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东西方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生活

原标题：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东西方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生活

近年来，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公共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去考察城市史和地方政治的演变。从东西方比较的视域可以发现，中国的茶馆与西方的酒馆、咖啡馆、酒吧等公共服务设施有着类似的功能，在公共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点。作为公共空间，它们也为邻里生活提供了必要的设施，为一般家庭做小本生意提供了机会。中国茶馆与美国的酒吧对城市市民来说是最普通、最便宜的消费，生意稳定而且经营也很灵活，可以白天为找工作的流动人口服务，晚上的客人则多是附近的住户。它们欢迎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顾客，但主要为普通人服务。讨论“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曾进行过长期辩论，但还需要关注的是，物质空间怎样演变成为一个社会空间、并赋予了其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并非总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空间，有时也是指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个角度看，中国茶馆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它也是人们传播交流信息和表达意见的一个空间，是地方政治的一个舞台；但是，它们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改革开放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茶馆再次成为各行各业的人们所聚集的场所。人们不仅在茶馆中社交和享受闲暇时光，也在那里开展经济和文化活动。随着商业的扩张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政府管理逐渐宽松，中产阶级迅速崛起；茶馆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对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的回归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转载自《南国学术》2018年第3期。

王笛，1982年、1985年在四川大学分别获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9年在霍普金斯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四川大学、得克萨斯A&M大学，现为澳门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主任，兼任暨南大学客座讲座教授、《中国历史学前沿》（英文，季刊）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代表性中文著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主编有《时间、空间、书写：新社会史》，英文著作有《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的川西乡村暴力与秩序》《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等。
公共领域在近代早期欧洲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扩张，像咖啡馆、酒吧、广场等公共空间，成为政治活动和公众舆论的萌发地。在近代中国，人们也能够发现类似的场所。例如，中国的茶馆虽然在经营、服务、顾客公共空间活动等方面与西方的咖啡馆、餐厅、酒吧十分不同，但在公共领域、公共政治方面却有相似之处，在其他公共生活的方面也存在许多共同点。当然，随着空间（中国和西方）和时间（不同的时代）的变迁，这种共同点也会发生转移，但考察中西方公共生活的各种异同，无疑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中国茶馆的认识。
酒吧、阶级与族群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他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在东（中国江南）西（英格兰）方经济中的“大分流”，至迟发生在18世纪末；在那之前，它们的经济特点十分接近。罗威廉（William Rowe）在对清中叶精英意识的研究中发现，那些杰出的儒官，与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有许多相通之处。他认为，由于在18世纪亚洲与西方“日益联系在一起”，而且都“面对更多的本土变化过程”，因此“如果两个社会的精英意识没有形成某种共同之处，倒是真的奇怪了”。当然，彭慕兰、罗威廉这里揭示的是中国与西方某些经济和思想的共同点，而经济和思想的共同之处可能产生城市社会文化生活的类似现象也是毋庸置疑的。
在19世纪的美国城市里，各个族群都有自己社会生活空间，酒吧“对许多住在附近的人来说本质上犹如教堂”，对某些社会群体和族群来讲是其文化和经济背景相同的人的聚集地，酒吧里存在着职业、族群、邻里等各种联系。从这个方面来看，酒吧与那些由同乡会、同业公会、袍哥所开办的茶馆非常相似。同乡会的茶馆为相同籍贯的移民服务，那些同业公会的茶馆则为本业人士服务，而那些邻里的街头茶馆则为住在附近的居民服务，当然它们也并不排斥其他顾客。犹如茶馆成为这种社会组织的活动中心，美国的酒吧也是群体和社团的聚集场所，甚至作为它们活动的总部。
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国的茶馆与西方的酒馆（tavern）、咖啡馆（coffeehouse）、餐厅（café），特别是酒吧（saloon）有着类似的功能。关于法国的“café”，很难用中文翻译，因为它既非完全的酒馆/咖啡馆，亦非完全的餐馆；它既卖咖啡，也卖酒，还卖像“三明治”这类的快餐。这里翻译为“餐厅”，是为了与“饭馆”（restaurant）进行区别。丽贝卡·斯潘（Rebecca Spang）把巴黎的“饭馆”与“餐厅”进行了比较，称一个餐厅能够同时为500个顾客服务，提供大众午餐、饮料、报纸或其他读物；但一个饭馆很难为超过200人服务，其地方不大，服务的客人不多。因此， 饭馆服务的“特点不是普通服务，而是个别服务”。如果说餐厅的顾客读报纸，“思考他们周围的世界”；那么 ，饭馆的顾客读菜单，“想的是他们自己的生理需要” 。
作为小生意和公共空间，茶馆与餐馆的关系很像西方的餐厅与饭馆。不过，根据史葛·哈连（Scott Haine）的研究，在18-19世纪，“巴黎的公共空间变得更少面对公众开放”，但餐厅像教堂和戏院一样，为“最基本的公共空间，人们在那里度过工作和家庭生活之外的时间”；有意思的是，哈连把餐厅与教堂相比，他相信餐厅较少公共性，因为顾客必须在那里买东西，但是更有包容性，“因为它们提供各种饮料，而教堂不会” 。
而“saloon”虽然一般可以翻译为“酒吧”，但主要是指19-20世纪初美国城市的下层酒吧。“Saloon”这个词最早使用是在1841年，1870年代已很流行了，意思是“法国沙龙”（French salon）或者“在邮船上的大客舱”。酒吧的兴起“同样是因为工人阶级低微的地位，他们缺乏在工作场所的自由，自由时间和收入有限，居住条件也很差”。到1850年代末，“saloon”这个词出现在城市名录中，标明“其基本功能是卖酒的零售设施”。杜伊斯（Perry Duis）把“saloon”定义为作为一个“半公共空间”（semi-publicspace），因为其是私人所有，为公众服务，即是“半公共营业”（semi-public business）。
关于茶馆和酒吧相同之处的更多例子可以从其他研究中看到，如鲍尔斯（Madelon Powers）指出酒吧成为“百万工人日常生活”的社会俱乐部，这些工人把酒吧视为“穷人的俱乐部” 。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定义，如坎贝尔（Robert Campbell）也注意到酒吧在19世纪末的北美的角色是“穷人的俱乐部”（the poor man’s club），指出酒吧是工人阶级文化的一个关键部分，“男人社交的中心” 。在德国，酒吧不论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庭，不论是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都“渗透到城市工人阶级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一个新的商业休闲形式只是单独为工人阶级，或是单独为其他任何社会集团服务的”。此外，工人还到电影院、体育场、商品会等场所，“那里各个阶级、宗教、性别的人混合在一起”。因此，“在休闲中，社会和谐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 。在美国匹兹堡，剧院成为“平民文化” （plebeianculture）的一部分，工人在那里观看根据当地故事改编的喜剧和情景剧。19世纪巴黎的“餐厅”也经历了类似过程，工人阶级顾客“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次文化”。对于工人来说，他们比其他社会集团，更“把餐厅视为他们的家”。史葛·哈连认为，法国餐厅实际上是“工厂和工厂的附属”，也是政治舞台，经常被用来组织罢工和游行。杜伊斯指出，在美国，酒吧老板有自己的组织，如“卖酒者协会”（liquor dealers’ associations），“犹如兄弟会，提供保险、聚会以及其他社会活动”。
酒吧也为邻里生活提供了必要的设施，扮演着与茶馆类似的角色。在18—19世纪的美国城市中，由于缺乏清洁的饮水，厕所也难找，于是提供啤酒和厕所的酒吧吸引了不少顾客，在冬天还提供了温暖。酒吧还有许多附加服务，如卖食物、兑现支票、提供报纸，那些居无定所的工人甚至可以在那里“取邮件，听关于地方政治的闲聊，或得到本业有关的信息”。由于酒吧使人们的生活更方便，所以人们乐意在那里聚会。像茶馆一样，酒吧还提供娱乐，如演唱、讲笑话、讲故事等，当然也有赌博、黑市酒、斗鸡等。美国城市的许多男人还把酒吧作为找工作之地，因此酒吧像茶馆一样成为一个“劳动力市场”。那些待雇的人等候在特定的酒吧，一般是在需要雇人工作的场所附近，雇主也很清楚到哪个酒吧去找雇工。
除此之外，美国城市的酒吧提供了各种活动，人们喜欢在那里拳击、打台球、下棋。有人在19世纪时写道：“我们见面、交谈、欢笑、聊天、抽烟、争论、寻找知音、探索道理、夸夸其谈、胡拉八扯、唱歌、跳舞、拉琴，各式各样的活动都有，实际上像一个俱乐部。”鲍尔斯仔细考察了在酒吧里的各类谈话，诸如“随意交谈”“说粗话”等，认为酒吧可以看成是“工人的学校”。这些美国城市史学者的描述，人们很容易在中国成都市的茶馆里找到类似之处，只不过某些玩法不一样而已，如美国工人在酒吧里打台球、跳舞，成都市民则是在茶馆里斗鸟、打围鼓。像茶馆是社会组织的活动中心一样，美国城市中的酒吧被视为“自发协会” （voluntary associations），因为这些酒吧俱乐部与小区生活的关系比其他组织更为密切。这些功能还可以从19世纪巴黎的餐厅中看到：“餐厅多种功能的性质从餐厅和其他社会空间的各种关系中显示出来”，餐厅“可以视为住所、沙龙、剧院、教堂、下水道、街道、股票交易所、议会和庆祝活动，可以想象得到的在天堂和地狱间的一切空间”。因此，人们所看到的是，这些公共场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在城市中都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开办一个茶馆并不需要很多资金，与在法国巴黎开一间酒馆或在美国芝加哥、波士顿开一个酒吧很相像。在18世纪的巴黎，只要“在屋顶之下有一张桌子和若干椅子”，一家酒馆便可开张。在19世纪的美国城市，一个人如果“资本有限”，那么，经营酒吧是“世界上最容易的生意”。据芝加哥的一个酒吧店主回忆，一个酒吧全部所需要的不过是“开门的钥匙”。在他付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后，“便拿着租房的合同和收据”，去酿酒商那里，从他们堆货的地方得到其他用品。有学者研究了酒吧、餐厅、酒馆的管理、资本、竞争等问题，认为酒吧“缺乏生意经”，这导致了其衰落，因而把酒吧视为“功能的失败”；在美国城市里，无执照的酒吧被称为“厨吧”（kitchen barrooms），其顾客是“光顾这家人的厨房的真正的朋友或亲戚”。
像茶馆一样，法国许多餐厅都是家庭所有，如“在柜台后面的许多妇女的价值并不仅仅是漂亮的脸蛋儿，在一个夫妻店里，妻子充当的是理财、收款和会计的角色”。在美国城市的酒吧，这样的店“成本最为低廉”，因为不用付工资，“无非就是将家稍加扩张”，客厅便拿来开业，妻子和孩子都是帮手。在经济萧条之时，许多小商铺关门歇业，但酒吧却是“邻里中最稳定的生意之一”。因此，从经营的角度看，中国茶馆与美国的酒吧、法国的餐厅都非常接近，都为一般家庭做“小本生意”提供了机会。
在中国成都，许多移民都把茶馆作为他们的“半个家”；在美国城市中，因为移民流动性大，所以也经常把酒吧作为固定的收信地址。茶馆对于成都市民来说，是最普通、最便宜的消费；美国人虽然比成都人的选择性大得多，但美国酒吧的生意稳定也依然是因为“没有其他场所可以取代它”。酒吧的生意总是很灵活，可以白天为找工作的流动人口服务，晚上的客人则多是附近的住户。与此相似，茶馆欢迎来自各社会阶层的顾客，但主要为普通人服务。美国酒吧的兴起，是由于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等状况改善的结果，因而成为“工人阶级社会生活的中心”和“商业性娱乐”的场所。
当然，中国茶馆与这些西方设施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近年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公共生活，提供了新的角度去考察城市史和地方政治的演变。例如，在美国史方面，研究各种酒吧、酗酒问题和戒酒运动；而欧洲史方面，则揭示小酒馆、咖啡馆等场所中的社会复杂关系。从现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怎样从事公共生活，怎样使用他们所建立的公共空间。中国茶馆的密度与美国的酒吧、法国的餐厅相比要小。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巴黎有4万多家公众饮酒或喝咖啡的地方以及餐厅。在1909年，伦敦有5860家这类地方，纽约有10821家。这即是说，在每1000人中，伦敦便有1个公共饮酒处，纽约有3.15处，巴黎有11.25处。同时期，成都是中国茶馆密度最高的城市，大约平均每千人有1.5个茶馆，35万居民共有518个茶馆。
公共空间与公共政治
讨论“公共”问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关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由于研究中国的学者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辩论，因此，这里所要考察的则是物质空间怎样演变成为一个社会空间，并赋予了其政治的重要意义。哈贝马斯意识到，新饮料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17世纪中叶，茶、巧克力、咖啡日益流行，特别是被上层社会所广泛接受。在18世纪早期的伦敦，有三千多家咖啡馆，而且“都有自己固定的铁杆顾客”。这些咖啡馆给人们的活动提供了一个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场所。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非常依赖像咖啡馆、酒吧这样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相信，在这些地方“公共领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关闭的房间内”。事实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并非总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空间，有时也是指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按他的说法，“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直接从家里延伸。私人的个体从他们隐秘的住房跨出，进入沙龙的公共领域”。作为公共领域的沙龙，事实上便坐落在私人之地，“在那里，资产阶级的户主和他们的妻子进行社交活动”。人们聚集在那里，“走出家族的、夫妻间的、封闭的、传统的私人生活方式”。与沙龙不同，咖啡馆是对公众开放的，在这些地方人们追求自由，因此被视为“政治骚动的温床”。
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个角度看，中国茶馆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它也是一个人们传播交流信息和表达意见的空间。研究西方酒馆、酒吧、咖啡馆的学者发现，这些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喝酒或喝咖啡之地，而且具有多功能的设施。在所有权形式、提供的服务、社会功能方面，茶馆与它们并无本质的不同。像茶馆一样，美国的酒吧也是一个复杂的公共空间，“涉及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酒吧不仅提供酒和食品，而且提供住宿、帮助找工作，甚至作为政治集会之地，这些都是茶馆所具有的。此外，茶馆与咖啡馆也有诸多相同之处，正如社会学家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所指出的，咖啡馆是“讨论各种话题的地方”，在那里“社会分层暂时消弭”。在那里，每个人都“有权利与另一个人讲话”，并“参加任何讨论”，无论他们是陌生人还是朋友。
小酒馆、咖啡馆、餐厅、酒吧以及茶馆，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观察公私关系的实体。在18世纪的欧洲城市，咖啡馆是主要的城市设施，人们在那里自由表达各种意见。18世纪中期，餐厅兴起，那里成为陌生人聚集的地方。正如成都人在茶馆这个“舞台”演出的“社会戏剧”中扮演着一个角色一样，桑内特所定义的“公众人”（public man）在欧洲的公共空间也是“作为一个演员”。例如，在18世纪的巴黎，像小酒馆这样的饮酒场所“处于公共与私有、工作与休闲的结合点”。的确，只要一个人进入公共场所，无论是茶馆还是酒吧，他既观察别人，别人也观察他。另外，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力图控制人们的公共活动，这也并非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在美国城市，改良者也试图控制酒吧，通过颁发各种禁令来维持秩序，甚至设法关闭所有饮酒场所，但这些努力经常反映了阶级的歧视。
一个私人的家居在中国的成都可以变为一个茶馆，在美国的芝加哥、波士顿可变为一个酒吧，在那些地方顾客们可以经常观察店主一家的生活，包括饮食、习惯以及婚姻状况。在茶馆，公与私的空间经常难以划分。例如，茶客们可以一瞥茶馆主人卧室内的风光。根据中国传统，家里的年轻女人应该尽量避免与陌生男人接触，但是茶馆主人及其家庭成员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他们的家庭生活就暴露在茶客的眼皮底下，私事成为茶客饶舌的谈资。在这样一个茶馆中，当私人空间转变为半公共或公共空间时，个体的人成为了一个“公众之人”（public men）。另外，在茶馆中，其他顾客的私人事务也总是引起他人的兴趣，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犹如酒吧“作为一个流言中心”的重要角色一样，茶馆也是一个人们谈论邻里的场所，哪家成员、亲戚或朋友发生什么事，都在大家的议论之中。在多数情况下，茶客们并不十分在意别人谈论隐私，但有时饶舌也可以引发冲突。
公共生活中公的领域与私的领域也并不是截然划分的，这在茶馆和餐馆都可以找到适当的例子。在巴黎的餐馆（restaurant）中，公私关系是不断转化的。斯潘对作为“18世纪公共生活的新场所”的餐馆进行过研究，认为餐馆是“一个公共的私有空间”，既为那些“想在公共空间进餐”亦为那些“想在私人空间吃饭”的人服务。因此，“公”“私”这两个词都适用于餐馆：餐馆“提供了具有隐私的个人现身公共空间的可能性”。餐馆经常是“一些私人餐桌（或房间）上有一个公共屋顶”，如果说餐馆对大家开放，“雅座和指定桌子和座位却不再是为每一个人”。结果，一个人可以进入餐馆，但是“一旦坐在桌子旁，这个人便只面对他自己的世界”。 斯潘指出：“公共空间的现代发展并非必然与公共领域的扩张一致：城市的空间和政治卷入从来都不是很吻合的。”在这里，斯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餐馆中的公与私的界限是一个变量，房间是公共的为大家所分享，桌子却是隐私的为个人所利用。
与巴黎餐馆相较，成都茶馆却有着不同的公私关系模式，其整个空间和桌子都是公共的。在茶馆里桌椅都是可以移动的，可以单独组合。桌子对茶客来说没有提供任何隐私，他们可以倾听或加入旁边另一桌人的谈话，而不会被认为侵入了他人的隐私。还有，在巴黎的餐馆里，一旦一张桌子有人使用，哪怕只有一个人，也不会再安排其他顾客就座，这表明那个顾客已经划定了自己隐私的范围。但在茶馆，桌旁的每个座位都要填满，而不论他们是否互相认识，每个顾客只可以拥有方桌的一个边，甚至一只角。在拥挤的茶馆里，一张方桌可供四到六个顾客使用，而且经常他们互不相干。茶客们并不因此感到不舒服，大家很自然地一同聊天。反而，如果在一个茶馆里，一个顾客独坐则会引起其他茶客的注意，觉得这个人好生奇怪。在茶馆里，如果一个人被其他人看来是“不合群”，那么 也就是被划入了异类，往往这种茶客迟早会脱离这个茶馆，而寻求另一个他更容易融入的新场所。
虽然茶馆与在西方的咖啡馆、餐厅、酒吧等类似，都是地方政治的一个舞台，但它们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在美国城市，酒吧是一个展示“街沿政治”（sidewalk-level politics）的场所。它们像茶馆一样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如杜伊斯指出的：“在吧台后面的男人象征着美国城市政治的时代” ，他们是“酒吧主政治家”（saloonkeeper-politician），同“茶馆政治家”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酒吧还可以作为打听各种闲话和政治新闻的“一个天然的场所”，酒吧老板成为“沟通的中心”。早期近代伦敦和巴黎的咖啡馆被认为是“信息中心”（information centers），而法国的酒馆则成为“一个地方政治的论坛”。在美国，酒吧经理人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有的成为城市议会成员，还有不少工匠和小业主在市政管理中扮演角色，这显示出当时美国社会支持一般市民介入城市事务。早期工会寻找聚会的地方有困难，酒吧经常给工会提供活动场所，有的甚至成为“工会正式的大本营”。作为一种社会设施，酒吧帮助弥合“由于族群分野造成的劳工运动内部的分离”。一些酒吧经营者在小区政治中变得非常活跃，甚至把他们的酒吧免费提供给社会组织集会。工人们可以使用其街邻酒吧组成政治俱乐部，组织政治活动。当罢工发生，酒吧还可以被用作总指挥部。在19世纪的巴黎，餐厅帮助工人运动发展，其经营者在工人组织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如果说美国城市的酒吧老板和巴黎餐厅的店主积极卷入地方政治，那么中国茶馆老板则尽量远离政治，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中西方公共空间所扮演的相同和不同的角色。
公共空间中的性别和族群歧视
美国的酒吧与中国的茶馆一样，也有着性别和族群的歧视。19世纪末的美国城市，妇女可以出现在舞厅、餐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她们可以买酒，与男人共饮、跳舞，不过这也引起社会改良者的担心。但是，19世纪美国的酒吧基本上还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也颁布了限制妇女的规章，因为“男人把酒馆限定为既是公共空间，但又不受妇女在场拘束的场所”。即使大多数男性工人都认为酒吧是“男性的空间”，有的工人阶级妇女也去酒吧。一些男人去酒吧“就是为了躲避妻子”，虽然“有的也把妻子带到酒吧”。芝加哥市议会在1897年颁布了禁止女工进入酒吧的禁令。所以，罗森兹维格（Roy Rosenzweig）写道：“酒吧作为休闲空间的逐渐出现，很明显地与家分离开来，这样工人有一个更舒服和吸引力的地方度过他们的闲置时间。”不过，大多数劳动妇女“并没有享受到这个工人生活的适当改进”。在20世纪初的成都，妇女与早期近代的美国妇女有着类似经历，当然，在美国城市的妇女宣称她们在公共空间拥有的权利比成都妇女要早得多。成都到了20世纪20年代，男人独享的世界纔开始动摇，妇女开始追求公共生活的平等待遇。
不过，巴黎的情况不同，工人阶级妇女可以经常光顾“餐厅”，甚至“她们可以单独去”，那里成为“男女交往的主要地方之一”。1789年的法国革命，“把妇女带进餐厅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妇女越来越多地参加政治运动，在餐厅生活中扮演一个角色，“巴黎公社”标志着“妇女参加餐厅政治（cafépolitics）的高潮”。不过，在法国，酒馆的情况与餐厅不同，那里基本上是男人的领域，公开的饮酒活动使男人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同体”，在那里人们“创造了他们的团结和重申他们的价值”。酒馆特别为工人阶级所青睐，因为那里“出售空间和自由”。与美国的酒吧一样，酒馆也“给男人逃避妻子”和工作之余的“休闲和娱乐”提供场所，是一个他们会友、寻乐、放松的地方，“在朋友、同事、竞争对手以及同伙的各种网络中，把男人们聚在一起”。
不过，虽然东西方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存在许多相同之处，但毕竟由于生态、环境、地理、经济、文化、政治的不同背景，因此也有诸多相异。例如，中国的饮茶文化的发展与英国不同，在茶被介绍到英国之前，中产阶级家庭一般在家以酒招待客人和朋友，但是随后茶逐渐在这类场合取代了酒。然而，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饮茶习惯都没有发展出像饮酒的酒吧和喝咖啡的咖啡馆那样的公共场所。西方城市的人们较之中国人在娱乐方面有更多的选择，诸如沙龙聚会、经营花园、打保龄球、舞厅跳舞、溜冰打球、听音乐会、参加演讲、开读书会等等。尽管有许多选择，“作为工人阶级的社会中心来说，可能只有教堂和家可以与酒吧抗争”。对此，罗森兹维格指出：“对许多人来说，喝酒是他们日益增加的、虽然仍然是有限的休闲生活的重要部分。毫不奇怪，像喝酒解闷是过去工作时间的重要部分，现在却在休闲时间扮演主角了。”而在中国成都，市民缺乏其他公共生活的空间，比较西方人与餐厅、酒吧、咖啡馆的关系看，成都人对茶馆有更强的依赖。
相比起来，中国的妇女比西方妇女在公共场所遭到更多的限制。在西方，男人到酒吧，而“女工到剧场看演唱则非常流行”。在19世纪末，随着电影的兴起，“女观众也蜂拥而至”。在美国，酒吧吸引许多小孩，因此酒成为对城市小孩“最大的威胁之一”。在中国，尽管小孩经常出现在成都茶馆里，听讲评书，看曲艺和地方戏，虽然也有人抱怨影响了小孩的学习，但这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的公共空间对妇女的控制更严于小孩，这恰好与西方相反。在美国，女招待亦有很长的历史，虽然“这不一定总是妇女最主要的行业”，但在1900年，10万个餐馆端盘子的服务员中，三分之一是妇女。
这些公共空间的中心人物——吧台酒师和茶馆堂倌，在中西方是不同的。吧台酒师一般在酒柜前为顾客服务，他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与顾客交谈。但堂倌必须在茶馆里不断地移动，为顾客掺茶，因此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与顾客聊天。由于堂倌的工作性质要求节奏快，因此他可以是一个掺茶好手，但很难是一个好的听众。而且，吧台酒师和茶馆堂倌的社会地位也不同。对前者来说，加入顾客的谈话是很自然随意的，针对不同顾客的需要和心境，他们还经常扮演同情者、安慰者、开导者、支持者、批评者等等各种不同的角色。但对后者来说，虽然顾客并不在意他对大家正谈论的问题作几句评论，但也并不期望他真正参加大家的讨论或提供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当然，西方的小酒馆、咖啡馆、餐厅、酒吧也各不相同，取决于不同的地方和时代；同时，不同国家和时期也有很大区别。虽然它们是茶馆在西方的对应者，但它们自己也并非千篇一律。这里只想强调的是：中西间的区别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巨大，特别是在公共生活方面。毫无疑问，相比美国工人阶级的酒吧文化（saloon culture）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长期、缓慢的死亡”过程，中国的茶馆文化却坚韧得多。在整个20世纪，当面对日益强化的政治、经济的挑战和现代国家机器的不断打击，茶馆在成都不仅幸存下来，而且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
公共空间的复兴与公共领域的拓展
在贺麦晓（Michel Hockx）、斯特劳斯（Julia Strauss）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化的研究中，发现“市场逐渐取代了”过去由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促进了以消费和利润为导向的文化的兴起与发展”。在成都，人们也可以看到相同的趋势。随着市场的开放，国家允许私有商业发展，促进了经济与公共生活的复兴，茶馆也因此得以恢复，再次成为各行各业人们聚集的场所。他们在茶馆中社交，享受闲暇时光。此时，老年人依旧是街角茶铺的主要顾客，但是中高档的茶楼，却几乎是时髦的中青年人的天下。与过去一样，新时期的茶馆也为许多下层民众提供了生计。一些过去依赖茶馆的营生，如算命、挖耳、擦鞋和小贩等，现在也得以重返茶馆，并且队伍日益壮大。另一个显著的改变是，女性开始进入到过去像算命、挖耳这些由男人占领的传统行业中。对妇女的约束与限制逐渐减少，女性地位的提升，是人们思想开放的结果，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但传统的习惯与思维，也并非就是可以完全消除的，茶馆对雇佣女性，依旧在年龄与外表上持有相当的偏见。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作为社会与政治活动的舞台，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中心的角色，是国家与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在欧洲与美国的历史上，公共关系和市民社会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冉枚烁（Mary Rankin）、罗威廉和全戴维（David Strand）便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个概念来研究中国自晚清以来的社会转型。这个词的使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其实，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并不只是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也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物质空间。当人们离开他们的私人领域（经常指他们的家），便进入到公共领域之中。从物质公共领域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茶馆与美国的酒吧、欧洲的咖啡馆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在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是解决纠纷的场所，因此国家的司法权也被社会基层所分解，这个所谓的“最民主的法庭”（尽管这个词有些理想化）发挥着稳定社会的作用。因此，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使用“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来研究现代中国，而是如何定义这个概念以适应独特的中国语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扩张，商业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政府管控逐渐松弛，中产阶级迅速崛起，茶馆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对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的回归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各种自发的组织，包括经济、行业、老年人、宗族和宗教协会等等。这些组织的出现，使人们过去一切依靠国家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发现，依靠社会关系纽带、群体组织比依靠国家要直接和高效得多，特别是在社会和精神生活方面，更是如此。而这些相关种子的生长，或许就是“社会”缓慢回归的显著标志。
在这个时期，茶馆得以迅速恢复乃至蓬勃发展。在民国时期，茶社业公会控制着茶馆的数量；但现在，人们可以自由开设茶馆。随着竞争的加剧，出现了各种类型的茶馆，并且顾客盈门。这表明，公共生活真正地恢复了，低档和高端的茶馆都促进了公共领域的繁荣。企业经营者、顾客、中产阶级（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皆因此受益；生意人要求经济自主化，顾客追求轻松的空间，知识分子渴望公共空间中的自由表达，这些都促使更强大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在这种新型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经常讨论自身的生活，包括各种社会话题，城市、国家乃至国际的新闻热点。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对于公共空间中谈论政治感觉自由多了。这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无疑更加速了公共领域的发展。
魏斐德（F. E. Wakeman，1937-2006）不认同“自1900年以来的不断扩张的公共领域”可能形成了“对抗国家的公民权利的说法”。然而，冉枚烁、罗威廉对公共领域的兴起则持有更积极的观点。冉枚烁在关于晚清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中指出，“公民社会一直是西方政治理论的重要主题”，但“公共领域”概念本身，“并不是很契合西方的政治理论或是历史文献，而是更适用于17世纪早期以后的其他地区”。在她看来，“公民社会”的概念虽来自西方，但却适用于中国。罗威廉注意到，诸如茶馆、酒馆这样的场所是公众观点阐发的集中地，“尽管别人不这样认为，但我深信这样的现象也存在于晚清。中国城市中的茶馆和酒馆便是如此的场所，它们至少都促进了人们对于公共话题的辩论，类似于早期现代欧洲咖啡馆”。
与历史学家相较，那些研究改革开放时代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家，更喜欢用“公共领域”这个词。正如克劳斯（Richard Kraus）所说的，他相信“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着公共领域”；但一些更为谨慎的学者们认为，虽然“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经常被捆绑在一起”。学者们已经关注到，公共空间在当代中国是如何影响“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的。当然，“城市公共空间”不仅仅包括街道、公共广场、公园、剧院、咖啡馆、茶馆等，也包括公共场所永久性的建筑，如纪念碑、雕塑、壁画和其他公共艺术，它们“为讨论中国的‘公共领域’这个棘手问题提供了一个途径”。因此，可以认为，改革开放后的宽松政策，新的公共生活的机会，以及新商业和消费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此外，研究中国的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家，还喜欢用“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个词。罗德明（Lowell Dittmer）、郭良平（Lance Gore）指出，“市场化对政治的影响是建立了市场文化“”，从而形成了“更自主的公民社会的基础，最终可能出现一个更加多元的、善于自省的政体”。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公民社会”概念是否可以用在中国1949年以后甚至改革开放时期，都“极富争议”，但公共领域的概念似乎“少一些分歧”。其实，人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各种社团的兴起，有的甚至以社会批判为己任，这些都是公民社会的强大催化剂。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 Madsen）发现，“由于过去十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的一些团体有的出现，有的恢复，至少有部分国家控制之外的自治权”，其中包括商业、行业、老年、宗族等协会。他认为，这些协会的扩张“削弱了国家对人口的管控力”。实际上，在赵文词文章发表以来的大概十五年间，这些协会越来越多地显示了公民社会中的自治化因素。赵文词还特别提到，尽管哈贝马斯指出“咖啡馆在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能假设“茶馆在中国也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而我对茶馆和公共生活的研究，便是按照赵文词所称的力图“找到促进民主的公共领域、导致市民社会发展的正确量度”，却发现，茶馆确实发挥了与欧洲的咖啡馆类似的功能。
新的市民社会将走向何方？互联网可能是一个答案。尽管人们已经建立了现代茶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在那里开展着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可以在那里自由地聚会、阅读、办讲座、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等，但是，在当今社会，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以上各种活动的信息发布和意见的主要出口。与茶馆不同的是，这些活动虽然经常表达民意或“公众舆论”（publicopinions），但却可以在私密空间进行，因此出现了在私人空间展开公共活动这样的新形式。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但确确实实已演变成为公共空间，虽然这是一种特殊的形式。人们可以看到，互联网的活力与茶馆类似，也是一个舆论的发布和聚集地。博客、QQ、微信等交流工具的流行，使国家对这种表达民众意见新方式的管理难度加大。最终，随着公共生活越来越具有活力，公共领域的范围也会继续地扩张。
（本文原载于《南国学术》2018年第3期第404-415页，转载未收录原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