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被老师打耳光后坠楼死亡

扬中中学生坠楼案调查

-本刊记者/刘炎迅 (发自江苏扬中市)

15岁的中学生祝新在政治课上被任课老师打了几个耳光，之后坠楼而死

“是老师害死了他。”潘云英泣不成声。这个53岁的农妇，家住扬中市三茅镇兴阳村，11月12日下午，她15岁的儿子祝新，在政治课尚未结束的时候，从4楼教室外的走廊上摔下。

扬中是一座小城，紧靠长江南岸，为江苏省镇江市下辖的一座县级市，祝新坠楼身亡事件一时间传得满城风雨。

人们希望弄清楚的是，祝星死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噩耗

“你家小孩从楼上滚下去了，我用车去接你，快点来！”11月12日下午4点50分，潘云英接到一个电话，是儿子祝新所在的扬中市第一中学9年级12班班主任田敏老师打来的，田敏同时教授该班英语。

“伤哪儿了？”潘云英连忙问，“脚??可能有点伤??”电话那头的田老师有些支吾。

“那我自己去医院吧，不用你们车子来接。”听说儿子只是脚有点伤，潘云英稍微放心了些。

很快，潘云英和几位亲属搭着村子里邻居的车，赶到了扬中市人民医院。在一楼门诊部，潘云英没有看到儿子和老师的身影，急忙拨通田敏的电话：“我们到了，你们怎么不在门诊这儿？”“上来吧，在三楼。”对方匆匆挂断电话。

“三楼？那不是手术室吗？”潘云英来不及多想，跑着上了三楼，在三楼手术室门口，她看到田敏老师和几个陌生的男子站在那儿。 “孩子呢？”“在手术室里，抢救呢。”一位医生正好经过，顺口说道。

“抢救？”潘云英感到不妙，哭着要往手术室里闯，被几位医生拦住。 “赶快签字，孩子很危险，要手术。”其中一位医生说。在几位亲友的搀扶下，已经哭坐在地的潘云英艰难起身，签了字。

下午5点多，医生走出手术室，对潘云英等人说：“没救活，孩子死了。”

“不是说脚有点伤吗，怎么把命还送了！”潘云英放声大哭。医生递给她一张单子，死亡通知单上写着：“患者祝新，因头胸腹复合伤，肝破裂，下腔静脉破裂，后腹膜血肿，失血性休克，于2007年11月12日17时50分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治医生戴春和郑应都签了字。

一旁祝新的阿姨丁兰美紧走两步，进了手术室。祝新躺在手术台上，全身赤裸，右侧脸颊完全青紫，高高肿起，双唇肿胀着，口中除上腭2颗门牙，其他牙齿都没了，下嘴唇处，一道5公分的血口子裂着。丁兰美掀开祝新手臂上盖着的白布单，“看到孩子整个左臂都断了，还肿着。”丁美兰眼睛一黑，差点摔倒。

同学讲述

11月18日，连日阴雨的扬中城终于放晴，冷风却愈发显得刺骨。

扬中市第一中学大门外，三三两两穿着校服的学生经过。在这个星期日的下午，祝新的同班同学徐筠(化名)横跨在一辆山地自行车上，望着几步之外空旷的校园，面无表情。

“祝新就坐在我座位后面隔着的一排，跟我玩得非常好。”徐筠对《新世纪周刊》说。他说话时不停地前后移动着自行车。

12日祝新出事那天的政治课从下午3点25分开始，本来是英语课，教英语的班主任田敏老师因为颈椎发炎，请假去医院针灸，临时换成了陈太荣老师的政治课。

“课上到一半，陈老师让我们拿出课本划重点，我们都低着头划。陈老师突然停下来了，就看到他从第三组和第四组之间的过道绕到第二组最后一排的祝新面前，甩起手给了祝新两个耳刮子。”徐筠一边说着，一边拿手在自己脸上狠狠地扇了一下，“为了祝新，我豁出去了，这样你会明白些。”他揉着自己的脸颊，皱着眉，对《新世纪周刊》说，“当时老师打得比这重，声音更响。祝新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陈老师又骂了他几句，就回头从第二组和第三组之间的小过道往讲台走，没走几步，后面忽然轰隆一声，我回头一看，祝新已经站了起来，课桌被他掀翻了，倒在一边。”徐筠说，这时的祝新泪流满面，直直地站在那，瞪着陈太荣，但没有说话。紧挨着祝新位置的马余(化名)事后回忆，祝新站着，攥着拳头，身子在抖。

“你想干什么！去，给我站到后面去。”陈太荣大声冲祝新吼道，同时让一个同学把掀翻了的课桌搬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祝新站在教室后黑板那儿，陈老师继续讲课。临下课前几分钟，课讲完了，陈老师让我们读书。”徐筠说，这时陈太荣又走到祝新面前，捡起之前祝新掉在地上的政治书，不停地拍打着祝新的脸，又是一个耳光。

当时座位离陈太荣和祝新较近的学生牛雨(化名)事后告诉《新世纪周刊》，陈太荣将政治书抵到祝新眼前，又骂：“你自己看看，有没有划，我打你冤不冤？”这时，牛雨隔着陈太荣的背影看到祝新的头向一侧猛地歪了几下，“好像是被陈老师抓着鬓角的头发拽的，陈老师经常这样拽我们的头发。”

祝新一直没说话，流着泪瞪着老师。陈老师往讲台走去。中途，陈老师回头指着祝新，大声说：“你给我拿着书，到田老师办公室等我，下课了我来处理你。”

“后来我回头看，祝新已经不在教室后面了。”徐筠说，下课铃响前，教数学的方广荣老师急匆匆地跑进教室，“说祝新摔到一楼地上了，我们的教室在四楼。很快，下课铃响了，我们都想冲出去看，被老师拦住了，只好呆在教室里。”

紧靠着祝新坠楼点的一楼8年级9班和10班的学生，也被老师拦在教室里，“不过我们跑得快的，还是挤在教室门口看到了。”8年级9班学生潘勇(化名)告诉《新世纪周刊》，“祝新趴在地上，向左面歪着，面朝我，他身上和地上全是血，眼睛里也留着血，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

潘勇回忆，很快，校长徐小祥带着几个老师跑过来，“徐校长抱起祝新，口里不停地喊着祝新的名字，让他坚持住。救护车也来了，祝新就被转到担架上，让车子带走了。”

“祝新刚被带走后，就有几个人拿水来浇地上的血，冲干净后又撒了一些灰粉。”潘勇说。

联合调查组介入

祝新的阿姨潘晓红对《新世纪周刊》说，事发当天，他们得知孩子坠楼后，在5点40分左右到城中派出所报案。

祝新坠楼案发生后，当地迅速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该调查组由该市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王琴和市政法委副书记殷立峰主要负责，另有市政府办公室、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监察局、市教育局等主要领导参与。在当地人眼中，“这是一个规格很高的调查组。”

11月12日事发当天，祝新的同班同学牛雨一放学就回了家，“扒了两口饭就上楼去了。”牛雨的母亲张玉芬说。当天晚上9点，一家人准备睡觉，突然接到田敏的电话，“说是马上有警察要来我家问点事情。”张玉芬吓坏了，以为牛雨在学校闯了祸，赶紧跑到牛雨房间，推醒儿子。牛雨将头探出被窝，嘟喃着：“今天祝新从四楼跳下去了。”

“来了一个警察，让我孩子讲事情经过，做了记录。”张玉芬说。9年级12班的大部分同学，在事发后都接受了当地警方的询问。

11月15日下午5点多，在扬中市信访局三楼会议室，联合调查组向祝家人通报最终调查结论。《新世纪周刊》记者旁听了此次会议。

该市政法委副书记殷立峰在会上说，事发后的几天里，联合调查组两次调查共询问30人，39人次，其中学生28人次，调阅查看了监控录像，勘查了现场，对祝新尸体进行了尸表检验，查清了基本事实。

对于课堂上发生的情况，调查组的结论和学生的描述基本一致。而祝新从教室走出去之后发生了什么，调查结论说：“16时4分24秒，祝新从教室后门走出教室，沿走廊由西向东走。16时4分37秒，正在三楼走廊行走的该校老师吴锦华听到一声响后，探身发现祝新趴在一楼西北间地面上，便立即电话报告该校校长徐小祥，后学校老师立即打120叫救护车，将祝新送人民医院抢救。临下课前，该校老师方广荣得知此事后，即赶到九(12)班，通知陈太荣，陈太荣随后下楼参与抢救。16时07分，市人民医院120接到报警，随即派出救护车将祝新送人民医院，16时17分左右，祝新被送到市人民医院，并进行了CT等检查，16时30分，进手术室手术，17时50分，祝呼吸心跳停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调查排除了祝新被他杀的可能。”

双方僵持

对于调查组的结论，祝家人仍有不满的地方。

祝家人告诉《新世纪周刊》，13日一早，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祝新的尸体被偷偷从医院运到火葬场。事后他们又将祝新的尸体从火葬场抢回。“他们背着我们家属把孩子送到火葬场，是什么目的？”祝新的姨父张柏龙说。

“祝新教室前有监控探头，我们看了当时的两个不同位置监控探头拍下的录像。”他们疑惑的是，为什么监控画面没有拍到祝新跳楼的位置。“校方说探头有死角，那究竟在那个死角，是祝新一个人，还是与老师两个人。他们有没有发生扭打？”祝新的姐姐祝娟说。

据了解，前不久，该校为迎接“教育现代化示范市”的验收，学校的监控已被全部升级，以此保障校园内各角落的学生安全。学校方面所说的死角，即祝新坠楼前最后一刻站在四楼走廊的那片区域，位于两个监控探头之间。

《新世纪周刊》记者试图联系该校校长徐小祥未果。当事人陈太荣老师，在事发后也不知所踪，有知情人透露，陈太荣已经被当地警方保护起来，而他在该市人民医院工作的妻子，也已经多天没有上班。陈太荣的儿子，目前每天上下学都有警员随行。对此，扬中市警方未给予证实。

11月15日下午，结束了最后一次协调会，祝瑞文走在漆黑的楼道里。这时，他的手机响了，铃声是欢快的《吉祥三宝》，他很快按掉，自言自语地说：“该换了。”

祝新死后的两天里，祝家几十号人拿着横幅到学校门口讨说法。“他们烧纸钱，堵着大门，我们放学只好从一侧的校门经过隔壁少年宫回家。”祝新的同学徐筠说。

张柏龙也向《新世纪周刊》坦言，14日那天，除了祝家数十人外，还有不少村子里的人自发地到学校门口示威。“来了好多警察，要撕我们的横幅，我们哪里肯，推来推去，有人膀子都流血了。学校的一个副校长拦在门口，骂骂咧咧，我一看就来气，拿起手中的一杯水泼过去，让他闭嘴。”

11月15日，在兴阳村祝家门前的院子里，一个高高的帐篷被支起来，里面摆放着十来张桌子，全坐满了人。“这个大帐篷可是请得专门工匠建的，都是用结实的钢材搭的龙骨。”院子的一侧紧靠着祝家装修漂亮的三层楼房。

祝新的尸体被装在一个水晶棺材里，四周有一圈交替闪光的彩灯。“这个棺材可以保持低温，让孩子的尸体变化慢些。”棺材摆放在一楼堂屋里，十几个老妇人正围坐一旁，叠着纸元宝。

“孩子成绩差，我们没给他压力。前不久我们刚刚在城里买了一处临街的门面房，150多万，就想着孩子初中毕业了可以回来跟着他爸爸做生意。”潘云英哭着说。

兴阳村周边的一些村民告诉《新世纪周刊》，在当地，一般人家不会这般隆重地为孩子搞葬礼，“祝家人是在以给老人办葬礼的规格来祭奠小孩。”

不知所踪的老师和永远离去的学生

陈太荣究竟是怎样一个老师，由于熟知他的人拒绝接受采访，记者难以获知。据当地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透露，陈太荣有一位亲戚原是扬中市委的领导，后来调到相邻的一座城市任职。这一点也成为扬中市民热衷谈论的话题。

在扬中市第一中学的网站上，陈太荣写有39篇教学随笔。在《如何面对学生的过错》一文中，陈太荣写道：“面对学生的过错，我们不应该回避，更应该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错误，但要注意批评的艺术，不能过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一味表扬，会蒙蔽他，使他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一味的批评，会使他忽略自己的优点。我们只有把这两个极端结合起来，让学生回到褒贬结合的正常轨迹中，他们才能更健康地成长，使他们在充满自信的同时，能理智地看到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能坦然面对别人善意的批评、提醒。只有这样，他们的人格才能得到完善，才能真正成为社会需要的人。”

在另外一篇题为《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文章中，陈太荣认为：“教育方法是应该讲究，‘恐吓’也是方法之一。但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句话没考虑学生的情感和实际接受情况；而且，也不具备可行性。他真的再犯事了，你不给他机会，那难道开除他？因此，‘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具体操作的时候，总是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一个教师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师，在于他能否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非常重要的是能够为各种不同的学生提供或创造可以让他们有做得更好的机会。”

学生徐筠说，陈太荣课上得还不错，就是经常会打学生耳光，“我也被打过，祝新出事那天课上，另外两个学生也被扇了耳光。”

在徐筠等同学眼中，1米75个头的祝新开朗活泼，“有点胖，脸有点圆，爱笑，笑起来还满好玩的。”

祝新的几位同学都说，在课堂上，祝新曾经也多次被老师打过，但都不会在意 ，有时老师转过脸去他还会自嘲地笑笑，“没有想到那天会跳楼。”

11月18日，在三茅镇兴阳村祝家堂屋内，潘云英一面烧着纸钱，一面喃喃自语，又好像是说给别人听，“12日那一天早上，祝新去上学，出门前他还特意关照，让我买烤鸭和棉花糖，晚上回来他要吃??”

“早知道就让他回镇上来读书了。”潘云英哭着说，祝新初二时，有一次被老师打了，回来告诉她，她第二天去找老师理论，过后的几天，老师都在课堂上说：“有些同学，屁大点事情都要回去告诉家长。”

从那次起，祝新再也不回来讲学校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知道，老师还是会经常打他。”潘云英说，那时她和丈夫曾商量，让孩子从市一中转回三茅镇中学，丈夫祝瑞文当即否决：“好好的在城里读书，却要回到乡下来，让街坊四邻怎么想孩子！”

学校没有转，但是祝新父母还是打算想点办法，让老师对祝新好些。初二下学期快结束时，祝家请4位老师吃了顿饭，饭后又每人塞了一个1000元红包，“好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打骂祝新了，那些老师真是??”

“不瞒你说，为了要个男孩，我38岁怀孕生下祝新，因为超生被罚款，我们就想他能成为我们家的‘新的希望’，便给他取名祝新。”潘云英说，现在，这个晚来的“新”希望，却抛下他们，提前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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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为敌？

-本刊记者/刘炎迅 (发自江苏扬中市)

化解师生为敌的困局，主要责任在于老师

祝新坠楼身亡后的几天里，陈太荣老师没有再出现在课堂里。扬中市第一中学9年级12班的政治课临时换成了其他科目。

一些学生也并不太关心陈老师的去向。“我们这些成绩差的，老师不喜欢我们，动辄一个耳刮子，我干嘛要惦记这样的老师？”徐筠实话实说。

记者接触到的几位学生或多或少都有被老师扇“耳刮子”、扯头发的经历，“太平常了，老师一发火，先是吼，就动手。”

虽然教育部曾经下文，要求老师不许体罚学生。但在一些中小城市，教师体罚学生仍是常事。

“暴力”的老师

“一晃三年，我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好老师。”11月16日，周末晚上10点20分，王易林坐在学校办公室里，刚刚批改完学生们最近一次测试。这个27岁的年轻人，三年前大学毕业后来到扬州，成为当地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每天备课、改作业，早上看学生晨读，晚上跟着他们晚自习，该做的我都努力去做好。一天下来，累得要死。”他对《新世纪周刊》说，“可是啊??学生不能理解我，有的还恨我。我有时急躁会给他们两个巴掌。但我是为了他们好，替他们着急。”

上班第一年，初出茅庐的王易林被分到初一2班，“我还记得那是上午的第二节课，我正讲着课，倒数第二排的一个男学生埋着头吃东西，发出很大的声音，同学们朝他看，他还得意地摇头晃脑，我一看，就生气了。”王易林回忆，他走到那个学生面前，骂了句：“没脸没皮的狗东西！”一把抢过学生手里的汉堡和牛奶，摔出窗外，“你这么爱吃，那就给我出去吃！”说着，王易林猛地抓住学生的衣领，拖着往教室外走。学生完全被身高1.8米的王易林吓呆了。

王易林拉着学生到了教室前门，猛地往外一推，学生摔倒在门外花圃旁，手掌磨掉一大块皮，鲜血直流。

“说实话，那一刻看到学生受伤，心里突然被扎了一下，但嘴上还是挺硬。”王易林说，那次以后，班上的孩子都开始怕他了，上课不再那么放肆。“改变的不只是学生，我慢慢发现，自己动辄就发火打学生了。”王易林说，一旦依赖粗暴简单的教育方法，就很难收手。

课间或者在校外，偶然与学生相遇，王易林都会发现，自己的学生远远地就会避开他。“这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无能为力。现在各个学校都在拼着命提高学生成绩，我自然不敢放松，有些学生不识时务，我就想去揍。”

周琳是淮安市一所中学的初三英语老师，去年大学毕业，本来想着回家乡无锡工作，因为编制问题无法解决，只好留在淮安工作。

“这个苏北的小城市，落后得很，我真的一天都不想呆。”周琳说，她一直在托人找关系，争取调过去。她承认对学生没有耐心。

看到班上学生上课开小差，周琳的惯用惩戒手法就是揪眼皮，“从眼角揪住一点皮，一拧，再左右晃两下，学生受不了的。”她坦率地说，已经懒得和学生磨嘴皮子。有一次，一个学生课间爬窗户进教室，被她发现，她就让那个学生蹲在窗台上，保持翻窗跃入的姿势，整整一节课。“后来那个学生实在撑不住了，摔下了窗台。”

与记者攀谈时，周琳的几位同事也不时插话。“现在的孩子太复杂，又不懂事，你不能对他们客气，要不就翻了天了。”“是啊，那些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从小被家长宠坏了，总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不严厉点哪行。”

对抗的学生

“事实上，体罚他们往往只是治标不治本，有时候会导致师生关系更加恶化，学生越发抗拒学习。”徐州市贾汪区一所中学的高一历史老师段飞对《新世纪周刊》说。在他们学校，有些学生的言行非常恶劣，在课堂上接吻，被老师批评，居然操起书包里的铁棍子就砸在了老师的头上，老师缝了20多针。而学生只记了个留校查看的处分。

此前2003年3月，广东省阳江市海陵镇中心小学六年级数学课上，一名叫黄先绪的男学生因为与同桌大声讲话，任课的陈老师上前训斥时，学生拿出小刀扎向陈老师，致老师右眼失明。

接受采访时，扬中市第一中学9年级12班的徐筠一再说：“我成绩差，老师常常骂我打我，我一般不会回去告诉家长，告诉了也没用，爸妈说不定还会给我一顿板条子。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对抗。”

“什么方式？当然我还不敢和老师对着打，有的学生就逃课啦，你打我骂我，让我学，我就偏不学。”徐筠说。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老师还是把我们看成傻子一样，要我们无条件地服从。”南京市十一中学的高三学生赵启航评价一些老师说。

江苏省镇江市的一位老师告诉《新世纪周刊》，在他5年的教学生涯里，也曾经多次体罚过学生，家长们都知道，但是都挺支持，“中国有句老话，严师出高徒，不打不成才。”但是他也承认，这么多年来，很少与学生真正交心，“非但不能如此，还常常彼此对立得很，我的自行车无数次被学生扎破胎，衣服上无数次被偷偷贴上写有侮辱字样的纸条。”

惩戒教育难题

国家新《义务教育法》2006年9月1日正式在全国实施，其中明确规定老师不得以任何形式体罚学生。在一些大中城市，学校对这一规定执行得比较严格。学生及其家长也对老师的体罚行为极其敏感。今年6月，南京市一所中学的一位老师因为打了学生一记耳光，除了向学生及家长道歉外，还被家长索赔2000元。去年一位女教师因与学生发生争执，推了学生一下，最终赔偿1000元了事。“现在的学生真是没办法管，连碰都不能碰。”一位老教师发牢骚说。

“这也导致了另外一个极端的师生关系，老师无为而治，或者干脆放任不管，害怕与学生产生类似纠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郭华对《新世纪周刊》说。曾经轰动一时的北京海艺辱师事件中，那位上了年级的老师在课堂上面对极其无礼的学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人们一方面声讨那些无良的学生，一方面也在反思，教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管教学生？

“我一直认为惩罚是一个高难度的教育手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说。“体罚、侮辱学生人格尊严是要严格禁止的，但不能走极端，教育也需要适度惩罚，无批评教育是不对的，是伪教育，它使人脆弱，可能让学生在危险面前信马由缰。”

一位中学副校长也指出：“现在对学生没有有效的惩罚措施。由于学生在高中之前是没有档案的，所以‘记过’处分这种惩罚对初中生特别是行为习惯较差的初中生效果尤为不明显。在国外，比如日本和韩国，都有细致而严格的关于学生的惩戒的制度，犯了什么错就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学校在处理时可以找到依据。”有专家认为，当制度化的惩戒手段得以确立后，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师生之间恶化的关系。但更多的教育人士则认为，无论如何，体罚是不应该存在的。

新教育实验

“学生可能有主动挑战你的时候，但那一方面是出于孩子的天真和好奇，一方面是他们已经有了很强的自我意识，不想受老师威权作风无条件的管束，你必须将其视为平等的主体。另外，现在是网络时代，知识来源多样，孩子们可以从很多途径学习知识，有些领域未必不如老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王志兰说。

教育界的很多有识之士一直在寻找建立理想师生关系的方法。新教育实验便是其中一个。新教育实验创始人是苏州副市长朱永新。2002年9月，新教育首家实验基地在江苏省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挂牌。新教育实验很快波及全国。

“当下师生为敌的案例很多，这里面师生双方都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归根到底，是要解决教师的问题。”新教育实验课题组办公室负责人朱延平说，老师首先要管得住自己的情绪和心理，保证自己的职业素养，才不会轻易采用粗糙简单的体罚手段，和学生建立一种良性关系。

“许多教师没有把学生作为一个有独立个人权利的社会人来对待，经常有意无意地侵犯学生的个人权利，必然会导致师生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紊乱。” 朱延平说。“教师只有在自身修养、知识视野、敬业精神、教育艺术等方面下工夫，才能保证以富有个性魅力的人格力量、以过硬的师德素养和教学能力去感染学生，让教学工作在和谐轻松的状态下完成，这是从根本上化解师生为敌的困局之道。也是新教育实验正在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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