蝶效应’,那件事就是蝴蝶呼扇的翅膀。”

不只是人生,他的记忆似乎也被那场事故分割。越靠近那个下午,记忆就越清晰,他也更愿意提及。至于“那件事”往后20多年的生活,他更愿意一语带过。

“那件事之后呢?这20多年你过得怎么样?”一次谈话中,我忍不住打断他已经重复多遍的关于那天下午的描述。

“这不重要,也没啥意思。”他被我从激昂的状态中拉出来,一瞬间面露愠色。

从他反复的讲述,以及法院的判决书中,我拼凑出那个1996年下午的样子。1995年职高毕业后,张杰接了母亲的班,去印刷厂工作。出事那天,他正在轮值夜班,白天都是空闲时间。

当时他的一个表哥跟人合伙开了一家“迪士高”舞厅,在那个年代,这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娱乐场所之一,张杰说他也去过“四五次”。出事的那个下午,他和之前一样,骑车去舞厅“听歌”,准备去打发掉无聊的时光。

在另一个版本里,法院的判决书显示,当时舞厅的保安说,张杰那段时间是在舞厅“帮忙”,他不领工资,人多时卖票,人少时负责维持秩序。

后面的故事都一样了:舞厅在2楼,张杰到门口后,刚在外面的椅子上坐下休息,一个惊慌的女孩就从舞厅里跑出来,急迫地向张杰求救:里面有流氓在欺负女孩,“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多年以后,张杰无数次回忆起这个场景,悔恨如影随形地折磨着他。他曾后悔当时的选择,这个“糊里糊涂”的决定成了他痛苦的起点——他说不清当时为什么就跟着女孩走了进去,“可能是当时太年轻,个子又大,没怕过谁”。

事情就发生在舞厅门口,刚进门,张杰就看到一个男人正掐着一个女孩的脖子,左右各来一巴掌,周围几个围观的男青年默不作声。女孩已经毫无反抗之力,“头一耷拉,像个鹌鹑”。

看到只有一个流氓,张杰多了些底气,出面“喝止”了这场正在进行的作恶。

当年受害女孩的询问笔录证实了这一幕,她把张杰当成了舞厅保安,在她的供述里,这是个短暂的过程。

“你干啥?”张杰问。

“没干啥。”打人者说。

“没干啥她怎么哭啦?”

对话时,打人者松开了掐着女孩脖子的手。张杰这时才发现,周围那几个“围观青年”和打人者是一伙,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几个人一哄而上,对着他一阵拳打脚踢。

已经吓坏的女孩趁乱逃出了舞厅。张杰也想逃,他冲出门口,但被人从背后抱住。他看到有人拿菜刀朝他脑袋劈来,下意识闪躲,菜刀落在了他的右肩上。来不及反应,另一个人握着匕首扎向他。后来他才知道,匕首扎了他3刀,都在左腿上。医院的手术记录显示,最深的一处刀伤达到了8厘米。

强烈的求生欲让他忘记了疼痛,甚至短暂丧失了一切感觉。他挣脱凶手,拼了命地往外跑,舞厅300米外的警亭是他迫切想要到达的庇护所。

高中时,他曾是学校田径比赛的亚军,但记忆中那300米却无比漫长。他跑下楼梯,穿过一条马路,绕过一条河。到达终点时,他伸手去握警亭的门把手,但眼前一黑,世界安静了。

老实人

痛感在17个小时后到来。因失血过多,他昏迷到第二天上午才苏醒。

伤口愈合得很快,但他说身体的疼痛从未消失。进入中年,他的左小腿经常无缘无故地浮肿,他因此拒绝从事一切重体力活。

印刷厂的效益不好,张杰从2000年开始就处于半下岗状态。他找了份交警队的工作,负责信号设备的维护安装。两年后,因为“身体顶不住”,辞了。

“就这天啊,让我挖坑、抹水泥,谁受得了。”有天他和我一起坐在出租车上,车内空调很足,他忽然指着路边的信号灯抱怨。

离开交警队后,他结了婚,和妻子一起做家具生意,“每年收入三四万元,就当领个工资吧”。这段10多年的经历,他不想多谈。从他简短的描述里,我大概理解,这应该是段相对平静的过往——有了家庭,女儿呱呱落地,“那件事”似乎被忘掉了。

我去找了他的母亲。老人告诉我,张杰没有做过家具生意,而是在家具卖场送货,没干太久就因为“腰疼”歇着了。他还在超市卖过猪肉,但因为嫌味道“太腥”,也放弃了。

张杰的母亲今年74岁,但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加衰老。她的背弯到几乎与地面平行,走路时要扶着手推车。

我在小区找到她时,是一个就要下雨的午后。她一个人坐在小区园子的长凳上,因为患过脑梗,说话有些虚弱。她有两个孩子,张杰是老大,还有个40岁的小儿子,至今未婚。房子是老家属院的拆迁安置房,她和小儿子一起居住。

大部分时间我俩都沉默地坐着。她总是看着前方,显得有些惆怅。关于张杰刚刚打赢的官司,老人似乎并不在乎结果:“你说他打啥官司,跟人争啥。”

谈及生活状况,她叹了口气说,自己现在还要买菜、做饭,总是操作不好电梯。小儿子时常对她发脾气,自个儿都照顾不好,还要养只猫。她抱怨张杰虽然隔三差五会来看她,但是每次都是“吃完饭就走”。

“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她回过头看着我,缓缓地问。

我安慰她,张杰现在了却了心事,一定会好起来,会慢慢步入……“他能做成啥?他啥都做不成。”老人打断我,语气里带着失望。她说自己现在一个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金,还要拿出一部分接济没有工作的大儿子。

一阵沉默后,她又心疼起了儿子。她不在乎张杰是不是见义勇为,只是为他觉得不值。“为啥要多管闲事,被人打成那样,差点没死。”

“他就是老实得太狠了。”最后,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张杰的失败、落魄,以及当初的“爱管闲事”都被她归结于此。

几天采访下来,“老实”的确是我能想到的最适合他的形容词。他的中学生手册里,班主任曾写下评语:“性格内向,建议多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高二时,他被评为纪律标兵。

“那件事”发生后,父亲曾提议找熟人过问下案子,但被张杰拒绝。他经常跑去派出所询问案子进度,得到的回复几乎都是“有消息会通知你”。

因为“老实”,印刷厂的工友没人相信他会“见义勇为”。他曾尝试向人解释,无奈被救的女孩像消失了一般,行凶的歹徒又没有一个归案。他越描越黑,人们更愿意相信,他身上的刀疤是“跟流氓斗殴”所致。

厂里的工作要经常接触油墨,下班后工人们习惯洗完澡后再回家。张杰怕人看到身上的刀疤,又引来议论,就等所有人都走后再去洗,结果传出“张杰有生理缺陷,害怕被人看见”的流言。他去外面的澡堂,又被人说放着免费的澡堂不用,到外面花钱洗澡,“脑子有问题”。

张杰说自己一直没有痛恨过那两个女孩,但至少在他被误解、被不被认可“压抑得喘不过气”时,曾“抱怨”那两个被救的女孩为什么不给自己作证,为什么不懂得感恩。

去年感恩节那天,他发了条微博:“看到感恩两个字,我很伤感。”

他曾在不同的报道中强调,因为这两个女孩,自己变得不再相信别人,不再想和外人接触。

上职高时,他学的是烹饪。出事前,碰到亲人朋友婚丧嫁娶,或者家庭聚会,他是当仁不让的“掌勺”。出事后,每逢大年初一,为了避开到家里拜年的亲戚,他都会在上午9点前准时骑车出门,到老城墙下走一走,或者去书店。

时间久了,连父亲都开始怀疑他。“你到底有没有救人?”父亲的疑问经常会出现两人的争吵中。

这样的质疑让他难以承受。父亲是他最崇拜的人:年轻时是空军战士,有着上千小时的飞行记录。他说那是自己永远达不到的成就。

老照片里,年轻的父亲穿着一身皮质飞行夹克,英姿飒爽。他把对儿子的期待写进了儿子的名字里——部队里有个战斗英雄叫王杰,张杰名字来源于此。

小说

再往后,张杰的封闭逐渐变成了自卑,“自己没什么本事,人家也看不起,去干啥。”

“你现在有几个朋友?”我问他。

他思考一会儿,掰着手指头一一计算,最后的答案是“三四个”。他2017年注册的微信里,只有10多个好友,其中大部分都是记者。

自卑、压抑的情绪最终在5年前爆发。那年母亲脑梗,家庭又出现变故。在一个人的房子里,他无数次想到结束。

后来他找到了一个出口——写作。他写了一篇“自传体小说”,名叫《我的样子》。遗憾的是,在这篇两万字的“小说”里,他的样子并不清晰。他把一半篇幅都留给了自己的高中时代,扳手腕赢了体育老师、被暗恋自己的女生跟踪、数学考了全班第一——这是他认为最值得言说的辉煌。

虽然和他接触只有4天,但这些故事我听他讲了很多遍。大部分时候,我都不忍心打断他,讲这些时他总是很兴奋,又带着些自豪。

我喜欢他这个时候的笑容,看起来很天真,他咧开嘴露出洁白的牙齿,眼神里少了愤怒、忧愁。

“小说”剩下的一半内容,是“那件事”的前前后后。

还有些辉煌没写进“小说”里,他职高实习时,在开封一家著名饭店做主厨副手。有天饭店来了两个阔绰的客人,要求做点“特色菜”。那天大部分厨师都去了郑州考级,张杰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展示技术。

结果自然是客人满意而归,饭店经理向他竖起了大拇指。我无法印证这件事的真实性,但他至今仍能流利地讲出自己当时做的3个菜的名字:龙井鲍鱼、粿汁盘龙鳝、肉沫鲫鱼。

张杰坐在自家客厅里向我讲述这段故事,胳膊在空中比划,眼睛瞪得很大。一旁的厨房敞着门,“灶台”是一张老式课桌,上面放着一个电磁炉,沾满油渍。

很显然,他的厨艺缺少施展的条件。如今,方便面、馒头就咸菜是他最主要的食谱。

看到我对厨房和他的饮食感兴趣,张杰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混得确实不好,40多岁还一事无成。”他情绪低落,随后又来了精神,“都是那件事害的,没那件事,我的人生绝对不是这样。”

他对自己人生的理解让我困惑。他自卑、封闭,又不愿吃苦,45岁的男人还要孱弱的母亲养活。我甚至和那些不相信他的人一样,也开始怀疑他不断重复的“那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他为自己的失败、落魄寻找的借口?

一个真正“见义勇为者”怎么会是这样?

英雄

我去了当年承办案件的派出所,听说我是为张杰而来,一位民警马上打开了话匣子。

“我知道他,我们分局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他。”这位民警说,张杰为了自己的案子,把局长、指导员,到基层民警都找了个遍,“很偏执”。

她打开电脑,里面有个文件夹,专门存放关于张杰的资料,包括当年案件的调查情况、见义勇为申报情况……

她向我证实了当年案件的真实性,“基本确定救人的是他”,但是“案件太久远,侦破有难度。”

张杰说,像魔咒一般,先后两任承办他案子的民警都因故离开了警队。他自己也“调查”过案子,事情发生后,他一直等不来警方的消息,就开始寻凶行动。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到事发现场楼下转悠,期待碰到一个不知道会是什么的线索。

幸运没有光顾他,案发现场很快恢复了日常的平静。半年后,他泄了气,接受了现实,老老实实上班、生活。

直到2018年,迟到了22年的运气才找到他。他终于得知当年被救女孩的名字,这一次,找到凶手的愿望比当初更强烈了。

他很快付诸行动,在听说一个可疑人物后,他坐上大客车去郑州一探究竟。

行至中途,两个年轻男性上了车,走到最后一排,坐在张杰身边。密闭的客车内空气混浊,有人塞着耳机闭眼靠在座位上,有人已经昏昏欲睡。其中一个刚上车的男人探出身子,缓缓把手伸向前座乘客的口袋。

这一幕,张杰真切地看在眼里。

另一个男人的皮包敞着口,似乎是故意让人看到里面的物品。张杰也看到了,那是把匕首。

张杰说那一刻,他想到了自己20年前的“见义勇为”。在无数个压抑的夜里,他曾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干这种傻事。他在女儿6岁时就带她去学跆拳道,“让她碰到危险时保护好自己”。

但他还是忍不住“多管闲事”。在滞闷的车厢里,张杰拿起手机,兀自对着话筒大声讲了起来。

“李队啊,你说的那个案子,人抓到没有?我马上到郑州了,一会儿去局里找你。”

小偷的手缩了回去,随后叫司机停车,和同伙一起匆匆离开。

张杰放下手机,长出一口气——他没拨出任何号码。

他一直想要证明自己是个“好人”。接受我采访时,他努力思索着做过的“好事”。

去年,他在街上捡到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失主的身份证、1600多元现金,还有几张不记名的购物卡。对没有正式工作、经常以方便面和馒头果腹的张杰来说,这是个不小的“馅饼”。

钱包很鼓,他小心地把它装进挎包。回家路上,他陷入挣扎,走路“差点没撞到电线杆”。终于在快到家门口时,他败给了自己的“老实”。

“1600元是开封的基本工资水平,这个人可能是刚领了工资,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我不能吞了它。”张杰一边向我展示钱包的照片,一边说。

“好事”是不常有的。前段时间,他又捡到一个大学生的学生证,后来联系到失主,加了微信,给对方寄了过去。

大学生表达了感谢,然后说在网上看到了张杰的事迹,“向英雄致敬”。

再后来,有媒体采访了张杰。报道刊发出来后,他说实在找不到跟谁分享,就把链接发给了这个大学生。

张杰一直对我说自己不是英雄,尽管这种说法可能带着谦虚,但在我离开开封时,我已经不再在乎他是不是一个英雄了。他是个“见义勇为者”,即使有时让人生厌。

分别时,我和所有记者一样,获得了一幅他的老虎画作。他说老虎代表勇气和胆量,那是他最想拥有的东西——他走出去、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