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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1)叶德辉为何成改革钉子户|独家

2018-09-20 14:21:24 凤凰网历史 刘梦溪

【编者按】120年前的春夏之交湖南改革遭遇了什么?

小时代与大时代的差别,往往在毫厘之间。譬如120年前,也就是1898年的春夏之交。

其时作为全国改革的试验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领导下,新政推进两年多,已完成了思想动员与谋篇布局,吏治整肃初见成效,农工商矿小试牛刀,文教士习风气一新,学会报刊朝气蓬勃。

这一系列改革,任何一项拎出来放在今天看,依然可圈可点。例如,将算学、译学等实用课程纳入书院日常,保守点讲,是“区域性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湖南学政江标督办、唐才常主持的《湘学报》,熊希龄、戴德诚、唐才常等人具体操持的《湘报》,是借新式报刊以“开官智”、“开民智”。

而最具震撼力的,莫过于1897年8月时务学堂的创立,和意见领袖梁启超10月抵湘出任中文总教习。

这所新型学校的第一期招生,年龄限制在12至16岁,报名者4000多人,录取名额仅40人, 真正的百里挑一。15岁的湘中少年蔡锷榜上有名,比他大一岁的长沙伢子章士钊却名落孙山。尽管这所学校存在时间不过一年多,但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从当时的功课章程、师生札批及后来的回忆文章中,遥想其对于湖湘少年乃至外界的冲击力。

“夫中者正也,能执中则为中国,不能执中则为夷狄。夫今日之中国,岂若泰西之得民乎?”(梁启超在杨树达作业上的批语)

“天下之事理制度,亦问其当与不当而已,不问其出于何人也。苟其当也,虽樵夫牧竖之言,犹为有功而可采矣,况孔子虽布衣而实圣人者乎。如其不当,虽一王之制,历朝相传之法,而樵夫牧竖亦可从而议之,而况圣人乎?”(梁启超在蔡锷作业上的批语)

总之,这场发生在湖南的改革,意气风发,振聋发聩,但天朝的网眼再大,也有经纬束缚。无论梁启超在学生札记上淋漓痛快的批语,还是谭嗣同在《仁学》中高呼的“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 迟早要被有关人士举报。身为改革的主帅,67岁的陈宝箴在这个春夏之交,应该感受到了一股暗流来袭的寒意,尽管此时他的身后,是27岁的光绪帝,和即将下达的“明定国是”诏书。

史学界将6月11日“明定国是”诏书的颁布,视为戊戌变法的正式开始。而前前后后隐伏于帝国的草蛇灰线,似乎都为这场改革的早夭留下了线索。

往前追溯,3年前的春天,甲午海战惨败后,一群体制内的读书人,借会试之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而这一激切的行为,并非清廷改革之肇始。此前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从“自强”到“求富”,改革一直在路上,徐徐而行。明眼人都知道,清王朝的改革,必须由经济、民生、军事的浅水区,向政治体制的深水区渐次推进。而改革顺利的前提,是朝野内外对改革必要性、迫切性的共识,在思想上寻求最大公约数。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早有预警:“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从1898年5月29日晚恭亲王奕䜣病逝,到6月11日改革诏书颁布,按照历史学家马勇对慈禧、光绪、翁同龢、康有为、杨深秀、荣禄、刚毅等人言行的分析,这13天里,清廷决策者内部对改革有过充分讨论,态度是积极的、充满期待的。只是,慈禧对光绪的表态,还预留了一定的弹性:“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之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苟可致富强者,儿可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毕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有条件的弹性,一个中心是“致富强”,两个基本原则是“祖宗大法”和“满洲权势”,风险要可控,不能翻船。站在朝廷立场上看,合情合理。但改革一旦进入深水区,风控谈何容易。改革的难点,枢括在速度与力度。周易“革”卦之象,上泽下火,形象地描绘了这种水火相交、相克、相生的凶险。愿景总是美好的,但历朝变法莫不如此,步子迈得太快,率先激化的,便是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处理不好,则势同水火;步子迈得太慢,则积重难返,时不我待。

一国之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做好时间和难度的预估,如同一台超大型手术。戊戌变法的经过与失败原因,学者之述备矣。回到改革试验田湖南,既然两年来无论官场、士林还是实业、舆论都开局良好,顺风顺水,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春夏之交陡生危机?当朝廷的改革总号角刚刚吹响后,最有生气的湖南,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波澜?起初一同力主改革者,究竟是如何分裂为“激进派”与“保守派”,并由龃龉初生走到反目成仇的?改革主帅陈宝箴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人之间,还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争论?

从今天起,凤凰网将独家刊发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先生的宏文《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机遇与挫折》,还原120年前湖南改革的历史现场,解析一代精英归于幻灭的前因后果。(作者:刘梦溪,编者:柳理)

刘梦溪,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1)叶德辉为何成改革钉子户

事兴而谤至,中国的先觉者的命运向来如此。本来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的春夏之时,清政府的改革决心也大起来了,对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是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可是恰在这时,湖南的守旧势力却向新政发起了攻击。导火线是时务学堂和《湘报》,同时也由于朝野上下变革和反变革的势力的矛盾呈白热化趋势。虽然,此事前后有一个从学术思想论争到政治打拼构陷的愈演愈烈的演变发展过程。

陈宝箴(1831年-1900年),字相真,号右铭,江西义宁人,1895至1898年任湖南巡抚。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湖南是改革势力强大、守旧势力也强大的特殊省份(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八)。湖南的守旧势力,周汉(晚清反洋教人士)的狂悖固陋前已论列,其次应以叶德辉持之最力,他对新政的各种措施均不以为然。

叶德辉字焕彬,1864年生于长沙,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淹通文史,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所著《书林清话》,士林称雅。他的祖父是富商,故其身上既有学问渊源,又有商人因子。因性格执拗,不恤民隐,至有后来1927年的杀身之祸2。他对新政的非议,我们从其写给学生石醉六的信里已可见出,因为信中痛驳康有为提倡的公羊学,一则曰“时务学堂梁卓如主张公羊之学,以佐其改制之谬论,三尺童子无不惑之”,继则曰“梁卓如来湘,苟务伸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3。审其语气,此信似写于时务学堂开办不久。

叶德辉(1864~1927),湖南湘潭人,近代著名藏书家、出版家。

石醉六本名陶钧,湖南邵阳人,校经书院学生,后在时务学堂就读,显然是一高才生,深受学政江标赏识,当1897年年底江离任时,曾拟带走该生,以推荐赴国外留学。但叶德辉匪夷所思地将石和另一名学生关了起来,强行隔断与江标的联系,使其无法随行。皮锡瑞日记中对此事亦有记载,1897年12月23日(农历十一月三十)《师伏堂未刊日记》写道:“江建霞与焕彬争石醉六、刘莲生两学生,实甫与王祭酒为之调度议和。”4此可证叶德辉的信应写于1897年的岁尾或1898年年初,而不会更晚。

新学政徐仁铸的《轩今语》公布后,叶德辉撰写《轩今语评》予以辩驳,时间是1898年的农历二月。尽管徐和叶本有礼闱场屋的师生之谊,但叶毫不顾及情面,逐款痛诋《今语》为改革张目的学术主张。《今语》提出“经学当口说、传记二者并重”的观点,叶评反驳说:“今日群经如日在中,何假口说?《今语》之意,盖主康有为之野说,而以康之弟子之称‘南海先生曰’者为口说。”《今语》主张“经学当先通《春秋公羊传》”,叶评写道:“康有为之徒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此孔子所谓言伪而辩之少正卯也。”《今语》在谈到《周礼》时,有“真伪参半”的话,叶德辉怒而评曰:“以《周礼》为刘歆伪撰,宋儒胡五峰之言也,朱子已驳之。近世万(充宗)、方(望溪)之徒扬其颓波。康有为又拾万、方之唾余,以为新学伪经之证,其本旨只欲黜君权,伸民力,以快其恣睢之志,以发摅其侘傺不遇之悲,而其言之谬妄,则固自知之也。”5如此等等。措辞尖锐而掺以意气,攻击力不谓不强,但抨击的重点主要是康有为的学说,且大体尚没有完全越出学术思想辩难的范围。

除《轩今语评》之外,叶德辉还撰有《长兴学记驳议》、《读〈西学书法〉书后》、《非幼学通议》、《正界篇》等文,对康梁的思想予以抨击。尤其《长兴学记驳议》,直指康为“乱民”、启超为“诐士”6,使学术思想的论争变为政治上的锻炼人罪,但时间已经是1898年的“秋七月”了。此前更早的另有汩罗乡人《学约纠误》,专门批评梁启超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虽行文挖苦讽刺不遗余力,仍是就学术思想问题辩说。我们从皮锡瑞的《师伏堂日记》里可以看到,在1897年年底至1898年2月以前这一时期,叶德辉有时也参加有维新派人士参与的宴饮聚会7,甚至还说过梁启超“人尚笃实”的话,还有一次当众对石醉六说:“梁先生讲《公羊》,你无妨从而学之。”8。至于学问人望都在叶德辉之上、地位更加重要的晚清大儒、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在陈宝箴推行新政的大部分时间里,采取的都是合作的态度。对聘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总教习,他表示赞同并合力为之;梁抵湘后他热情款待,还主张在曾忠襄祠张宴唱戏庆祝;连南学会开讲这样的重大政治活动,他也参加了。

大约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农历四月份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大的变化。(待续: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2)引发危机的十大事件)

《陈宝箴和湖南新政》书影

参考资料:

1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八,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00页,此为意引。

2 1927年4月14日,湖南省农民协会以“特别法庭”的名义召开十万人大会,将叶德辉公审处决,成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同年5月1日《顺天时报》报导此事,已有不平之议。据云毛泽东亦为之遗憾,认为不该出此下策云。

3 叶德辉:《与石醉六书》,载苏舆编:《翼教丛编》卷六,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五种,第403页、第405页,1971年。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曾印行标点本《翼教丛编》,可参见该书第162页、第163页。

4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条,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9〜80页。

5 叶德辉:《轩今语评》,载苏舆编:《翼教丛编》卷四,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五种,第173〜21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标点本《翼教丛编》,第72页、第75页、第77页。

6 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叙》,载同上,第239页;上海书店,2002年,第97页。

7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十一月二十六日、十二月十六日等条,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8页、第82页。

8 熊希龄:《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熊希龄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77页。

责编: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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