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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张爱萍对迟浩田说军队做何事是“自毁长城”


来源:中国新闻网

军队经商,历史上有过惨痛教训。我们决不能干这种自毁长城的事。

1977年3月,爱萍同志再次复职。这年10月,我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直接分管为老同志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曾专门听取了负责清理“张爱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档案材料”工作组的汇报。工作组的同志是含着眼泪讲的,我是含着眼泪听的,整个汇报过程至今历历在目。

工作组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清理那些材料用了20多天的时间,共整理有73卷2108份材料,摞起来有近1米高。有些“黑材料”上明确注明“即呈报江青同志”或“请叶群同志转林副主席”。这些材料清楚地表明,爱萍同志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他的冤狱,是林彪、江青及其追随者一手制造的。同时,这些材料也充分反映出爱萍同志光明磊落的崇高人品和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傲骨。那些别有用心的诬告材料所列举的事例,根本不是什么罪行,反而是爱萍同志杰出的工作实绩和高尚品格的展现。

从工作组提供的材料中看到,爱萍同志敢于坚持真理,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即使在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也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与那些趋炎附势甚至落井下石的人形成鲜明的对照,有着云泥之别。如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是鲜见有人敢为彭德怀说句公道话的,爱萍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引用毛主席过去称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反驳那些批彭的人。“文革”初期批判刘少奇时,爱萍同志则说,刘少奇对我们党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都读过,是深受教育的。反所谓“二月逆流”批判陈毅、谭震林时,爱萍同志也是态度鲜明地赞成陈、谭的观点,对林彪、江青搞的那一套深恶痛绝。他还对陈伯达出尔反尔、随风转舵的表现深感气愤,在一份刊登陈伯达讲话的简报上写道:“摇身一变,两样嘴脸,卑鄙!”爱萍同志在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磊落人格和大无畏勇气,在那个特殊年代是极为少见的。

爱萍同志的夫人李又兰大姐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文革”中,爱萍同志身陷囹圄。在四壁漆黑的斗室,他孤身一人,面壁而立,义愤填膺。原来就喜欢作诗的爱萍同志独自低吟,抒发情怀,并把诗句写在报纸的边角和写“交代”材料留下来的纸上,揉成团,藏在破棉袄中,借换洗衣服之机带出。

愤怒出诗人。我看到这些诗词后,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他不惧高压,不畏权势:“奸佞当道,岂能屈膝。纵千斤压顶,奈何生就的硬骨,哪怕上阎王簿”,表现了坚持真理,置生死于度外的硬骨头精神;他意志坚强,矢志向党:“少年意气盛,冒死从党行……暮年傲霜雪,壮志激雷霆”,“平生戎马不稍歇,难得一闲再操矛”,把人生遭遇当做是特殊磨砺,毫不动摇一生从党的初衷;他身处逆境,乐观豁达:“坦荡昭日月,正声逆狂澜”,“待到晴明日,重与论诗文”,准备出来后再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

我们从这些保留下来的珍贵的“囚诗”中,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

鉴史论兴军

爱萍同志为人谦和,谈吐儒雅,善与人同,易于共事。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决不妥协。对看准了的事,他敢于直抒己见,不怕得罪人,说起话来,开门见山,理直气壮,掷地有声。他坚决反对军队搞生产经营就是其中一例。

由于历史原因,我军在战争年代既是战斗队、工作队,又是生产队。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的生产活动走的主要是办好农场与业余生产相结合的路子。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经费紧张成为军队建设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军队一些单位开始从事生产经营,介入经商活动。有的甚至提出,军队要走“自我发展、自我补充、自我完善”的路子。这个问题一提出,在军队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但赞成的呼声甚高。后来,介入生产经营的单位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宽,弊端逐渐显现。

爱萍同志对此反应敏锐,早有预见,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军队搞生产经营,特别是对部队人员参与做生意,败坏军队形象,尤为反感。记得我还在济南军区工作时,1986年6月,在军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当我作完关于端正党风的发言后,爱萍同志有感而发,当场给我写下了一首诗:“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伪真休奴颜。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表达了他对一些不良风气的忧虑。在此之前,他曾亲笔给原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信,要求严厉制止部队的经商活动。1987年,我到总参任职后,有一天,爱萍同志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要谈点意见。我与爱萍同志的交往比较多,这不仅因为他是华东军区的老首长,更主要的是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相同,能够心照不宣,直抒胸臆。所以,他一打电话让我去,我就知道他准有重要事情要说。

爱萍同志一见面就对我讲:军队经商,历史上有过惨痛教训。清朝的八旗军原来英勇善战、所向无敌,但后来无论是面对英法联军,还是在甲午之战中面对日军,或是面对八国联军,他们都打了败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八旗军入关之后,不少将领参与经商,贪图享受,军队不练骑射,不务正业。民国时期的新旧军阀,也大多参与经商,每临战事,首先考虑的是保护一己私利,打败仗也就成为必然。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历史教训。军队的职能是打仗,搞经商必然涣散人心,瓦解斗志,导致与民争利,影响军民关系。我们决不能干这种自毁长城的事。

事实证明,爱萍同志的这些看法是富有远见的。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敏锐地洞察到军队经商的危害,多次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指示对此进行整顿,并于1998年果断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这一英明决策,对于保持我军的性质和本色,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具有深远意义。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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