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产党人的探索之路

李东朗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根本因素，而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武装和指导下创造辉煌的。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回顾党的早期创始人的彷徨、探索到最终的选择，对于回答这些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这对当前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伟大作用、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同样大有裨益。

在救国图存中走向马克思主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耳闻目睹国家的危难，激发出强烈的爱国心，革命志愿随之迸发。年龄大者如陈独秀、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都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时年18岁的毛泽东在辛亥革命之年也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李大钊学生时代就十分悲愤国事的窳败，写道“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这种强烈的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情怀，是早期党的创始人不断探索前进、最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动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贵族的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但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及其继任的北洋军阀，对内实行军事独裁，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各路军阀割据混战愈演愈烈，祸国殃民事件频发。“共和国”名存实亡，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深陷危机之中。

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愤恨北洋军阀倒行逆施的混乱统治。政治黑暗、国家衰败的现实，再次引发了他们的强烈爱国心，引发他们对国家前途的思考。毛泽东倡言“根本改造”中国、李大钊主张“再造中国”，张闻天说，“我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情意上早感到不安，因不安也早产生了改造的决心”。散布于各地的中国早期先进分子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改造中国的共识。这种思想认识，推动着他们在探索中走向马克思主义。

在思想探索中接受马克思主义

一般说来，早期党的创始人“改造中国”的思想探索，大都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文化救国”曾被他们作为一个主要的途径。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由此形成激荡全国的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陈独秀等“文化救国”的尝试。与此同时，李大钊呐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中华”；毛泽东主张“时时涤旧，染而新之”以再造中华；周恩来曾自勉“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勤奋学习以使“中华腾飞”于世界；蔡和森主张以“新民”“除暴君”；瞿秋白重视“文化救国”。他们看到当时中国“国民性”之麻木、愚弱等缺点，试图通过思想启蒙运动，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觉醒，实现国家的振兴。

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在中国流传，特别是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一度颇为风靡，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早期党的创始人中有不少曾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他们还曾幻想走改良的道路。

但几经选择后，他们最后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10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马克思主义乃 “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也明确表示，对于关系“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的问题不能装聋作哑，强调国人“彻底的觉悟”，对政治根本问题要“急谋改革”。1920年秋，他进而认识到：“中国的改造与存在，既不采取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也非民主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马格斯（编者注：即马克思）主义”。蔡和森提出：“我以为要先组织党——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对此非常赞成：“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偌大的改造事业。”周恩来、李达、杨匏安、李汉俊等在留学外国期间，通过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董必武、林伯渠等在实践中发觉孙中山革命的路子不对头，在探索新的革命方法和研读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转向马克思主义。

在实践比较中选择马克思主义

早期党的创始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过程各有不同，但是深层原因是共同的。

一是，资产阶级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孙中山几起几仆、迭次失败，给当时的先进分子沉痛的教训，也促使他们积极进行新的探索。同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破产，兴起于各地的工读互助运动和“新村”试验，相继失败。比如，“联省自治”主张曾颇为流行，毛泽东曾很投入地参加湖南自治运动，但他从其失败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李大钊、陈独秀同样是从改良主义的失败中，引发了思想巨变。无政府主义则以其理论的荒谬性和严重脱离实际的缺陷，被先进分子迅速抛弃。

二是，资本主义制度暴露出严重的弊端。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引发中国的先进分子对“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劳资矛盾和社会问题，使早期共产党人认识到不能走其路。

三是，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的巨大魅力折服了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发展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矛盾运动等观点；关于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生产过程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一部分，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观点；关于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不同的观点，以及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建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等基本思想，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为改造中国提供了科学理论。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震撼了中国先进分子。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它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巨大威力，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一种似乎更为科学的政治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彷徨的不断探索着的中国人当然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验。”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