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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民族的“异味”饮食与逃逸文化


来源:凤凰网历史

 本文摘自: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的自媒体公众,作者:吴旭,原题:中国南方民族的“异味”饮食与逃逸文化【作者简介】吴旭,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但是人类历史上逃离国家和去国家化的现象却长期存在,古代国家出现逃逸人群的原因很多,如国家的沉重赋税、战争、劫掠、反叛、分裂、传染病、人口过于密集、生态环境的恶化,与政治中心的距离过远,以及政权的崩溃等等都会导致流民和逃逸群体的出现。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逃逸文化区就是组米亚山区,这个逃逸区从印度东北经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直到中国的云贵高原,面积达到250万平方公里,人口有1亿多,是9个国家的边缘交汇带世界几大宗教和宇宙观的交汇地,拥有无与伦比的语言、文化和生态多样性,中国南方的很多民族就属于组米亚的范围。

逃逸群体要生存下去,需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如何抵抗平原国家势力的渗透、影响和控制,以及如何防止逃逸群体内部出现阶级分化和统治者。按照Scott的观点,逃逸文化是山民围绕上述两大要求做出的政治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其核心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充分利用地理障碍,以国家的需要为参照,逃逸群体选择远离国家中心的偏远山区,选择偏僻的溪峒居住,让国家的人难以到达。

(2)建设“无抓手”(ungraspable)的社会,山民社会呈现无首领或强势首领的状态(既防统治者从内部出现又避免为国家提供统治所需的抓手),象水母一样易变的族群认同(分散、流动性强的社会组织),无文字重口述的文化传承方式,无规模化的谷类农业区(防人口聚居),文化碎片化(语言不同、风俗不同,防文化上的统一),豪饮(消除财富积累和内部阶层分化),提升国家在征取人力和物资方面的难度。

(3)建设与国家保持距离的认同边界,阻止或阻吓外人的深度进入,如使用不同的语言、信仰、仪式,树立令外人恐惧的“野蛮”形象等,以阻吓外人、维持认同边界。

(4)避税赋,提升国家征取物资和役力的难度,这是山地和平原国家博弈的焦点。古代国家最感兴趣的不是GDP,而是SAP(国家可获取产品state-accessibleproduct),国家选中的产品都具备“特征明显、可监控、可清点、近便”的特点。如果农民住得太远,征税不易,如果作物太杂,成熟期不一,或不易存放,都对统治者无助,故统治者会围绕SAP把地景(landscape)改造成有利物资征取的模式。

农业和食物一直是山地与平原国家博弈的重点领域。按Scott的说法,理想的国家空间应包括宽阔的平原,齐全的交通设施,成片的规模化的谷类种植,定居的民众,这种空间布局能为国家提供稳定的役力、钱财和食物。其中,固定的谷类农业是最重要的基础(故古代历朝都在山地劝农,批判游耕),如水稻农业,能够把人、粮集中在固定的地域/空间,稻作方式还能带来合作(人的集拢)和社会生活的标准化(种、栽、管、收、藏、等农业活动都有很强的季节要求),同时因换工(插秧、薅草、收割等)和灌溉等活动带来民众的互动和社会的整合,出现“稳定的、可靠的、等级化的,有抓手的社会结构”。有这样的社会之后,国家可以维持政治秩序、收纳贡税或抓人质,农业的统一和标准化能够导致文化其他方面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出现相同的农业仪式、收获仪式、治水/灌溉活动,相同的知识系统和技术,水稻农业也能带来物质文化的标准化,如农具、役畜、农舍建筑,以及饮食习俗的统一。

相反,游耕(又称刀耕火种或畲田,以小粒禾谷和根茎类作物为主的农业)可以由人单独完成,其种、收季节性弱,合作可有可无,人的居住地可以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社区和可供征税的地景(appropriablelandscape)。以被称为“逃逸作物”之冠的木薯(cassava)为例,其生命力很强,适合不同环境生长,尤其在山地传播快,喜欢新垦地,不怕干旱和贫瘠,无天敌虫害,不招引野猪,生长期长,可以留在地下几年,随用随挖,其地面上的植株即使被毁,土里的根茎也不受影响,用木薯制成的面粉可以存放一段时间,其叶也可食用,不用苦工,劳动与食物回报的比例最优化的作物,对国家征税毫无裨益,故有“战乱时的主粮”之称,特别适合逃逸人群,也深为国家痛恨,被骂为懒人的作物、救荒食品和“蛮夷”的食物,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蛮夷”与无法征税之间的关系。

南方民族史料中携带了大量的有关游耕、渔猎采集、“异味”等记载,这些信息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就是这些“落后”族群没有系统化的菜系,有的只是一些碎片化的饮俗食俗。用逃逸文化观点看,这正好是山民以国家“标准化”饮食为参照物,设计出一套相反(即不成系统的)饮食文化。本文将利用食材、生食、器具、无主粮、豪饮、臭腐食物等方面的史料试析一下南方民族“异味”饮食所具有的避税、阻吓外人、防内部分层、维持认同边界等逃逸功能。

二、南方民族的“异味”饮食与逃逸文化

“异味”意味着有“标准味”,即主流社会的饮食习俗。食物人类学对中国主流社会标准饮食的研究已非常多,其中主要特点有“饭—菜”结构,主食(主粮)地位突出,有食材的选择,烹饪的主要方式,味道特点,享用方式。以食材选择为例,《黄帝内经》有“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说法,为食材选择划出了一个大致范围。这里的五谷指谷类,包括粟、麦、稻、黍、稷、菽、麻,五果指李、杏、枣、桃、栗,五畜指牛、犬、羊、猪、鸡,五菜是指各类菜蔬。在食物加工和享用上,则有孔子在《论语·乡党》里为标准化饮食做的一番评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正如古代文人所描述的,南方民族“其饮食之异者,鳅、鳝、蛇、鼠、蜻蜓、蝜、蚊、蝉、蝗、蚁、蛙、土蜂之类为食,鱼肉等汁暨米汤信宿而生蛆者以为饮”(明钱古训《百夷传》),南方民族在食材选择、加工等多方面对上述主流社会的“标准化”饮食进行了消解。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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