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多安要求重选伊斯坦布尔市长，结果反对派又大胜

原标题：深度| 伊斯坦布尔重选市长反对派又赢了，埃尔多安缘何“失算”？

这次，老谋深算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失算”了。23日，初步结果显示，在重新举行的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中，他派出的心腹——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候选人、前总理耶尔德勒姆不但未能替他挽回颜面，反而以更大的差距输给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候选人伊马姆奥卢。

正发党的失利也意味着，该党对伊斯坦布尔长达25年的统治宣告终结，预示埃尔多安对权力的掌控在16年后正在减弱。

“埃尔多安缘何失去魔力？”各国媒体不约而同地发问。分析认为，民众对埃尔多安“押注”重新选举的不满、糟糕的经济形势、反对党对市政腐败的指控等原因，让埃尔多安“政治豪赌”破产。为对冲不利局面，埃尔多安将更多通过“外交起舞”，求破国内政治窘境。

“高风险赌博”

在输掉3月份的伊斯坦布尔地方选举，但成功要求重新计票与重新选举后，正发党还是没能在第二次选举中改写历史。更倒霉的是，他们这次输得比三月份还惨。

土耳其广播公司23日报道，所有选票清点完毕后，伊马姆奥卢获得约54%的支持率，远高于耶尔德勒姆的45%。两者差距较3个月前的选举明显扩大。当时，伊马姆奥卢仅以不到15000票的微弱优势战胜对手。

另一项数据也显示出明显差距，那就是投票率。3个月前选举时投票率为88%，此次则高达99%。土耳其媒体如此描述投票盛况：当地居民纷纷结束假期，不顾拥堵赶回家乡投票，有的甚至为此改变婚期，为的是不错过这场“事关重大”的选举……

伊斯坦布尔地方选举究竟多大的事？埃尔多安为何“输不起”这座城？

几组数据有助我们理解伊斯坦布尔对埃尔多安意味着什么——这座土耳其第一大城市拥有1500万人口，是选举的最大票仓。作为土耳其经济和文化中心，这里贡献了全国超过30%的GDP。更不用说它身处欧亚交通要冲的地缘政治“身价”。

此地还是埃尔多安的故乡和发迹之所。早年依靠在伊斯坦布尔街头卖烧饼和柠檬水营生的埃尔多安，在1994年的伊斯坦布尔地方选举中获胜并担任该市市长。他很大程度地改善了当地贫民窟、治安和交通问题，并以此为政绩建立正发党，直至走上权力巅峰。埃尔多安曾在选举活动中这样形容伊斯坦布尔的重要性：“谁赢了伊斯坦布尔，谁就赢了土耳其”。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郭长刚认为，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中央核心权力的摇篮，埃尔多安在选举之前曾经在国会发表演讲，称如果伊斯坦布尔得了风寒，整个土耳其都会感冒，这不仅在经济上适用，政治上也同样适用。

考虑到伊斯坦布尔的重要性、不容有任何闪失，在3月的地方选举中，正发党派出了党内大将耶尔德勒姆参与竞选，意在通过其声望来确保伊市市长职位，稳固正发党在该地乃至全国的统治根基。然而事与愿违，正发党与民族行动党建立的“人民联盟”在那次选举中不但丢掉伊斯坦布尔，还失去了首都安卡拉、伊兹密尔和安塔利亚等大城市的控制权。尽管“人民联盟”名义上赢得多数选区和选票，但用一场“惨胜”来形容毫不为过。

选举结果公布后，咽不下这口气的正发党想在伊斯坦布尔实现“逆袭”，以“选举违规行为”和“计票错误”为由要求在伊斯坦布尔的数个选区进行重新计票。之后，正发党又施压最高选举委员会，寻求取消选举结果并重新选举。此举虽然如愿，但被外界普遍视为一场“高风险赌博”，因为“一旦输掉选举，损失将更难承受，埃尔多安个人形象也会受损；即便赢了，也不会是一场真正的胜利。”

现在的结果是，埃尔多安真的赌输了。

“巨大的战略错误”

“从一开始，重新举行选举的决定就招致广泛批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说，“再加上举步维艰的经济、对政治体系以及对市政腐败的指控，选民们向正发党发出警告，称它并非不可战胜。”

在郭长刚看来，正发党二度选举反而“输得更惨”，有几大原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仍在于糟糕的经济表现。2018年8月以来的土美贸易战、里拉的大幅贬值、以及土耳其汇市、股市、债市的连遭重挫，使土耳其经历“三高”经济困局——高通胀率、高失业率、高赤字，根除这些问题难以通过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等老办法一招奏效。

不利的经济局面也使大量资本逃离到国外，带来经济“缺血”的恶性循环。按照土耳其“十五”计划目标，2018年土耳其GDP总额应达到1.3万亿美元，人均收入16000美元，然而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美土关系不畅，去年土耳其人均GDP为9632美元，民众获得感大打折扣。他们选择用脚投票，把怨气发泄在正发党头上。

其次，正发党犯了战略错误。如《华盛顿邮报》指出的，埃尔多安决定重新选举犯了“巨大的战略错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正发党选举失利是经济惹的祸，但埃尔多安却将矛头指向反对派舞弊，要求重选，给外界造成滥用政治权力的不良印象，反而放大了他执政期间的缺陷。不少在首次选举中摇摆的选民感到此举不得人心，再加上共和人民党采取“将伊斯坦布尔不同宗教、阶级和种族的居民融合到一起”的竞选方略，促使更多投票者抛弃执政党，转投反对党怀抱。

第三，战术失当。在重新竞选的头几周，正发党试图模仿反对派的积极策略。耶尔德勒姆承诺向伊斯坦布尔居民提供巨额补贴和额外津贴，从电话数据到更便宜的交通卡，再到削减水费、汽油费和学费。但在竞选的最后两周，正发党和埃尔多安又回到了传统的攻击模式，通过指责伊马姆奥卢与美国、“居伦运动”以及激进的库尔德工人党的关系等“搏票”。其间，虽然正发党也以一些微妙举动吸引库尔德选民，但这一做法力度太小，也太迟。有分析指出，正发党可能需要祭出更极端的措施，方可确保胜利。

第四，候选人形象使然。分析人士卡加普塔伊说，以前，埃尔多安代表普通人、虔诚信徒，以及无家可归者的声音，这些标签在近20年里成为他的品牌，但一切都过去了。如今，伊马姆奥卢被比作年轻的埃尔多安，因为他来自黑海地区，那里以战斗精神和风度翩翩、充满活力的态度而闻名。他承诺建立廉洁和全面的政府，大受选民追捧；他还成功利用了公众对执政党的普遍厌倦，以及对腐败和任人唯亲的抱怨。相比之下，在3月的竞选中，耶尔德勒姆似乎是一个“不太情愿”的候选人。在遭遇失败打击后，他才采取新的竞选风格，在广场和社区与选民见面，但一切为时已晚。

第五，反对派拿执政党涉嫌腐败说事。伊马姆奥卢短暂就任伊斯坦布尔市长后，开始调查该市的采购流程，曝出正发党的支持者们涉嫌利益输送，为埃尔多安选举谋利，使充满担忧的选民放弃了对正发党的支持。

政治版图“碎片化”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认为，尽管近年来土耳其政治环境得到巩固，但仍处于转型阶段，在经济和外交政策麻烦不断的时期，最大反对党候选人赢得伊斯坦布尔地方选举，意味着一场新的危机正在迫近。

郭长刚表示，从政治上看，埃尔多安的正发党此前连续两年的大选都势同走钢丝，说明其社会基础已不再坚如磐石，而此次的选举很有可能预示着未来土耳其各党派的力量对比。一个特征是，土耳其的政治版图正在加速“碎片化”——共和人民党、好党、幸福党虽然结成联盟，但意识形态各异，只是因为“反对埃尔多安”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人民联盟”内部裂痕也开始显现，有分析认为此次失利可能会加剧这种裂痕。

从经济上看，正发党失去对伊斯坦布尔的控制，意味着其财政收入来源将会受到极大影响，“埃尔多安经济学”长期执行高投入、低利率政策，并通过加大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的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一旦地方税收无法保障，“投资拉动”恐难维持。可以预料，土耳其未来几年的经济将面临更大困境。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晨认为，尽管伊马姆奥卢承诺，会与正发党合作，解决伊斯坦布尔的环境、就业、交通与叙利亚难民问题；埃尔多安也宣称正发党会在“不损害民主、法治和土耳其的和平、繁荣与稳定的情况下”，继续将2023年的土耳其总统大选定为目标，但双方的明争暗斗可能难以避免，甚或更趋激烈，具体来说有四种表现形式：

第一，埃尔多安通过架空市长权力来管理权力。CNN称，城市的第二管理机构伊斯坦布尔市议会仍然由正发党控制，伊马姆奥卢可能必须驾驭一个潜在的顽固市议会。杨晨认为，如果正发党不愿放权，那么通过议会来制衡新市长施政，将是个大概率事件。

第二，埃尔多安对伊马姆奥卢或左翼的共和人民党提出丑闻指控，指认其与库尔德激进势力、“居伦运动”有染，也是一种可能性。但有分析认为，以这种方式攻击政敌，或许只会提升伊马姆奥卢的受害者地位。

第三，执政党将大选时间提前至今年晚些时候或明年年初，以求重振声势。但从埃尔多安的表态看，似乎并无计划。作为正发党联盟的民族运动党也认为“谈论提前选举将是我们国家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分析认为，在正发党地方选举表现不佳的情况下，盲目提前选举可能冒很大风险，不是个好主意。

第四，执政党重新寻找同盟者，以便在关键立场上迎合更广泛民众诉求。杨晨认为，这有待观察，如果正发党延续与民族运动党结盟，表明对库尔德问题的施压不会放缓。反之，则表明它想重新松动、放缓对库尔德问题的政策。

杨晨认为，虽然伊斯坦布尔地方选举很重要，但在这座大城市失利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就此与2023年胜选无缘。执政党仍有时间在几年内做出调整，为大选布局。伊斯坦布尔选举说到底仍是地方选举，是埃尔多安自己拔高了选举的重要性，将其结果视作“不信任投票”，一切都是为了衡量2023年大选是否有必胜把握。埃尔多安的原计划是，在去年将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并废除总理之位后，他可以大权在握，在2023年建国100周年之际放开手脚大干一场。遗憾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郭长刚认为，原则上，埃尔多安的确有不少“内政牌”可打，去干扰和破坏反对派的攻讦，但作为政坛老手，这位政治强人也知道如果对内太折腾，“反作用力”也会很大，使原本堪忧的选情向更不利的方向“回摆”，因此会非常谨慎地处理对内问题。

郭长刚判断，埃尔多安的一个策略将是通过国际场合的折冲樽俎，为内部问题打开出路。因为如今埃尔多安在国内经济上回旋余地不大，无论是吸引外资，还是由于与西方关系恶化带来的经济阵痛，都需要从国外寻找解药。

土耳其《晨报》透露，埃尔多安将于月底出席G20大阪峰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商量S-400导弹系统问题。7月2日，他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与习主席见面时双方将聚焦商业合作。此后，埃尔多安预计访问印度，也会谈到印度决定购买S-400导弹系统的问题。今秋或今年底，他还将对伊拉克进行正式访问，讨论包括库尔德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关切。

郭长刚分析，埃尔多安“外交起舞”用意不言而喻，想实现三大目标。第一，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寻求平衡，最好能够在购买俄方装备的同时，说服华盛顿在军售问题上做出让步，不对安卡拉发动制裁。土耳其还想拉拢印度，打造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增加对美博弈筹码。第二，希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投资，能助其解决经济困难。第三，与伊拉克会商库尔德人问题，为国内政策服务。“总之，就是通过外交事务的谋划发力，解决国内发展遇到的问题。如果能取得收效，将为埃尔多安带来较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