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茂华：越南汉字兴衰史述略

原标题:梁茂华：越南汉字兴衰史述略

                               引言

        汉字传入越南的历史颇为久远。它是越南主体民族——越族（今之“京族”，以下同）的第一种书写文字，更是越南历史上的通用文字。从古至今的不同历史阶段中，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均具其自身的特点。要而言之，它既受到越南历史发展进程和政治环境的巨大影响，又与越族对汉字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八月革命”胜利后，越南主动放弃汉字，转而全面以拉丁国语字作为全国通用书写文字，汉字就此退出越南官方通用书写文字的历史大舞台，但越南民间丧嫁、庙会、族谱和神符等习俗中也还在一定程上使用汉字或字喃。20世纪90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往日益频繁，越南社会正逐渐出现学习汉语的新潮，汉字和汉语在越南的教育与传播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对汉字在越南的兴衰史略作回顾和探讨，加深了解中越两国语言文化关系，以及推动两国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在全面使用拉丁国语字之前，越南长期使用汉字和实行汉字教育是与中越两国的漫长历史关系分不开的。中越两国的交往可揆诸信史者两千余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岭南，以其地分置南海、桂林和象三郡。公元前207年，秦亡，南海郡尉赵佗趁机击并上述三郡，建南越国，都番禺（今广州），自号南越武王。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路博德灭南越国，以其地为交阯部，下设南海、郁林、苍梧、合浦、朱崖、儋耳、交阯、九真、日南九郡，其中交阯、九真和日南三郡即今之越南北部及中部北区。秦汉迄五代宋初，越南正式被纳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行政区划，比肩内地诸州郡县。我国史家将该历史阶段称为“千年郡县时期”，越南史家则视为“千年北属时期”。在此历史时期中，越南人接受汉字及以其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和典章制度。公元968年，越南丁部领削平管内“十二使君”之乱，建“大瞿越国”，实现封建自主。此后，越南历代王朝均与中国保持“藩属”关系，直至1885年中法签订《天津条约》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为止。封建自主时期，越南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加强封建国家建设和巩固封建统治，主动地接受汉字、中国文化和典章制度，并将之发扬光大。法国取得越南宗主国地位后，为了斩断中越文化关系，加强殖民统治，逐步取缔汉字，推广拉丁国语字和法文。此举曾受到越南士大夫阶层的激烈反对。然在越南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越南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拉丁国语字对传播革命思想和提高民智的好处，遂不遗余力进行倡导和普及。1945年，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八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此后不久，越南正式通过决议，主动放弃汉字转而以拉丁国语字作为全国通用书写文字。

        基于上述历史背景，笔者认为汉字在越南的兴衰史大致可划为如下五大阶段：

         一、先秦时期：越南接触中国语言文字的初始阶段

        中国语言文字在越南的传播是以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与越南北部地区人民的相互联系为前提条件的。关于古代两地人民的交往，我国《尚书•尧典》曰：“申命曦叔，宅南交”。《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载：“帝颛顼高阳者……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虞舜者，名曰重华……南抚交阯”。这说明我国三皇五帝时代，中原地区人民已与南交、交阯地区人民有所接触了。此外，中越史书均载有交阯使者北聘于周的记载：

        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九译而朝。”

        可见远古时期，两地人民已有联系。越裳氏“重九译”以白雉见献于周，说明该历史时期中国语言文字尚未传入交阯地区，两地语言差异极大，无法相互口头交流。但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既然越裳使者已见献于周朝，应该对中国语言文字有所接触和了解。基于上述史料记载，笔者谨慎地认为，先秦时期是交阯地区人们接触到中国语言文字的初始阶段。此历史时期，中国文字书写形式尚未统一，汉字也是汉代以后人们对中国文字约定俗成的称呼。有鉴于此，此阶段应称为越南接触中国语言文字的初始阶段。

        二、秦汉时期：汉字首传越南阶段

        秦汉经略岭南之后，在封建国家机制的推动下，汉字及以其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始被及越南。秦朝国祚短暂，未能在象郡地区推行文教。秦亡，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为了巩固割据政权，赵佗在大力引进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的同时，十分重视文教。史载赵佗主政期间，“武功慑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这表明南越国时期，汉字和中原文化已在岭南地区得到初具规模的传播和发展。南越国还继承了秦朝华越杂处的做法，在客观上有利于华越民族融合以及汉字的传播。两汉时期，汉字和中国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有了新的变化和途径。将政治斗争牺牲者和罪人流放至包括交阯、九真和日南的岭南地区是两汉统治者的一贯做法。史载，汉武帝“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被贬至交阯、九真和日南的汉代失势官宦及罪人，对汉字在越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王莽篡政后，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而疯狂剪除异己。中原众多士子举家避难交阯。及至东汉“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这是中国史籍明确指出中国封建官吏在越南首建“学校”的记载。学校的建立对汉字和中国文化在越南地区的传播起到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我国史家对两位太守做出了“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的高度评价。东汉未年，中原战火纷飞，而士燮在交阯治理有方，四十余年疆场无事。士燮学问优博，政事之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士燮对越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被越南史家尊为“南交学祖”，并认为“我国（按：越南）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此外，士燮体器宽厚，礼贤下士，所以当时以桓哗、许靖、许慈、刘熙、程秉、薛综等为代表的中原名士往交阯依附士燮者数以百计。他们在交州办私学，收门徒，著书立说，以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教授越南人，或以学问或以德行抑或以治绩垂名青史。他们对汉字在越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卓著的历史贡献。

        秦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时期，在中国封建官吏、移民名士和被流放官员的共同努力下，汉字及以其为载体的先进中华文化首次在越南地区得到较大规模的传播，为后来汉字成为越族历史上的第一种书写文字立下基础。士燮主政期间“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说明汉字教学是以古代经传为课本，但讲解和传授时必须“翻译音译”才能将“中夏经传”教授给越南人，即当时“中夏经传”经越语翻译之后，越南人才能理解和接受，说明至迟于东汉末年，越南地区已经开始使用本地语言释读汉字。在这种文教机制下，越南语开始有序地吸收汉语借词，丰富自己。正因如此，现代越南语中有些汉越语还相当完好地保留了上古汉语的读音。例如，汉越语ngan的读音即上古汉语“雁”字的读音；上古“为”字即“象”字，从汉越音考察，“为”字在汉越语里读vi，和voi相近，或为同一字，因而上古“为”字读“为”音而非“象”音；“鲜”字在《诗经•邶风•新台》篇中与“泚”、“瀰”相押韵，应皆“支部”字，“鲜”古汉越语读tươi，证明“鲜”字在上古属于“支部”韵。限于篇幅，不便枚举。

         三、隋唐至宋初：汉字大规模系统传入越南阶段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王朝在安南地区推行科举制度，开办官学和私学教授汉字和传播中华文化蔚然成风。这一时期安南地区文教日渐盛隆，人才培养堪比内地。有鉴于此，朝廷已允许安南人通过科考选任补官。会昌五年（845年），“举格节文，安南所送进士不得过八人，明经不得过十人”。安南人修明经、进士举业者中，的确有些出类拔萃者通过考试，入仕于朝，如爱州名士姜公辅第进士，登制策科，官至相位。交阯名士廖有方在京城长安考中进士，虽仕途不显，但颇有才气，文笔闻于交阯。他在柳宗元贬谪岭南期间慕名携诗文登门求教。柳氏对其诗文称赞有加，认为有“大雅之道”，并特作《送诗人廖有方序》和《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两篇文章，加以勉励和指导。科举取士为交阯布衣阶层开辟了入仕的途径。在这一制度下，汉字大规模而系统地传入越南，使用范围也从官场和士大夫阶层逐步扩大至民间，巩固了它作为交阯地区正式通用文字的地位。这一时期，安南地区在书写文字上使用的是汉字，但却出现汉语和越南语双轨并存，各司其职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越南语非常系统而全面地借用汉语，形成以唐音（长安音）为识读标准的完整的汉越音体系，保持至今。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将其称为“汉越语”。

        唐朝设立安南都护府，驻有大量的汉人军队。戍卫边陲的士兵或战死沙场，或随将帅撤回中原，或永久侨居安南娶妻生子。这在主客观两方面均为汉字在该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唐朝还沿袭历代将越南地区作为流放地的做法。据有关学者统计，唐朝安南都护府辖内驩州、峰州和爱州三地所流放的罪人高居岭南道流放人数之首，占整个唐代流放人数的百分之十一。如唐初四杰之一王勃之父王福畤坐事贬交阯令。王氏在主政期间造福一方，大开文教事业，死后当地越人立祠以念其功德。被贬到安南的还有褚遂良及其儿子彦冲、彦甫以及杜审言、沈佺期、李巢、李友益、高俭、韩思彦、斐夷、刘瞻、宾参、李仁钧、陈蟠叟、杨牧、李乾佑、严善思、宗晋卿和卢藏用等二十人。他们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工于诗文。他们贬谪安南必然会推动各自管内文教事业的发展，这不但有利于汉字和汉文化在越南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而且还为上述地区的文教事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对孕育后世文豪墨客产生了影响。如越南第一部正史《大越史记》即陈朝时期清都镇东山县大学者黎文休奉敕以汉字修撰，内容上自赵武王（即赵佗），下迄李昭皇，凡三十卷。此史书虽已散佚，仅有些许内容被后世之《大越史记全书》援引而得以保留，但它为越南后世史家撰史奠定了基础。越南史家对黎氏及其著作评价颇高，认为“我南国有国史，自此始。”越南陈朝清都镇即中国南朝迄隋唐常贬谪官宦所至之爱州地。可见贬谪官宦对当地后世文教事业影响之一斑。

        四、越南封建自主至法国入侵越南前夕：汉字在越南的巩固和发展阶段

        968年，安南强豪丁部领建立丁朝，越南开始进入自主封建的历史新时期。自丁朝以降，越南历代封建王朝之典章制度，社会组织机构等方面均效法中国，以巩固王权和加强对国家的有效统治。1070年，越南李朝在升龙建立文庙。1076年，李朝又在文庙旁修建国子监，专供皇亲国戚及权贵子弟接受汉字和汉文化教育，后来教育对象逐渐扩大，也接受天资聪慧的百姓子弟就读。1075年，越南首开科举，此后成为历朝取士的重要途径。越南科考内容、形式和组织方法均以中国为宗，但亦有其自身若干特点。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在越南八百多年的科考史中，第进士者多达2818人。在本土化科举取士机制下，汉字和汉文化对越南的影响不断扩大和深入。农村也开办私学传授汉字、汉语和汉学，从而使汉字在这一时期逐步渗透至城镇，甚至是偏远村社，为广大平民百姓所接受和使用。政府使用汉字颁布政令和告示，征集鸿学硕儒用汉字撰修国史；文人雅士以汉字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民间宗教活动，签订契约亦多使用汉字。属明时期（1414-1427），明朝官吏在越南各州、府、县广设学校。据史载，越南属明期间，明朝在越南建立的学校共计161所，其中府学14所，州学34所，县学131所。明朝在越南的统治虽短暂，但众多学校的设立对汉字进一步在越南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由于长期受到汉字和汉文化的熏陶濡染，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越南不仅将汉字称为“儒字”和“圣贤之字”，甚至被越南人珍视为“chữ ta”，即“自己的文字”。这不仅反映了古代越南社会对汉字和儒学的极力尊崇，还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儒学对汉字在越南传播的巨大推动力。

         这一时期越南创作了大量的汉字诗文和著作。如李公蕴的《迁都诏》，李常杰的《南国山河》，陈国峻的《檄将士文》，阮薦的《平吴大告》、《军中词命集》、《蓝山实录》、《抑斋诗集》，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阮秉谦的《白云诗集》，黎贵惇的《见闻小录》、《芸苔类语》、《群书考辩》、《北史通录》、《全越诗集》、《桂堂诗集》，吴时志的《皇黎一统志》，以及阮朝国使馆编修的《大南实录》和《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数不胜数。抛开政治立场和民族主义的束缚而视之，有些诗文堪称雄文宏论，深得汉文化的精髓，体现出越南人对汉字惊人的驾驭和理解能力。为窥其一斑，笔者略举李朝开国皇帝李公蕴之《迁都诏》如下：

        昔商家至盘庚五迁，周室迨成王三徙。岂三代之数君，徇于己私，妄自迁徙，以其图大宅中，为亿万世子孙之计。上谨天命，下因民志，苟有便辄改。故国祚延长，风俗富阜。而丁、黎二家，乃徇己私，忽天命，罔蹈商周之迹，常安厥邑于兹。致世代弗长，算数短促，百姓耗损，万物失宜。朕甚痛之，不得不徙。

        况高王故都大罗城，宅天地区域之中，得龙蟠虎跃之势，正南北东西之位，便江山向背之宜。其地广而坦平，厥土高而爽垲、高燥也。民居蔑昏垫之困，万物极蕃阜之丰。遍览越邦，斯为胜地，诚四方辐辏之要会，为万世帝王之上都。

         朕欲因此地利，以定厥居，卿等如何？

        这一时期，越南汉字、汉语教育和汉文化学习的先后顺序基本与《三字经》所述一致，即小学-四书-五经-诸子-诸史。但亦有其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在幼学启蒙教材方面，他们往往立足本国国情，结合越南语和字喃固有的特点，将《三字经》、《千字文》和《二千字》等汉字启蒙经典改编成汉喃二元一体的教科书。如《三字经演音》、《三字经六八演音》、《三字经解音演歌》、《三千字解音》等。在这些幼学读物中，一般先举汉文字句，并于旁边用字喃进行注释和对译。如《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句，越南《三字经解音演歌》先于其下用字喃解释为“ 些 生 性 赋本 ”，然后再用字喃对译为“ 生 ，性本 ”。此外，为了在启蒙学习中灌输本国史观，提高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越南人还模仿《三字经》中有关历史内容部分，编撰出反映越南历史发展脉络的汉喃启蒙读物，如《幼学国史五言诗》、《天南四字经》、《初学问津》等。

        其次，在教授汉字方面，越南有自己的特殊办法。他们编撰汉喃字并用的《千字文》、《三千字》和《五千字》等幼学识字读物，用以讲解和传授汉字。笔者所收集到的《三千字》不分条目，开门见山罗列汉字，并在旁边注以字喃。例如：“天— ，地—坦，存—群，子—昆，孙— ”。《五千字》则稍有不同。它分为“开说、天文、地理、国君”等三十八条，结构完整，内容丰富，除单个汉字之外，亦兼有词组。例如天文条：“月—  ，日—  ，往—戈，来—吏，虹蜺—  ”。在掌握一定程度的汉字之后，古代越南夫子就会要求学徒先背诵经典对联和诗文，然后让学生模仿习作对联和诗歌，最后才要求学生模仿习作文章。经过这几个流程的学习和实践，不少学徒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汉字和汉文化基础。此外，越南人还将一些汉字编成生动形象的俗语或歌谣进行传授。谨略举如下几个列子：越南俗语用“chím chích mà đỗ trên cột, thập trên tứ dưới nhất đề chữ tâm”(柱上鹪鹩，上十下四，一横底心)来形容“德”字；“非”字被形容为“trong ao hai cây cọc, mỗi bên ba con ốc”(池中两根桩，每边三颗螺)；“子”字被形容为“liễu đã có ngang”(了字有横)；“夫”字则被形容为“chữ thiên trồi đầu”(天字冒头)。古代越南人还编撰汉喃辞书和字典以便国人学习汉字。如后黎朝景兴二十二年所撰（1761）之《指南玉音解义》是至今所发现越南最早的汉喃字典；另一部越南著名的古代汉喃字典则是成书于阮朝成泰八年（1896）的《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前者的特点是，先将汉字和汉语词汇分门别类，而后以字喃进行释义。后者则以越南传统的“六八体演歌”进行编撰，于文中列出汉字和字喃，并解释字义，完全有别于我国历代辞书及字典的编撰体例。

        五、法国入侵越南至“八月革命”时期：汉字在越南的衰落及其作为正式通用书写文字地位终结阶段

        1858年法军入侵越南岘港，之后逐步控制越南。1885年，越南正式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在法国殖民统治和“西学东渐”的双重历史背景下，越南以汉学为基础的传统教育体系日渐衰落，汉字和汉语的使用范围逐步缩小，最终汉字退出了越南通用书写文字的历史大舞台。这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嗣德年间，越南民间私塾教育还相当发达，“每乡有三五所私塾，或在家教，或富豪之家供养塾师，让其子弟和邻近之家的子弟前来学习”。1862年，法国占领南圻东三省后，迫切需要割断中越历史文化的联系，摆脱中国的影响，加强和巩固殖民统治。为达此目的，法国殖民当局的具体措施是，在法式学校中罢黜汉字、汉语和汉学教育，以法语和拉丁国语字取而代之。此举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抵制。1885年，法国全面掌控越南后，改变了上述做法。他们在一定范围内继续维持汉字、汉语和汉文化教育。以下表格反映当时越南法式学校的汉字和汉语教育情况：

      1910年越南法式学校汉字教育课时统计表

         上表数据显示，1910年越南小学至高中均开设有汉字课程，小学阶段的汉字课时量非常少，前三年每周仅0.5节课，四年级略有增加，但每周也仅为2节课。此时期小学阶段的汉字教育，主要是向学生教授和讲解简单常用的汉字和通俗易懂的短文。初中阶段的汉字课时量为每周8节课，高中则每周3节课，授课教材大体上以传统儒家经典的撮要和简约本为主。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这些儒家经典往往是汉字、字喃和拉丁国语字三元一体的读本。学生在学习汉字的同时也是接受和学习拉丁国语字的过程。1919年，科举制度在越南全境被废除。至此，汉字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最大教育平台。法国殖民当局通过行政手段以拉丁国语字和法文作为正式通用文字。但由于拉丁国语字已于掌握和普及，法国殖民当局担心它成为越南民族精英传播爱国反法思想的工具。因此，他们又被迫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汉字和字喃的使用，以维持统治需要。越南民主革命精英也逐渐认识到拉丁国语字的便利之处及其对传播革命思想，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作用。在多重政治影响下，汉字在越南的前途及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1945年，胡志明领导的“八月革命”取得胜利，不久便通过决议正式宣布废除汉字，转而以拉丁国语字取而代之。至此，汉字在越南两千余年的正统通用书写文字地位被终结。

                                结语

        汉字在越南传播、使用、发展直至衰亡历经两千余载，是越南成为传统“汉文化圈”国家的重要体现之一，对越南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对此有如下几点认识：第一，汉字的传入使越南越族第一次拥有正式通用书写文字，其民族历史、文化、传说和风俗习惯等除了口口相传外，也有了文字记载，得到更好传承和发展。第二，自古以来越南越族一直存在本民族的口头语言。它既借用了一些汉语词汇，又与汉语口头语言差异极大。这是字喃产生、存在和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字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越南语的若干特色，在文学创作上曾取得辉煌的成就。越南历史上封建统治阶层和士大夫接受了儒家的“正统、正朔”思想观念，在此思想基础上，汉字高居正统之位，字喃被视为“nôm na là cha mách qué”(意为：“字喃为不正之父”或“字喃为鄙俗之字”)。再者，由于它结构比汉字还复杂，掌握字喃必以掌握汉字为前提条件之一，且读写因人而异，规范性极差，故而无法取代汉字成为正式通用文字。当汉字在越南走向衰亡时，字喃便失去了依附的平台，必然也会走向衰亡。第三，汉字和汉语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越南语发展的历史轨迹，使它从多音节语言逐渐发展成为单音节语言。汉语极其深刻地融入了越南民族语言之中，以致今日之越南语不但保留了部分上古汉语的读音，还形成了独特的与《切韵》对应整齐的汉越音系统。正因如此，汉越语在今日越南语词汇中所占比重约为70%，且有不断增加之势。第四，以汉字和字喃为载体的大量历史文献典籍是越南民族思想、历史文化的重要宝藏，也是中越两国文化关系及中国文化对越南影响的重要表现形式。越南“八月革命”胜利后旋即以拉丁国语字取代汉字。拉丁国语字属表音文字，具有易于拼写、便于普及和扫盲的巨大优势；但书写文字的骤然更替在很大程度上也割裂了该国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纽带，形成了巨大的文化断层。

作者信息：梁茂华，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文章原发表信息:《东南亚纵横》2014年第6期。为了阅读便利，省去注释和参考文献，有些喃字亦不能显示，如要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越南历史研究第六十五期

编辑:韩周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