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矛盾错综复杂、发展难以持续的城乡结合部困局，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各级组织以敢于负责、敢于碰硬、敢于创新的“三敢”精神迎难而上，全面启动城乡结合部50个重点村城市化工程，积极破解二元体制形成的困结，努力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一光看地名，“旧宫庑殿”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想象为紫禁城中的某个重地，而不是王国兴眼前这片瓦砾堆所在的城乡结合部。
7月的北京经常下雨，王国兴回旧宫探访的这个周末也不例外。“来看看村子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位大兴区旧宫镇庑殿三村村支书的话语里暗藏几分不舍，但更多的是期盼。
如果一年前你曾到旧宫镇的村子里转过一圈，那么马上就会明白他到底期盼什么了。“脏乱差？那是最简单的说法。”王国兴笑了。村民有更形象的概括：喝得起好酒，喝不上好水；养得起胃，养不起肺；开得起好车，走不上好路。
和所有城乡结合部的村庄一样，旧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放下了锄头，无奈依靠“瓦片经济”生活。小村子的人口一下多了起来，村民是收入不菲，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却不堪重负。
由于大量违章建楼，已经很难再进行综合排污系统建设，每到雨季，村中到处被污水浸泡，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也是由于大量违章建楼，导致没有空间进行环境建设，绿化美化成为奢望，村中垃圾遍地，异味难闻；还是由于大量违章建楼，原本就狭窄的乡间小路更加拥堵不堪，路面破损严重，车没人走得快。
还有更多尴尬。王国兴说，“有的村民出门，老婆都不敢一个人在家。”村民把房子出租出去，根本不看房客的证件，为了挣钱也不控制人数，经常有几十个人住在一起。很多村民在自己家里却没有半点安全感。村里家家户户都把房子盖到了宅基地的边缘，一层的地基盖五六层的房子，形成无数“贴面楼”、“握手楼”，不仅生活环境恶劣，并且暗藏重大安全隐患，一旦一家出现火灾险情，必将引起连锁反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情此景亦非旧宫独有。打开地图，姚家园、十八里店、龙爪树、夏家胡同、吴家村、肖家河、北苑村、东三旗……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这些人口杂聚、秩序混乱的村庄，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合围，也给城市发展打上了一个困结。
“租房赚钱，可房子高了有安全隐患，盖出了格儿又是违建，再赚钱也不是个长久之计。”王国兴说出了很多农民的担心。因为地理位置优越而盛行的“瓦片经济”，使农民有了一时的收入，但不受法律保护，不可持续。
“再说了，咱这里谁家还种地为生？离城这么近，可享受的依旧是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也不稳定。”农民有牢骚。以社保为例，企业城镇职工缴纳的是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高；城乡结合部农民适用的养老保险，则是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保底制度。
流动人口也有意见：生活环境差，交通不方便，安全无保障。
“谁不想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呢？”这位村支书和全体村民期盼的，是有法律保护的可持续收入，是稳定的就业，是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是现代化的社区管理，是安居乐业的氛围……不仅仅限于旧宫，这些也是所有城乡结合部地区农民的渴望。
2010年10月，昌平区东小口镇贺家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30名村民代表全部同意搬迁建设。3个月后，相邻的马连店村举行村民代表会议，36名代表又是全部同意搬迁建设。零点调查公司和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去年在海淀北坞村和朝阳大望京村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高达85%的村民认为建设回迁后的小区生活将比原来的好，81%的村民认为治安状况将会得到改善，73%的村民认为住房条件将得到改善。
破旧立新，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群众的迫切心声、热切期盼。
二要不要启动城乡结合部建设工程？摆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各级组织面前的，是一个两难选择。
动，难度巨大。
首先，钱从哪里来？进行城市化建设，旧村拆迁需要钱，搬迁补偿需要钱，安置房建设需要钱，整建制农转居也需要钱，解决城乡结合部累积的各种矛盾，彻底实现城市化，单就眼前这些能看到、想到的问题，解决起来就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即使创新融资服务，能否争取到金融管理部门的支持？即使现在有条件融资，但宏观经济形势会不会变化？
其次，人往哪里走？一方面，如何把当地户籍农民变成有资产的新市民，对于农民眼前丧失的“瓦片经济”收益，该用什么长远收益来弥补？另一方面，怎样才能够最大限度争取到外来人员的支持配合，顺利完成人口疏散？他们会不会“游牧”到其他区域，形成新的城乡结合部？
而追根溯源，城乡结合部的种种矛盾，乃是二元体制造成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城乡结合部快速发展算起，其中的矛盾和问题至少已经积累了20年。启动改造工程，破解城乡二元体制性障碍，实际上是个资源重新分配、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难点不在拆迁上，而是难在打破原来的体制机制，难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难在资源不足、情况不一、各方利益博弈上。这笔历史账积弊已深，不好算！（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不动，后患无穷。
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比例严重倒挂，导致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村级基层政权管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人口聚集的态势不相适应，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在出租房市场高额利润的刺激下，村民不断加盖楼房，海淀唐家岭合法建筑和违法建设的比例达到1∶5，安全问题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
其次，社会治安渐趋恶化。由于人口密集、成分复杂，一些城中村、出租房屋成为违法犯罪的“黑窝点”，各类刑事犯罪分子混迹其中。据统计，全市70%的治安、刑事案件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国内外不时发生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凸显了形成“贫民窟”对社会稳定的危害，也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经济发展也随着走入岔道。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城乡结合部地区的集体经济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小门店、租赁房等低端服务业填补了乡镇企业腾出的空间。这些低端服务业对本地农民就业基本没有什么拉动作用，也不符合首都产业发展方向。
不难看出，城乡结合部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最尖锐、利益诉求最复杂、二元体制障碍最明显、社会秩序最紊乱，已经成为阻碍首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顽固堡垒。如果不及早建设，将来动工难度会更大，成本也会更高。
同时，城乡结合部既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发展的广阔新空间，孕育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更充满着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新期盼。目前挖掘土地资源价值的投入产出效率最高，如果从点上有所突破，由点及面地推进建设工程，就能为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性障碍打开一扇“门”。
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有多大，机遇就有多大。
是借势而上还是顺流而下？执政者面临着意志与创新力的双重考验。
敢于负责，敢于碰硬，敢于创新，市委市政府用坚定的行动作出了回答！
三2010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十三。虎年春节的烟花味道还未散尽，一场攻坚战役吹响了冲锋号。
一大早，各区县、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就赶到北五环边的北京会议中心，参加全市城乡结合部建设动员大会。会场外寒风凛冽，会场内气氛热烈。市委书记刘淇作了激情洋溢的动员，他指出，当前全市发展中问题最大、矛盾最多、各方面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城乡结合部建设问题。这里的群众受城乡二元体制所困，既没有享受到城市发展的好处，也失去了新农村建设的实惠。这一地区不仅治安案件多发，而且在经济收入、生活水平等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我们决不能让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下去，必须下大决心、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
群众呼声是第一信号，群众需求是第一选择。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城乡结合部作为推进首都城市化第一位的着力点，凝心聚智，合力攻坚，并且本着先难后易的原则，把唐家岭、天竺、夏家胡同、贺村等50个矛盾最突出、问题最典型、社会影响也最大的村庄，作为实施城市化工程的首批重点村。明确用两年时间，基本完成旧村拆迁任务，全面启动回迁安置房建设，同步推进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整建制农转居、集体产业发展、农民就业、社区建设和环境绿化等一系列工作。
成立市城乡结合部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统筹、组织、协调、落实、督查市委市政府关于城乡结合部建设的决策部署，形成部门联动、上下配合、政策集成、资源整合的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城乡结合部建设各项任务。
划定时间底线，倒逼工作展开。这将是怎样的一场硬仗？！
凡成大事者，必先谋定而后动。其实早在一年前，市委市政府就已选定海淀区北坞村作为城乡结合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第一个试点村。寒来暑往的一年间，市委书记刘淇和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率30多个部门，先后六次深入北坞实地调研，与区里干部交流，与群众座谈，三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通过“解剖麻雀”，探求破解城乡结合部发展难题。从试点村的确定到问题的集体“会诊”，从规划方案审定到拆迁政策出台，从回迁房建设到集体经济发展，每一个重要节点、每一项重要工作，市领导都注意倾听群众呼声，从群众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始终将保护群众利益作为最大考量。
北坞村党支部副书记郭玉明回忆说：“刘淇书记当时反复强调，要兼顾环境改造和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绝不让农民在旧村改造中吃亏。”经过前后19次修改，《北坞村拆迁腾退方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获得全票通过。
北坞村位于城市的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总结绿隔地区建设经验，探索出了宅基地腾退上楼、地上物拆迁补偿、拆迁建设同步、就地城市化的建设模式。但全市城乡结合部面积近千平方公里，在这样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各村情况各异，不可能用一种方式来解决所有问题。2009年夏，市委市政府又将朝阳区大望京村作为城乡结合部建设的第二个试点村。
与北坞村不同，大望京村探索出了一条异地搬迁建设模式。即村子搬迁腾退后，土地进入土地储备中心进行交易，然后通过土地储备进行贷款融资，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由于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拆迁工作进展顺利。全村1692户在短短28天内全部自愿搬迁，没出现一个钉子户，没发生一起上访。
在推进试点的同时，市规划委提出通过城乡统筹，“一村一策”实施规划，逐步有计划地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思路；首都综治办、市流管办从加强城乡结合部人口服务管理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调研，形成了专题报告；市发改委继续总结城乡结合部绿化隔离带建设的经验，不断完善发展思路；市委社会工委牵头研究重点村如何推进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就城乡结合部建设进行了专题调研，在2010年两会上分别形成了“推动城乡结合部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一项议案和关于重点村改造整治统筹协调、农民集体建设租赁住房的两项提案，紧紧围绕破解城乡二元体制性障碍和保护群众利益，整体谋划，提出真知灼见。
在工作实践中，全市上下清醒地认识到，城乡结合部的城市化建设，不是传统的环境整治，也不是新农村建设，而是为了市民生活更美好、北京发展更均衡、首都环境更宜居，彻底地改变这一地区的发展方式，构建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形态。
市领导全力推动，各区县、各部门迅速行动。调研、试点，总结经验，集中智慧，关于重点村建设的具体思路，也在实践中渐渐成形：即坚持城市化的方向，坚持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取向，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工作导向，实行政府主导、农民主体、部门服务、区县主责、分工协作、上下联动的工作模式，围绕“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人往哪里走”，进行调、拆、建、转、管五个方面的工作，一环扣一环地稳步推进。
作为攻坚克难的先锋，新成立的城乡结合部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刻把目光瞄准了问题最多、矛盾最多、难度最大的地方，摸底数、摸情况，提供决策依据。破解城乡二元体制难，就着力推进规划、立项、融资等基础性工作；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利益保护难，就想方设法统筹解决农民的就业、资产、社会保障、组织管理等问题；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的建设机制难，就着力部门协调联动，落实区县主体责任，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一次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一个创新的社会管理实践大幕拉开。
四50个重点村主要位于三、四、五环路之间，如果按照现行体制和推进时序安排，可能用20年才能实现全部城市化。现在，花两年时间解决20年积累下来的二元矛盾，并让这些村庄提前20年完成城市化，可谓一次空前的“时空压缩”。
按照规划，在50个重点村85.3平方公里的村域面积中，要拆迁整理出45平方公里的土地，建设1500万平方米的农民回迁楼和620万平方米的产业用房，实现13平方公里的绿化面积，并建设交通、医疗、卫生、水务等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
时限短、任务重、标准高，把重点村建设“压缩”成了艰难的爬坡。开弓没有回头箭！
“改造城乡结合部，是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实现首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丰台区必须担负起历史使命，举全区之力去完成任务。”参加完2010年初的动员大会后，丰台区委书记李超钢向全区干部群众表达了这样的信念。
全市50个重点村，丰台占了8个。位于万柳桥西北角的夏家胡同，是所有重点村中唯一一个三环路内的村庄。夏家胡同的体制也非常特殊，这个自然村不是隶属于某个行政村，而是挂靠在丰台花乡农工商联合总公司下属的花神庙花圃下。村里没有村委会，管理比较松散；有党员，但党支部发挥的作用不够明显。听说要改造，一部分人担心没有眼前的房租收入，长远生计怎么办；一部分人不了解拆迁建设政策，产生了抵触情绪。
“夏家胡同一定要改！让老百姓住在这么危险、脏乱的环境里，是极大的不负责任！一定要耐心地解释政策，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让群众认识到为了眼前一点蝇头小利不顾长远利益，不值得。”区领导的决心毫不动摇。
重点村建设，村支书是最基层、第一线的政策贯彻者。2010年3月24日，全市50个重点村党支部书记以及所在乡镇领导走进课堂接受三天集中培训。“授课”主要围绕土地、拆迁等政策展开，老师中不仅有市领导，市发改委、农委、住建委、规划委、国土局等部门领导也悉数登场。为村支书举办这么高规格的拆迁建设政策培训班，在全市还是第一次。
“课程安排非常紧张，虽然时间不长，但内容很丰富。”朝阳区十八里店副乡长李志奇回忆，三天里不仅学了重点村的建设思路、基本模式和做群众工作的方法，还特意安排了一节讨论课，以相互交流经验为主，借助其他地区的实际经验，解决自己遇到的难题。“通过学习，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但底气也更足了。”
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村庄说拆就拆，村民故土难离，在所难免。顺义区天竺村在入户测量前，提前向村民发出公开信，方便村民早安排、早打算。村委会及时搜集、公布房源、就业岗位等各类便民信息。为缓解村民思乡之情，村委会还特地请来电视台逐户拍摄制作纪念光盘，送与村民留念。
旧村拆迁，周转房一住就是一两年，这段时间有个什么事找谁办？“没关系，村子没了，村委会还在，人住散了，政府的服务不能散。”大兴区瀛海镇“四有办”主任李建华说。大兴区提出让搬迁农民安置就业有岗位、经营增收有资产、稳定生活有保障、服务管理有组织的“四有”工作机制，解决搬迁村农民的后顾之忧，切实保障农民的长远利益。为此，瀛海镇成立了综合服务中心，22个搬迁村130名村干部都在这里上班，每天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为村民们办事，解决问题。
农民的利益要保护，流动人口的权益同样也要考虑周到。海淀东升乡八家村在未动迁之前，有2000多名流动人员子女在村内的两所打工子弟小学就读。一动迁，学校怎么办？在学校里就读的孩子们又怎么办？经东升乡政府协调，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合并成一所，在小营地区异地重建。2000多名流动人员子女，村委会帮忙联系学校，提前办理转学登记，全部得到妥善安置。
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大兴、顺义、通州、昌平、房山，但凡涉及重点村建设的区县，无不举全区之力打这场攻坚战。
五其实，所有的困难和艰辛，事前并非全无逆料。2010年初的全市动员大会上，刘淇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城乡结合部城市化工程任务很艰巨、难度很大，大家必须迎难而上、靠前指挥，敢于碰硬、敢于担当，遇到问题不绕着走，不回避矛盾。同时要善于做群众工作，善于妥善处理复杂利益关系。
2010年6月1日，一封名为《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的公开信贴满了唐家岭村的大街小巷。
“也许您在唐家岭租住多年，对唐家岭有着故乡般的感情；也许您来唐家岭居住刚半年或二三个月，但您对唐家岭村所做的贡献村民永远感谢您。作为客居唐家岭的您，面对这样一个即将改造的大环境，请您积极配合腾退改造工作，尽快开始您的新生活。”
这封公开信的发出，意味着酝酿半年的唐家岭村宅基地搬迁腾退工作即将正式启动。经过细致的工作，流动人口开始如潮水般慢慢退去。相比于疏散流动人口，对本村村民搬迁腾退的动员，却要困难得多。“基本上家家往外租房，一年几万、几十万的收入，谁肯轻易放弃？群众盼拆迁，真正要拆迁的时候，谁不想趁机多要一点？”参加拆迁动员工作的唐家岭村党员邓万录深有感触。
区、镇、村三级工作人员分成9个工作组，每个组包八九十户，挨家挨户送政策宣传材料。个别特殊家庭入户进不了门，进了门找不到人，找到人说不上话，好不容易把装有宣传材料的“明白袋”递了过去，又被村民隔着墙扔了出来——这样的情景，每个组都会碰上若干次。
夏家胡同腾退搬迁工作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刚开始进展非常缓慢。”花乡党委书记李智回忆。由于少部分村民的强硬阻挠，工作组最初都进不了村。往墙上张贴政策宣传材料，很快就被人撕下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连出席的人都没有。怎么办？
丰台区领导先后七次连夜召开会议，研判形势，作出部署：“先从夯实基层党组织力量开始。”花乡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果断抽调2名党总支委员进驻夏家胡同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同时又安排多名骨干充实到夏家胡同管理机构。与此同时，指挥部又从全区抽调40余名干部，分片包户，通过电话、约见的方式，细说城市化和搬迁政策。“不夸张地说，那时候光电话就打了有7000多个！”
从一开始的不理解、不响应、不配合，到愿意把工作人员请进家门坐下来说一说，村民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不了解政策的时候，有的村民态度可能有点偏激。但我们做的终归是维护老百姓利益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们坐得住。并且就凭这一点，我们最终会赢得老百姓的信任。”李智说。
今年1月13日凌晨两点，房山区拱辰街道东羊庄村村委会的会议室里仍然灯火通明。和一户村民的谈判，此时陷入了僵局。“不给我现房，什么都别谈。”村民的态度很固执。
现房？哪儿还有现房？村党支部书记刘永军急得直挠头。前些年，由于良乡高教园建设占地，启动部分旧村改造，盖了两栋住宅楼，用于安置被占地村民。富余的几十套楼房，这次在签订腾退协议时，已经优先分给有迫切需要的村民。到这个时候，已经一套现房也不剩了。“咱村的安置楼说话就动工，住进去也就这一两年的事。”刘永军苦口相劝，但是无济于事。
说不清这已经是第几次谈判，会议室里的气氛有些凝重。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参与拆迁动员工作的党员刘高峰忽然开了口，“要不，把我的房让给你吧？”
“你刚才说什么？”满屋子的人，包括这位村民，全愣住了，谁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说，把我的房让给你。”刘高峰又重复了一遍。“我那房也是头些年村里占地补给我的，95平方米，两居，都是朝阳的，还一次没住过。本来是想过了年接我爸妈过来住的，你要着急，先让给你。”
“兄弟，你不是骗我的吧？”
“天一亮我就把钥匙给你送过去。”
解决了房子问题，这户村民终于在凌晨签订了拆迁协议。
设身处地为群众考虑，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这就是党员干部敢于碰硬的底气所在！
六敢于碰硬不是硬碰，不是蛮干、傻干、不计后果地干，而是聪明地干、精明地干、高明地干。
面对难题的时候，所有党员干部和一线工作人员都学会了算账，既算宏观的账，即社会公共利益，更算微观的账，即农民的利益得失。他们知道，只要算出两本账的一致性，就是摸到了规律，就能运用智慧巧妙地解决难题。
大兴旧宫，曾是远近闻名的“脏乱差”乡镇，流动人口多，违法建设多，低端产业多。但在启动拆迁后，仅两个月时间，村民的院落就拆除了95%。一个“硬骨头”何以能如此之快地被啃下？答案就是党员干部以百姓利益为出发点，为农民算清了“感情账、眼前账、未来账、困难账”。
算清感情账，党员们带头签约。在拆迁初始阶段，不少村民因为租房利益受损、难离故土，不愿意先签协议，拆迁一度陷入僵局。为做好引导工作，镇纪委书记李学彬第一个表态：“我家先签，严格按标准签。”家人难舍老宅子，他反复做工作，终于说通了家里人，第一个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
所有的村两委干部都是带头先拆自家房子，再去做亲戚朋友的工作。从动迁开始，镇党委班子成员实行无假日工作制，每人一张凉席，晚上住办公室，白天下村入户做工作，连续两个月谁也没有回家睡过觉。
农民心里没底，党员给算清拆迁的眼前利益账、长远生计账。重点村建设虽然拆掉了农民的“瓦片经济”，但农民将得到合理的财产权补偿、明晰的集体资产股权、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转移就业岗位、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村集体经济还将得以转型、发展、壮大，区域环境大大改善。
旧宫三村的支书于满仓，每天计算器不离手。“早晨开完会就下村里转。”不管遇到谁，于满仓都上去问问是否签了约，讲政策深入浅出，讲回迁后的美好前景，拿出计算器算拆迁补偿款，农民心里犯含糊的账，于满仓都给算清楚。每天三四点睡，吃饭没正点，饼干随身带，成了党员这两个月的生活方式。
个别农民还有本“困难账”，党员就当困难户的代言人。有些农户家庭人口多，祖孙三代居住面积小。“分得开、住得下”是拆迁补偿的原则，镇里成立了党委“七人小组”，每次一有特殊情况，立即召开特别会议研究，保障农民的利益，不让农民吃亏。
帮人算账，也是唐家岭全村53名党员的工作方式。党员邓万录在劝说自己弟弟邓万启时做了个比较，“这会儿租房看着能挣钱，可这钱挣得不踏实，万一哪天出点事，全完！明儿上了楼，分你几套楼房——你自己算算，得挣多少年房租才能买得起这新楼房？——有富余的房子照样往外租。”
账算明白了，结果最初“死也不同意搬迁的”邓万启就像换了一个人。2010年7月19日，唐家岭村正式启动宅基地腾退，他特地起了个大早，第一个赶到村委会签订腾退协议，并且当天就腾房、交钥匙，“盼着咱村早点改造，早得实惠。”
高七层、多达300多个房间的董家大院堪称唐家岭村“地标性”违法建设，在网络上名噪一时。“刚刚建成一年多，本还没收回来，说什么也不能拆！”经营董家大院的董家四兄弟最初对工作组人员闭门不见。
西北旺镇领导亲自上门，算大账、算小账，晚上七八点钟去，有时候一谈就谈到天亮。这次没谈拢，下次去接着再谈。不知道经过多少次彻夜长谈，终于，董家四兄弟的态度开始松动了。
“搬行，我这投资怎么收回？”
“拆迁政策，对所有村民都一样，多补偿是不可能的。再往后拖，错过了搬迁奖励期，损失只能更多。”
“我们家300多间房呢，哪能说搬就搬。再说了，这么多家具、电器，这么短时间也没法处理。”
“搬家你放心，村委会帮你找车。电器、家具处理不掉的，暂时腾一间屋子给你，先搁着……”
经过四五十次的协调，董家兄弟提出的所有困难，镇政府、村委会都在原则范围内给予了帮助。默不作声的董家四兄弟最后终于在腾退拆迁协议上签字。
2010年10月28日，铲车开进董家大院，这个唐家岭村“最牛”违建轰然倒地。50天后，唐家岭地区1153个旧村宅基地院落全部完成腾退，比预定日期提前了12天。
七城乡结合部建设最难啃的“硬骨头”，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这种体制性障碍，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关系和难以平衡的政策冲突，甚至逐步固化成制度性矛盾。而两年基本完成重点村建设任务，是市委、市政府对全市人民的郑重承诺。各部门凝聚在共同目标下，不断创新工作思路。
唐家岭建设一度陷入僵局。“历史遗留的问题、利益协调的问题相互交织，解决起来实在让人头痛。”海淀区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主任肖敏鹏对这一过程记忆犹新。
2001年，为配合市重点工程中关村软件园建设，海淀区按照绿化隔离地区用地政策，开工建设西北旺新村，承担东北旺、西北旺、唐家岭、土井四个村的搬迁安置任务。由于资金紧张，区里把筹措到的资金全部集中用于软件园内的东北旺村和西北旺村搬迁安置，暂缓了唐家岭村、土井村的改造。
这一缓就缓了10个年头。到了2010年这一年，唐家岭地区被纳入市级挂账重点村，旧村腾退任务年底前必须完成。但是，在这10个年头中，人口数量、搬迁成本等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原建设方案中用于唐家岭地区搬迁安置的地块，无论用地面积、建筑面积，还是建设资金都产生了很大的缺口。
不仅如此，已经搬迁的西北旺村村民也有意见：用我们的地给别的村拆迁安置，那我们上哪儿发展产业去？没了收入谁来管？这是命根子，不能给！
唐家岭建设被规划卡住了脖子，怎么办？
在去往唐家岭的路上，年轻的规划师李秀伟深知任务艰巨。以往的规划主要是对未来发展的引导、控制、规范，是静态地展现发展蓝图。而眼下要针对历史遗留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算清历史账，这是一道多重难题。
一次次实地调研，一次次座谈协商，李秀伟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能不能统筹区域的建设用地、建设资金和农民安置，优先保证农民回迁房用地和产业用地？
区域统筹，让唐家岭村建设柳暗花明。
在村域层面，打破行政区划和空间的自然分割，把唐家岭和土井两村的回迁安置房集中建在一起，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将部分规划集体产业用地用于公租房建设，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促进流动人口有序管理。在镇域层面，针对西北旺村村民对生活保障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除了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偿，还将一定面积的产业用房划转给村里经营管理，为地区整体建设和西北旺新村的后续建设奠定了基础。
一招棋活，满盘皆赢。这样的故事在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建设中不断上演。
资金匮乏，让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村拆迁停滞了。如果从区财政直接拨付，全区有8个村同时拆迁，实在吃不消。找银行贷款，村里又没有抵押物。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政府储备土地和入市交易土地联席会议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契机。
“重点村建设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资金筹措问题。”市国土局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副主任周同伟说，为解决这个问题，市国土局首创了“统筹安排抵押物”办法，对系统内的土储资源统一调配利用。这个政策创新，可以让石景山区的一个土地储备项目，被暂“借”到丰台区，为大红门村争取到了28亿元的贷款额度。资金瓶颈破解了！
在融资瓶颈破解的背后，还有人行、银监会、人行营管部、北京银监局领导的多次实地调研。正是金融管理服务部门的支持，才有了保险资金、私募债等资金的进入，才有了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兜底，才有了更加完善的土地储备贷款模式。
一些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行政审批大厅还很陌生，因为原先他们根本就不能作为立项主体出现，重点村改造给了他们立项的新权利。惴惴不安地递上相关材料，还在为自身条件担心的时候，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惊喜：所有项目进入了“绿色通道”。
不过，立项的惊喜很快就被迷惘取代了，材料一个接一个补充，表格一个接一个补填。不断地来回“拉抽屉”。如何更有效地提供服务？市政府授权市发改委直接核准重点村规模限额以上项目，市发改委则下放原有重点村立项核准权和招投标核准权，于是一下子缩短了立项核准办理时间。
在回迁安置房建设中，市住建委查招投标、查许可文件、查程序，检钢筋、检预拌混凝土、检防水材料等，把“质量第一”的原则贯彻到了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竣工验收的全过程。政法部门指导加强风险评估，结合入户宣传做好大走访工作，信访部门超前介入，把民意诉求不断转化为决策条件，人力社保推进充分就业村建设，研究整建制农转居政策，市政市容部门提前谋划专项管理规划，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市监察局开展专项督查……
可以说，重点村建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复制，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套用，需要所有参与者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动工作。
八城乡结合部建设，拆掉的是一个个旧村庄，构筑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完成拆迁，只是打烂了一个旧世界；拆迁之后，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拆一个村、建一栋楼容易，而让一个个农民变成有资产的新市民，不容易！
加入城市社保是农民成为新市民的重要保障。农民集中上楼后，生产生活方式已经转变，宅基地已经集约规划利用，但由于一些重点村土地没有全部被征完，部分村民不能转居，又将遗留新的问题。能否在不挂钩土地管理制度，不区分集体土地剩余多少，不改变土地产权属性的情况下推进整建制农转居？整建制农转居能不能先在重点村进行试点？资金筹措能不能分类分别解决？去年7月，市政府作出了整建制农转居的重要决策，探索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要实现农村城市化、农民变市民、带着资产进城，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必须是基础和前提，50个重点村的建设中同步推进了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市农委副主任陈涛介绍，产权制度改革的最大获益者是农民，他们将拥有薪金、股金、保障金和租金“四金”。
朝阳崔各庄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起步较早，全乡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统筹模式，打破了所辖15个行政村的界限，实行统一开发、整合资源、专业管理的思路，避免了各村因资源禀赋、基础条件、规划绿地和产业用地面积不等所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均局面。包括北皋村在内的15个村再以集体土地使用权入股乡组建的资源资产股份合作联社，各村按照土地面积的比例持股，农民不但能享受到土地的租金收益，还能获得年度递增额度。
海淀区东升乡则按照“先重组、后改制”模式，对三个二级公司和10多个直属企业进行资产重组，乡组建合作经济总社，各村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全乡实现了每个农民人均集体资产相对均等化，解决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
各乡产权改革虽模式不同，但都达到了产权明晰、收益合理分配的目的。农民成为集体经济的主体和主人，有了决策权、经营权和管理权；同时按股份分红成为股东，收入实现了新增长。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刘守英所说，北京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建设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以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生计为出发点，以实现健康的、可持续的城市化为根本目标，为打破长期困扰我国的二元体制性障碍提供了实践范本，为农民彻底融入城市化提供了一条新路。
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把各方智慧凝聚和激发出来。城乡结合部建设，形成了千帆竞秀、百舸争流的生动局面。
九50个重点村的建设，寄托着人民生活更美好、北京发展更均衡、首都环境更宜居的大希望，是推动城乡结合部城市化建设的大胆探索。
50个重点村村域面积相当于新东城和新西城的面积之和，一次性将这么大规模的区域彻底融入到城市化中来，更是首都发展中浓墨重彩的大手笔。
截至目前，启动拆迁的41个重点村中，27个已完成，共拆除住宅约2万户；30个重点村及时启动了回迁安置房建设，总建筑面积约700万平方米；50个村全部启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完成34个，量化总资产66.2亿元，人均股权11.5万元；6个重点村已整建制转居，14852名农民加入了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
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一个个传统的农村社会形态正在消失，一个个城市化新兴社区即将来临，一个个农民身份正在转为有资产的新市民。
经过一年多的积极探索，规划制定、立项审批、土地利用、资金融通、产业发展、产权改革、社会管理……城乡一体化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得以创新。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检验，一支能够做好群众工作，讲政治、顾大局，掌握政策、讲究策略，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团结协作的干部队伍迅速成长。
这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成果。展望重点村建设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实现农民充分就业、农民融入城市化生活、集体产业发展壮大等将需更长的时间。能否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将决定这场攻坚战最后的胜负。
今年的城乡结合部建设工作会议上，刘淇号召全市党员干部一切为了人民，继续发扬敢于负责、敢于碰硬、敢于创新的精神。他说：“敢于负责就是要敢于承担起历史性的责任，以积极务实的态度解决矛盾最多、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敢于碰硬就是遇到问题不躲着走、绕着走，而是直面矛盾、攻坚克难，下功夫解决问题和矛盾。敢于创新就是以改革的精神创造性地推动各项工作。”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有“三敢”精神作动力，城乡结合部50个重点村一定能够率先破解二元体制形成的困结，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为首都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标题题字 曾正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