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知识局：云南的政治中心究竟是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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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33-云南老大变迁

作者：岑言

 制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棉花

提起云南历史文化名城，大理知名度不亚于昆明。两城同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上都当过云南首府。

历史上，云南的统治中心，先是在今昆明市区，后移至曲靖，再到大理，最后又回到昆明。这一转移过程，既是云南融入祖国大家庭的过程，也是云南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及周边地方政权互相博弈的过程。

今天的这篇文章，主讲云南的统治中心在昆明和大理之间的变迁。

昆明拔得头筹

先秦时期，云南地域上生活着众多互不统属的民族部落，主要以氐羌、百濮、百越三大族群为主，其中就有“昆明人”、“滇人”。战国末期，楚国将领庄蹻率军征服滇池地区“滇人”，建立滇国，国祚续至汉初。

楚国已经是先秦诸国中最南方的大国

而云贵去在更西南方向

当时已经地跨川陕两地的秦国

正在向东不断攻伐楚国

楚国派庄蹻远征后方的滇黔也是不得已之选

古滇国疆域仅限于云南中东部地区，但其诞生，使昆明地区成为云南当时最先进的地区之一。而在大理地区生活的多个民族部落，仍过着“无君长”的生活，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滇池地区。

古滇与古夜郎的大致势力范围

（不过这种古国还远不是一个严密的国家）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开始经略云南。秦朝开凿五尺道，连接巴蜀与云南，使其对外交通不再封闭。汉武帝派兵击败滇东北部族，降服滇国，昆明地区也就成了中央王朝经略云南的重心。

虽然在云南修路极其困难

但四川至大理的通道（五尺道）还是避开了

最困难的几条主要河流和横断山脉

汉武帝在云南设益州郡，下辖24县。郡治设在原滇国王都所在地——滇池县（今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这应是出于尊重滇王并延续滇国历史传统。晋城从古滇国时期到隋初，一直是昆明地区的统治中心。

位于帝国边疆的益州郡

尽管已设郡县并派官吏管理，但汉武帝授予滇王“滇王之印”，依靠古滇国王族势力统治当地部族，足见云南当时地方部族势力仍强大。

到了汉武帝时期，在今大理核心地区设立叶榆县（益州郡属县），以统治当地的昆明人等部族。而大理没有设立高级管理机构，由昆明代理。在中华历史早期的大理地区，政治地位显然在昆明地区之下。

益州郡和益州不是一个概念

作为天下十三州之一的益州

益州郡只是其中一个郡

蜀汉的大理地区属南中七郡中的云南郡，而昆明地区属南中的建宁郡，同在益州之下，不再是隶属关系。此一时期，云南郡治所设在今大理祥云县，建宁郡治所设在味县（原益州郡属县，今云南曲靖市内）。味县在后来也成为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宁州和建宁郡治所，可以认为是云南大部的首府。

后来这两个治所又曾一度移至同乐县（今曲靖陆良县）。曲靖于是成为了昆明之后云南的第二代治所。

蜀汉的南中七郡

曲靖之所以取代昆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云南的统治中心，其一，古滇国衰落使昆明地区的政治地位下降；其二，蜀汉政权的促成。

诸葛亮南征后，吸取南中叛乱教训，更加重视治理南中，尽管仍重用当地权势人物，但已不再像西汉那样，让当地权贵“复长其民”，而是撤益州郡，设建宁郡，并将郡治移至味县。味县不仅比晋城更靠近蜀汉都城，而且控扼巴蜀至云南交通要道，这便于蜀汉政权统治云南。

本来云南适合农耕的坝子也没几个

曲靖这个靠近四川的交通枢纽

显然是控制当地的不错选择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央王朝因袭蜀汉派遣官员治理，但混乱的中央政权无法控制边远的云南，地方上仍免不了出现地方豪族割据。此一时期，中原王朝长期处于分裂乃至混战状态，宁州政权一直到唐中期，一直被南中大姓爨氏所掌控。

南诏大理崛起

历经两晋南北朝长达四百余年的地方割据之后，云南的政治地理格局，终于在唐宋时期迎来巨变，那便是大理的崛起，及晋城和味县的衰落。

首先，昆明地区的统治中心，从滇池南岸移至滇池北岸。隋唐的中央王朝，在滇池北岸置昆州，下辖益宁（今昆明主城区）、晋宁等县。昆州城就设在滇池北岸的今昆明主城区一带，晋城降为县治所在地。

虽然滇池是这个湖不太大

但是江湖却不小

这背后有着地理条件变化的考量。那时，南岸的滇国早已消亡，而滇池水位下降，加上河流冲积，滇池北岸平坝面积不断扩大，农业、交通条件均优于空间相对狭小的南岸。这个局势一直维持到了今天，昆明在滇池北岸的城区远比南岸郊县发达。

而与位于滇池南岸的晋城相比，位于滇池东北100公里处的味县，比滇池地区要更靠近繁庶的四川地区，去中原地区也更为方便。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劣势，味县在滇东北，前往滇西等偏远地带不方便。

离四川近则离大理远

离大理近则离四川远

位于相对中间的滇池-昆明确实比较合适

隋初至唐中期，当滇西部族逐渐强大时，根据地在曲靖的夔氏，因中央王朝打击和内部争斗，逐渐走向衰败，继续在味县设立治所不利于对整个云南的治理。不过隋唐中央政府也不要求对云南地区有绝对的控制力，把治所西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监视性的控制。

唐朝在云南地区推行羁縻政策，一方面承认地方部族势力及其历史传统，任命部族首领充当州府长官，使其继续统领部族，但也受上级政府监督；另一方面则不要求部族承担赋税，而是定期向朝廷纳贡。

当时在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背景是，吐蕃崛起并威胁唐朝边境安全。唐朝需要一股足够强的力量来牵制吐蕃，以减轻边防压力。能够提供这一层作用的地方势力就能得到中央王朝的扶持，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和经济优势。

而在洱海地区力量最强大的六诏中，有五诏迫于吐蕃威势不得不归附。位于洱海南边今巍山一带的南诏，归附并交好唐王朝，并借助唐王朝的支持，吞并其他五诏，统一洱海地区，同时消灭夔氏势力。

到唐朝天宝年间，南诏已崛起为云南地域上最强大的王国，其新设在洱海西岸的都城太和城，也由此取代曲靖味县，成为云南的统治中心。

南诏并不满足于统治洱海地区，而是想扩大疆域，控制云南全境。但唐朝只想让南诏牵制吐蕃，南诏扩张统一云南于唐不利，因而想办法压制和削弱南诏。双方矛盾最终爆发，唐朝发兵讨伐南诏，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天宝战争”，耗时5年，南诏联合吐蕃，两败唐军。

天宝末年，唐朝又发生安史之乱，无暇顾及西南，南诏趁机加快扩张。

扩张至云南中部地区时，南诏于唐永泰元年（765年），在滇池北岸修建了拓东城，寓意南诏开拓东境。且定为东都，由太子坐镇。至此，太和城成为云南统治中心，而拓东城则成为副中心。

902年南诏灭亡后，继之而起的大理国，仍定都于原南诏国都羊苴咩城（原太和城），该城亦因大理国名而得名“大理”。与进取的南诏相反，大理国安于现状。国王和臣民大多尊崇佛教，史载大理国“人不以老壮，手不释珠”，“喜听法鼓明心，不闻尘嚣聒耳”。国内到处修建寺庙，十位国王禅位为僧，因而被称为“妙香佛国”。这个国家和中原宋朝的关系也非常良好，由此保障了绵长的国祚。

昆明再度崛起

在宋元战争中，蒙古大汗蒙哥为了迂回夹击南宋，于1252年命令忽必烈率军十万征伐大理。虽然大理国最后一代国主段兴智抗战拒降，但因为大理国军队战斗力远在蒙古军之下，三年时间就战败亡国。

大理灭亡后的20年间，云南的统治中心仍设在大理，直到1274年忽必烈派回回人赛典赤治理云南。赛典赤建立云南行省，将统治中心从大理迁到当时是中庆路治所的昆明。昆明自此成为云南省会，也是省、路、县三级治所所在地，云集数十个衙门，成为一个由权力支配的城市。

巨大的云南行省

赛典赤弃大理择昆明为云南首府，大致原因有三：

一是增强控制力。元朝在大理设大理总管，并由大理国主后裔世袭，以便统管大理地区的臣民，因此大理还保留有前朝势力；与之相反，昆明的前朝势力弱得多。与西汉不同，元朝和蜀汉一样，想真正掌控云南政权，摆脱前朝势力。

其二，昆明交通区位更佳。古代交通不便，“居中而治”是对一定区域实现有效治理的正道，在云南范围内居中的昆明也就更容易得到青睐。同时，昆明比大理更靠近中原，与元大都往来更方便，利于中央政府统治。

其三，昆明坝子比大理坝子更大，昆明的水利灌溉条件也更好。在农业时代，省城乃至首都是耗粮大户，周边比较好的灌溉条件对于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有很重要的价值。

所以从元朝开始，大理正式降为府城，仍然保留着滇西重镇的地位。隐藏其中的大理国旧势力还时不时能对外派而来的统治机构造成一些威胁。

但这一情况，到了明清两朝推行改土归流后完全被改变了。明清时期，为了增强中央王朝对西南边陲的控制，大量外省人口移民至滇中一带，云南与发达省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作为云南省城和交通枢纽的昆明，在经济上更显优势。而地处偏西的大理则没有得到来自中央的政策扶持，地位不断下跌。

此后历经近代一系列事件，昆明在云南更是独占鳌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一城独大，成为典型的行政型城市。大理再无力与之竞争。

不过，从大理国时期承袭下来的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佛系精神，使大理演变为可满足都市白领像前人“不闻尘嚣聒耳”的疗养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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