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身后事：邓颖超为何要求整理遗容时保留病容

核心提示：长期受疾病折磨的总理，比主持四届全国人大时又瘦了许多，两眶两颊塌陷得厉害，显得两侧颧骨非常突出。我和马燕龙大夫商量，并传达邓姨对总理整容的要求，邓姨说：“恩来长期处在病中，还得保留点病容才好，不宜修饰得和健康人一个样。”

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韩宗琦，原题：为总理处理后事当事人忆“十里长街送总理”前传

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我经历了终生难忘的几个日日夜夜。此后很久的一天，我接到邓姨(因为邓颖超和我母亲的关系，从小我就称她为邓姨)的通知，要我去向她汇报那几天里我为总理所做的事情。我如实详细地向她老人家作了汇报。她听完后问我，“是谁安排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我告诉她，除了主持医院的悼念会是领导安排的以外，其他诸事都是我自己主动去做的。我也如实汇报了当时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而是不由自主地认为这些事似乎就应该是由我去做的。当时我可能也考虑到医务人员在忙着整理总理生前的病历和总理去世后的总结工作，西花厅家里的人也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同时觉得我是晚辈，由我去做这些事情最合适。向老人家汇报完之后，邓姨叹了口气，说：“我们这辈子没儿没女，想不到恩来倒得了你的济了。”听了这简单的话语，我当时没有细想它的分量，后来的日子里，愈想愈觉得这话的分量很重，已经到了我自己都不能承受的地步了。每当想起这句话，我都感到这是老人家对我的过高褒奖。

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有关同志向我核对这一事实，我才确切了解到：北方人以“得济”为一种孝道。由于工作性质所致，我为世人爱戴和敬仰的周总理尽了一些孝道，我很欣慰，也很荣幸。有谁能像我一样为周总理做最后的穿衣、整容、守候在身边……这些是我30多年来所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同时也成为我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每当想到邓姨的那段话，想到总理两老，想到那几个难忘的日夜，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主动请缨

我从1950年开始做周总理的口腔保健医生，当时年仅27岁，在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口腔科住院医师。我有幸到总理身边工作，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超的医术，而是因为我父辈和总理的深厚友谊。严格地讲，还是因为我母亲和邓颖超年轻时在天津女子师范学堂是同学。1923年，我刚刚出生，邓姨在天津搞学生运动，常常去我家，抱我玩。又因抗战期间，我父亲在重庆开牙科诊所，总理在八路军办事处忙于国共合作，他们经常往来，我们晚辈都回避不过问大人的事儿。解放后，常听总理两老说起，父亲解放前做过一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后，总理就把上海新华社的办公房子无偿转让给父亲居住。总之，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

1950年，总理需要镶牙，把父亲从上海叫到北京，诊断后父亲认为自己年事已高，那种高精密度的工作已不能胜任。于是把我从天津叫来问：“你能为总理镶这种假牙吗？”由于我在学校实习时就开始做这种难度大的工作，毕业后又在专家指导下做了很多，所以认为比较有把握，就干脆地回答说：“能。”于是我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了这项任务，总理很满意。以后只要总理和邓姨牙齿不好，他们就把我叫来。由于频频来京出诊，1974年我被调到北京医院工作。由于北京医院的工作性质及任务，我成为一名为首长服务的口腔专业保健医生。

1976年1月8日上午，我正在医院高干门诊上班。中午快下班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列车队从北门外开进医院，由于此前对总理身体最近不太好有所耳闻，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不好！”忙打电话询问，果然是周总理上午9时已逝世，车队将遗体护送到北京医院太平间。我急忙交代了一下工作，匆忙赶到太平间。当时，我见到有哨兵在保卫着总理的遗体，但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我知道后面的几天里肯定有不少事情需要做。下午，我抽空向领导汇报我打算留下来帮助处理总理的后事。得到同意后，我就开始了那几个难忘的日夜。

当天晚上，为周总理做遗体解剖。除医疗组的医务人员外，卫生部的领导也在现场。手术由病理科马正中大夫主刀。有些人已很久没有见过总理了，当人们慢慢将被单掀开露出总理消瘦的面容和腹部的几处手术伤疤时，大家的心里都十分难过。当报告各个主要脏器都有癌瘤转移时，有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音。尽管对医务人员来说，遗体解剖是对医学、对病人负责的严肃认真的科学工作，但大家因想到总理一生为革命、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在最后的日子里又饱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而悲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