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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这3位老人见证了重要拐点


来源:南方周末公号

原标题:改革开放40年,这3位老人见证了重要拐点 ▲从左到右分别为:杨启先:生于1927年,曾任国家

 

从左到右分别为:杨启先:生于1927年,曾任国家体改委委员,参与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高尚全:生于1929年,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参与十二届三中、十四届三中、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张卓元:生于1933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参与十四届三中、十六届三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视觉中国/图)

原标题:改革开放40年,这3位老人见证了重要拐点

全文共6066字,阅读大约需要14分钟。

 

  • 原起草小组一半以上的成员离开了,思想较为开明的杨启先,成了少数留下的人员之一。他曾告诉南方周末:“原来的起草班子力量不够强,而且思想解放得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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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对的人都比我官大。”高尚全说,他后来建议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又召开了一次理论研讨会。与会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应该将商品经济写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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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得意弟子,张卓元被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稳健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提倡“稳中求进”。从那次开始,迄今他已参加了13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89岁的高尚全依然很忙。只要没有其他的事,每天上午8点一刻,他都会准时到办公室,在那里写书、校稿、看清样、接受采访,“感觉每天事情做不完”。

这位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退休后,办公室被安排在北京皂君庙4号,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办公地点。6月8日上午,高尚全在会议室接受了南方周末的采访。

走路时步履已缓慢,但他精神依然饱满,谈起改革的过往,丝毫不见疲态。说到激动处,坐在沙发上略后靠的身体,就会微微向前倾斜。

过去40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有许多重要拐点。其中有4次“三中全会”较为关键。分别是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高尚全参与了前3次“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尤其是1984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被认为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决定性步骤”。

这是高尚全第一次参加中央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时年55岁。那一次,年长他2岁的杨启先也是起草组成员,杨启先当时是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局局长。

等到1993年,高尚全第二次参加中央全会文件起草时,比他年轻4岁的张卓元也进入了起草组,张卓元时任中科院财贸经济所所长,此后,张卓元相继参加了十六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

杨启先、高尚全、张卓元,3位老人就这样交替见证了那关键的4次“三中全会”。如今他们都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南方周末通过他们的回忆,呈现从“计划”到“市场”的不易和曲折。

1

起草组“换将”,旧瓶装新酒

十二届三中全会:商品经济第一次被写入了党的决议,意味着“精神污染”的帽子正式被摘除。

起初,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中,并没有高尚全。

先于他成为起草组成员的杨启先曾告诉南方周末,起草组1984年6月初入驻北京玉泉山。作为清代的“三山五园”之一,玉泉山在1949年以后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地标,多数重要文件都起草于此。

工作两个月之后,起草组拿出了一个提纲,但没有突破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定调。

中央决定用“换将”来打开局面。起草小组负责人换成了时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林涧清,新增成员包括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高尚全,以及郑必坚、龚育之、林子力等人。

原起草小组一半以上的成员离开了,思想较为开明的杨启先,成了少数留下的人员之一。他曾告诉南方周末:“原来的起草班子力量不够强,而且思想解放得也不够。”

邓小平早就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政治、经济的改革起了很好的作用,十二届三中全会最理想的是也搞个改革的文件。最后决定,十二届三中全会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在“换将”之前,起草小组内反对商品经济的力量却占据了上风。起草了两个月,基本都是在原有的框框里修修补补。

这种“保守”在当时也不难理解。毕竟在此前三十多年里,商品经济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品,提倡商品经济的卓炯、呼吁价值规律的孙冶方和支持市场经济的顾准,都因自己的“过错”言论遭受过牢狱之灾。

改革开放启幕后的头几年,商品经济虽被重新提起,但依然受到打压。

1980年,原国务院体改办(体改委前身)起草了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第一句用了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话:“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但在各省书记省长的座谈会上,文件因遭到强烈反对而“胎死腹中”。

一年后,经济学家关于利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受到批评。到了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时,“商品经济”更是被当成了“精神污染”来对待。自那以后,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文章销声匿迹。

风云突变发生在1984年。那一年,政界和学术界中,呼吁为商品经济正名的力量开始不断汇聚。

当年7月,在国务院领导的授意下,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组织4名专家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不能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参与该文撰写的张卓元告诉南方周末。虽然没有加入起草组,但因为这篇文章,张卓元也与那次三中全会有了某种意义上的交集。

特别是在“换将”之后,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中,支持商品经济的力量也占了上风。

即便如此,有人提出要将“商品经济”写进“决定”时,起草小组内仍然有人反对。

“反对的人都比我官大。”高尚全说,他后来建议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又召开了一次理论研讨会。与会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应该将商品经济写入“决定”,并修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因为前者是制度,后者是手段,放在一起不匹配。

“这其实是一种政治智慧。”在杨启先等人看来,提的还是计划经济,但加上了商品经济,“旧瓶里就装了新酒”。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第一次被写入了党的决议,意味着“精神污染”的帽子正式被摘除。

“但‘商品经济派’最后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据杨启先回忆,在“决定”正式成文的前一天晚上,又加了一个“尾巴”:“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

这相当于说,商品经济仅限于生产资料领域,并不包括生产要素。

2

剪掉“尾巴”:劳动力也是商品

十四届三中全会:争议最多、起草组费力最大的是有关“国企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容。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视觉中国/图)

因为1984年留下的一个“尾巴”,之后近10年,各种中央文件提的概念都是“劳务市场”。把“劳务市场”变成“劳动力市场”的,是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

那一年的5月31日,正值初夏,依旧在北京玉泉山,林木苍翠,清幽寂静。一个25人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写作小组正式成立,64岁的高尚全和60岁的张卓元都在其中。

这是高尚全第二次参与“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张卓元则是第一次以中央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的身份走上玉泉山。

作为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得意弟子,张卓元被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稳健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提倡“稳中求进”。从那次开始,迄今他已参加了13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

进驻玉泉山之后,起草组成员散居在2、3、4号楼,工作地点在5号楼的一层会议室。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内,他们将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

一切迹象表明,改革正在快马扬鞭。

但回首历史,从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1993年完成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设计,其间又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艰难。

早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就明确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

恰恰在这时,商品经济的闸门险些被关上。接下来的几年,困难一个接着一个。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市场经济”才光明正大地走进公众视野。当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只是提出了目标,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究竟是怎样的?其基本框架是怎样的?”张卓元说,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清楚。

“有待于一年后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来解决了。”尽管从家乡广东到北京已有六十多年,但他至今乡音犹存。

从成立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日开始,起草组用了两个全天的时间,结合经济改革和发展实际,就文件内容和框架进行了两天半时间的学习和讨论。

当时起草小组内气氛很好,成员相处很和谐,一般都以老张老李或同志相称,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是起草小组组长,大家都叫他家宝同志。

体改研究会会议室的墙上,至今还挂着一幅高尚全和温家宝的合影。“大家都比较敢于发言,没有太多顾忌。”这样的氛围里,高尚全又重提10年前留下的那个“尾巴”,建议应该把“劳动力市场”写进三中全会决定。

理由是劳动力市场原本就是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现实生活中,就业压力那么大,单靠政府调配肯定不行,“不开放劳动力市场怎么解决就业压力呢?”

反对者的理由是,怕提出劳动力市场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担心政治上引起不良反应”。

两股力量一直对抗到11月3日,此时距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幕只剩下11天了,此事还未有定论。那天,恰好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起草组的汇报,作为分小组的负责人,高尚全列席了会议。

“我想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争取机会了,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高尚全鼓起勇气举手要求发言,并一口气讲了5个“为什么要提劳动力市场”的理由。

针对反对者的担心,高尚全明确提出,有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可以得到市场的尊重,劳动力有了自主权,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高尚全会后找到温家宝,说自己有点内疚,那个场合不该发言。但温家宝肯定地说:“我赞成你的意见。”最终,“劳动力市场”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这个“决定”勾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设计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

“决定”的形成过程中,争议最多、起草组费力最大的是有关“国企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容。

张卓元记得,当时,国有企业占据超大比重。按照传统的思路,“搞活”国企无非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调整“三板斧”,很难有新的突破。

为解决这一难题,本来和高尚全一起在起草组市场体系分组的张卓元,被调到了现代企业制度分组,潜心研究此事。

时任国务院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也被临时请上了玉泉山,陈清泰是一年前从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上调北京的,还担任过国企改革调研组的组长,对国企改革“有发言权”。

起草组最后用16个字确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3

“改革搞得差不多了”?

十六届三中全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行业领域。

时间到了2003年。此时,张卓元已在北京阜成门外月坛北小街2号院工作了30年。

这座拥有三栋四层苏式建筑的院落,曾汇集了社科院四大经济研究所、多个经济类学术杂志编辑部和国家物价局等诸多政府部门,素有“经济发展的高级智囊与执行机构”之称。

可受制于各种因素,有时候从“智囊”出谋的划策,“执行”起来并非易事。2003年时,张卓元发现,10年前提出的一些改革目标仍未实现。

比如,当时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到2003年时,国有企业离规范的现代公司制度、法人治理结构,还差得很远。

再比如,1993年就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经过10年努力,在“统一”和“有序”方面,离当时定下的目标仍有相当距离。

就在这时,社会上却出现了“改革搞得差不多了”的论调。

这或许与当时“乐观”的形势有关:因为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形成的对外开放倒逼机制,许多过去在内部难以突破的体制、机制障碍被迅速克服;特别是在经历多年高速发展后,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

“其实,由于整个经济体大踏步迈向市场化,旧体制与新的经济力量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在高尚全看来,彼时的改革任务依然十分繁重。

如此时代背景下,2003年11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而10年前提出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全会文件起草小组于当年4月成立,74岁的高尚全和70岁的张卓元再次成为了并肩的“战友”。

那时民营经济已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由于在投融资、税收、土地等方面一直没有放开,社会上对民营经济已遇到天花板的担忧和讨论,始终不绝于耳。

张卓元回忆,起草小组在经过反复推敲后,写进了一段现在看来依然“很彻底”的话:“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有事业及其他行业领域。”这意味着,非公有制企业也能享受和公有制企业同样的待遇了。

文件还作出了一些具体前瞻性的规定,诸如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等。

“这也是一个顶层设计,提出了诸多很好的改革目标。”张卓元说,如果按照2003年的设计走下来,很多日后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遗憾的是,那次决定落实得并不理想。张卓元表示,此后10年,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没有很好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环境尚未很好形成,宏观调控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等,仍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阻力。

这对10年之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中央领导没再请吃饭

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上升为“决定性”。

2013年4月30日,一个六十多人的写作小组进驻玉泉山,其中就包括张卓元,他们将为于当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起草文件。

此时已80岁高龄的张卓元每天早睡早起,“生活很是规律”。上山之前,在社科院三里河的宿舍区,每天早晨,他都会沿着路边的公园慢走一圈。因此,在玉泉山的半年,尽管工作压力大,但他依然能够很好地投入到小组讨论和文件写作中去。

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张卓元印象最深刻的是,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作了提法上的调整。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提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10年后,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新了这一提法,改成“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几个字被删掉。

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从“基础”到“决定”,“两字之差,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定位。”张卓元向南方周末回忆,在讨论这个提法时,起草组成员一致觉得这个提法是最好、最恰当的。

他们只是担心,一下子提出“决定性”作用,跨越会不会太大。最后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拍了板。“如果没有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下决心,许多重大改革举措是很难出台的”。张卓元说,这次文件起草期间,起草组全体会议都由组长习近平主持,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由习近平拍板。

讨论期间,有人翻出了过去10年的“旧账”,认为2003年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后,落实情况并不到位。于是,是否成立一个机构来统领改革,又成了起草组要考虑的问题。

类似的呼声在社会上也很强烈。从2011年开始,就不断要求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的呼声,十八大之后,进一步具体到要成立一个改革领导机构,甚至都想好了名称,如“改革委”“体改委”,持此观点的不乏像吴敬琏、张维迎这样有影响力的学者。

实际上,改革的形势在那时已发生了变化。十八大之后,中共中央确定的改革已经超出经济改革范畴,涉及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这些其实是需要从党中央层面来考虑的。因此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没有成立体改委。但社会上的呼声并没有停止。

“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张卓元说,加上起草组也有人提出要成立改革的领导机构,中央最终决定成立了深改组。十九大之后,深改组又升格为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参加过多次中央文件起草工作,张卓元的记忆中,之前每次工作结束后,中央领导都要请起草组成员吃顿饭,表示感谢,但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一次就取消了,“这也算是八项规定出台后,中央带头勤俭”。

尚难料定,张卓元今后是否还会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对一辈子频繁登上玉泉山的张卓元,老朋友吴敬琏赠了他一个“玉泉山人”的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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