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大家|傅佩荣：人要用真诚安顿自己的生命

原标题：人文•大家|傅佩荣：人要用真诚安顿自己的生命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现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教授在中西哲学方面的研究长达50年，曾担任央视《百家讲坛》、凤凰卫视《国学天空》等节目的主讲，著有《哲学与人生》《儒家哲学新论》《论语之美》等著作。

近日，傅佩荣教授新作《傅佩荣讲孔子》出版，以浅显易懂的文字，探究孔子的思想内涵与理念。《齐鲁晚报》“大家”专栏对傅佩荣教授进行了专访，畅谈孔子、儒学在当下的现实意义。

儒家的特色在于强调人文关怀

齐鲁晚报：您研究中西哲学长达50年，站在中西文化的制高点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视野很独特。您如何评价孔子在轴心时代四大哲圣中的地位？

傅佩荣：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耶稣创立了基督宗教，这两位是宗教的创始者。但孔子不是宗教的教主，他跟苏格拉底比较接近。苏格拉底开启了西方求真务实的精神，对哲学和科学有很大的启发；而孔子把重点放在了人生关怀方面。孔子肯定人性与善的内在关系，提出人生的理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特色是让人的生命在现实世界得以安顿，并且拥有后续的发展，让整个社会可以越来越好。他不谈宗教教义，而是强调人生关怀，主张从人性与善的关系中，找到人生的出路。

齐鲁晚报：您一直说孔子是哲学家，有他的系统理论和完整的价值观。能简单介绍一下这套价值观的构成吗？

傅佩荣：哲学家的基本特征是澄清概念、设定判准和建构系统。孔子作为哲学家，他澄清了一些重要概念，比如“仁”和“礼”。他将所有的价值观建构成设定的判断，比如强调人不能只是小人，应该设法成为君子，做君子的标准包括“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坦荡荡”等。而建构系统，是让你知道人生有个最高目标，就像孔子一样，“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不是单纯人间或自然界的事情，而是人对自己生命的认识。

所以孔子的价值观简单来说可以分三个阶段、六个层次：一是“自我中心”阶段，此时有两种价值，即生存与发展；二是“人我互动”阶段，此时的价值是礼法与情义；第三个阶段是“超越自我”阶段，此时的价值是无私与至善。这个价值体系对现代人还是很有启发的，很多人把它跟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照，但显然孔子更为完整和系统。

齐鲁晚报：以儒家为主轴、以道家为辅，您对于儒家思想总结归纳出“约、恕、俭、敬”四字诀：“对自己要约，对别人要恕，对物质要俭，对神明要敬。”这简单的四诀心得，对当下社会是不是很有指导意义？

傅培荣：第一，对自己要约。当前的社会是自由开放的，特别需要对自己多加约束，如果只靠外在的规范是不够的。第二，对别人要恕。恕就是互相尊重、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第三，对物质要俭。如今环境保护已成为普世价值，对物质要俭就符合这点。最后，是对神明要敬。对于我们的祖先要有敬畏之心，对天地万物的根源要有敬畏的心。

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才是人生的正路

齐鲁晚报：孔子一生努力向诸侯国君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却屡遭碰壁。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个智商情商都很高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却选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您如何看待孔子的这种“固执”？

傅佩荣：简单来说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比方说一辆游览车，司机要带大家去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但车开了一半，司机心脏病发倒下来，请问在车上谁有使命和责任继续开车？就是懂得怎么开车的人，而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人。对于孔子以及其他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使命感就是孔子所谓的“五十而知天命”，舍我其谁的一种责任感。儒家具有忧患意识，认为人的社会需要国君和老师，否则很难走上正途，人都需要受教育，而这要由老师来承担，才能让一个人学习并且努力实践成为君子。

齐鲁晚报：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孔子及儒家思想并不占优势地位，汉代以后，儒家思想逐渐被普通大众所接受。您能否从哲学和思想价值角度，来分析儒家思想是因何被普通大众所接受、认同并长期遵循的？

傅佩荣：第一，温和的理性主张。认为每个人只要学习、发挥理性的能力，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生目的。第二，深刻的人道情怀。《论语》中有“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家里马厩失火，他回来之后只问是否有人受伤，而没有提到马的损失，代表他关心每一个真实的人。第三，乐观的人生理想。相信德行修养是人人可以达成的目标，并且因而可以活得快乐而有意义。此外，儒家从孔子开始将古代的经典整理修订，儒家的后代弟子大部分以教书为业，是传经授业的老师，有传播优势。但如果没有前面有关理性、人道、理想这几点原因做铺垫，中国人就算暂时接受了儒家思想，也不太可能从中学会安顿自己的生命。

齐鲁晚报：变与不变，往往是一个哲学家终身要面对的问题，孔子既追求“一以贯之”，又善于因材施教。该如何看待孔子思想中的变与不变？

傅佩荣：孔子在《论语》中介绍过古代七位圣贤，他们按照自己的个性与时代的情况展现自己生命的特色。随后，孔子说自己“无可无不可”，代表他心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要出于真诚、遵守社会的规范，因此真诚与规范是不变的。什么时候要变？就是你与别人往来，必须进行灵活的判断，这就是要变的部分。因此孔子被孟子推崇为圣人里面最讲时宜的。

齐鲁晚报：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怎样看待仁与礼的关系？孔子把“礼”摆在极高的位置，然而，孔子所追求的周礼早已与当代人的生活格格不入，您认为“礼”在当代的价值是什么？

傅佩荣：孔子说这句话，是因为他的学生颜渊请教“仁“是什么，所以孔子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给出了答复。但是很可惜，后来大家把“克己复礼”分为两个部分，好像这个“己”天生有问题，所以要克，礼是最好的，所以要实践礼，复礼就是实践礼。但是孔子后面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强调一个人的主动性。礼被摆在极高的位置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规范，而仁是每一个人对自己当前行为的抉择。很多人行礼如仪，却缺乏内心真诚的态度，只是被动地行礼如仪。我认为，“克己复礼”是一个整体，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才是人生的正路。真诚的心是礼的实质的内涵，这是礼在当代的核心价值。

“自我的觉醒”是建立人格的关键

齐鲁晚报：相比西方哲学，儒家哲学更强调真诚，由内而发，再选择人格成长的环境。您提到教育有三件事最重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在如今的人才教育、人格教育、人文教育中如何得以体现？

傅佩荣：“兴于诗”跟“成于乐”偏向人文教育，要求调和自己的情感，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安顿。人才教育在这里并不明确，因为人才是要用之于外的，需要有专业知识与技能，才能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礼特别跟人格教育有关，一个人的人格需要具备两方面的特色，一方面要出于真诚的内心，主动去实现道德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懂得规范是什么，所以“立于礼”偏重于人格教育。

齐鲁晚报：我们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来获得内心的安定与幸福？

傅佩荣：学儒家一定会谈到真诚，人只要真诚就会有自信心。你按照人与人之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方式跟别人互动，内心的安定与幸福自然就能出现。同时，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时也不要忘记还有道家，学道家会让你体会到道是无所不在的，你的人生带着儒家的自信与道家的自在，就不会再彷徨迷惑。

齐鲁晚报：您的书中讲过一个例子：“在美国做过一个调查，问如果可以隐形的话，你要做什么？……结果接受访问的民众80%说要抢银行。”这说明人本来就是被动的，而人生成长的关键，是要化被动为主动。儒家教育如何诠释这一点？

傅佩荣：第一步就是要有自我的觉醒，“我欲仁，斯仁至矣，”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能推卸责任。人生确实是被动的，因此成长的关键就要化被动为主动，在没有人监看的情况下，仍能按照自己的良知和法律规范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学儒学一定要掌握到孔子思想的特色，就是“自我的觉醒”，这是一个人建立自己人格、树立人格尊严的关键。

齐鲁晚报：那么现今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起到了互补作用，是这样吗？

傅佩荣：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思想跟西方思想起到互补的作用，这个互补要看在什么层面。在个人修养层面，西方人重宗教信仰，道德往往跟宗教脱离不了关系。儒家的思想不是不谈宗教，而是不谈特定的宗教，但对天有很明显的信念，强调顺天命。在道德层面，西方的道德以宗教为基础，儒家以真诚出发。这些差异，对个体发展可以产生互补的作用，而思想互补还应进一步探讨。

齐鲁晚报：您在书中数次提到，后来人比如朱熹对儒家的解释已经与孔孟的本原思想不同了，但从谱系学的角度来说，它们一直在发展，并且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如果再回到孔孟的原始思想，会不会造成思想连续性的断裂？

傅佩荣：朱熹的解释是对儒家思想有一种最明显、最大的断裂。譬如说朱熹提到三纲五常是儒家的思想，这是不对的，三纲五常是经西汉董仲舒、东汉班固才确定下来，跟孔孟没有任何关系。从谱系学的角度来说，这叫做创造性的误解。因为有政治的支持，也有教育的配合，很多人也就接受了这种误解，拿它来作为生活指导的原则。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说我们回到孔孟思想会让这个连续性断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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