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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赞扬哪位开国将军为“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来源:凤凰历史

最后,深受感动的周总理同意了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感慨地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核心提示:最后,深受感动的周总理同意了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感慨地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许光达 资料图

本文摘自:凤凰网历史,作者:一点资讯·青史,原题:徐立清将军的“三让”

1910年4月5日,徐立清出生于河南商城吴店区申家湾(今属安徽金寨县)一个贫农家庭。1929年8月,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1军(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第32师经理处书记、红4军(军长邝继勋,后为徐向前)11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4军32团政治处主任、红4军12师政治部主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

抗日战争中,他历任八路军129师骑兵团政治处主任、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和东进纵队代政委。

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后,徐立清一度任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1947年7月31日,西北野战军成立,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11日,为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中央军委下令成立了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4旅为主的第6纵队,隶属西北野战军建制,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委。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第6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军,隶属一野,罗元发任军长,徐立清任政委。同年6月中旬,第6军编入第2兵团,徐立清任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建国前后,徐立清担任过一野第1兵团政委(王震任司令员),率部进军新疆。进入新疆后,他兼任了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王震任书记)。1949年12月,徐立清和王震一道,介绍和平起义的原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9月,为统一全军干部管理,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1954年10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

当时,毛主席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将:“成立总干部部,要徐立清来搞”。

总干部部成立后,由罗荣桓兼任部长。罗荣桓认为:“徐立清同志对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思考领会得深刻,他在干部工作中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做法”。“徐立清同志心胸开阔,待人厚道,善于团结人,联系群众”。因此,在副部长分工时,罗荣桓要徐立清主管任免、组织工作。

1951年起,在罗荣桓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徐立清参加领导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干部任免暂行办法》、《各级干部管理部门工作职责》以及关于干部任免、培训、选拔、评级、保健、转业、复员、离休、退休等工作指示、规定、办法和措施,使军官服役制度、军衔制度、勋奖制度和薪金制度得以在全军顺利地实施,从而较好地奠定了军队组织建设制度化的基础。

1952年,全军干部定级,徐立清主持这项工作。早在建国前,徐立清已担任大兵团政委,按规定应是正兵团级。当时,有关部门上报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写的是“徐立清正兵团级”,他看到后将“正兵团级”改为“副兵团级”,并专门向总干部部写了报告,这是徐立清的“第一让”——“让级”。

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赖传珠副部长都认为徐立清应定正兵团级,但深为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罗荣桓部长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表扬徐立清,称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学习的榜样”。

后来,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坚决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审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军衔评定工作给予了政策性的规定。能否搞好这次评衔工作,事关军队的稳定和发展。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徐立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主持这项工作,始终牢记毛主席提出的“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要求,在总干部部对全军师以上干部,特别是对1000多名高级干部授予将官军衔的工作中,他自上而下,普遍排队,纵横比较,反复衡量,逐个审查,统一研究,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秘书在沙发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放亮,他还在伏案工作。

至于徐立清本人,按照军委规定的条件,他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他的名字时,他“以权谋私”,将自己的名字悄悄“下调”到中将行列。

名单到了罗荣桓部长手里后,他亲自找徐立清谈话,既有关切又有批评:“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名单中。

之后,徐立清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并列举了种种理由:一是可以减少原红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不突破毛主席最初的设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同志的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

为此,徐立清和夫人党秀玉商量让衔这件事,夫人很支持:“咱不要在待遇上、名利上和别人争高低,你要中将我支持你”。

正在这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希望由大将降为上将。毛主席看到后,赞扬说:“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徐立清认为自己有了学习的榜样,他连夜给过去的搭档许光达打电话,彼此交流了自己要求低授军衔的看法,许对徐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看那些争着要高衔的人有啥话可说”。

深夜,徐立清躺在床上反来覆去地睡不着。于是,他披衣起床,伏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信的大意是:此次授衔,我要求低授,这是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出个好样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别人了。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出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第二天,这封信就到了罗荣桓手里,他拿着信和赖传珠、宋任穷两位副部长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徐立清建国初期就任大兵团政委,又时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应该授予他上将军衔。之后,他们又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军委彭德怀副主席作了汇报。彭总同意总干部部的意见,指示应授徐立清上将军衔。

一天,彭德怀还特地把徐立清叫到办公室,请他当面解释不要上将军衔的原因。徐立清谈了情况后,恳请彭德怀支持,彭德怀说:“立清,你不要上将的事,我看还是商量一下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后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副主席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信,行必果”。

毛主席连连点头,接着说:“不简单呢,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经过反复思考,徐立清又先后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连续写了几封信,表明自己的决心,再次阐明自己要求低授的理由。

很快,事情反映至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做工作。谈话中,徐立清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周总理没有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徐立清反而做通了总理的工作。最后,深受感动的周总理同意了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感慨地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总理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之后,周恩来特地把摄影记者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

1955年9月27日下午,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次评衔,共评出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后来又补授王建安、李聚奎两位)、中将175人,主动让衔的徐立清排在中将之首,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授衔仪式结束后,许光达大将专门找到徐立清,满怀深情地说:“我要求降为上将的请求没有批准,你成功啦,我祝贺你”。

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外的草坪上举行了盛大晚宴,周恩来在晚宴上发表了祝酒词,身着将帅服的元帅、将军们兴高采烈,端着酒杯互致问候。

国家主席刘少奇突然叫了“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来到刘主席跟前,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

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你那两颗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徐立清主动要求低授军衔一事,很快在全军传为佳话,这是他的“第二让”——“让衔”。

后来,在一次全军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徐立清时,一连用了两个好字:“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1950年10月,徐立清刚到军委总部工作时,刚满40岁,身材匀称,头发浓密乌黑。但是,在我军干部授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刚刚45岁的徐立清累倒了,心脏病复发,身体明显消瘦,头发也花白了,有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这一病就是五年。

因此,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徐立清不得不住院治疗,并主动要求总干部部的任免工作由宋任穷副部长兼管。罗荣桓部长在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曾谈到徐立清的工作态度。毛主席说:“评衔工作很辛苦,管评衔工作的同志更辛苦。徐立清我是了解的,工作勤奋,没有名利思想,他的作风很值得同志们去学习嘛”。

1955年冬天,徐立清病情加重,连文件都不能看,只能靠秘书给他读文件的要点。这时,徐立清为自己有病不能坚持工作而深感不安。一天,徐立清对去医院看望他的赖传珠副部长诚恳地说:“请转告罗荣桓部长,我的身体状况很差,短时间内不能工作,建议总干部部物色一位年轻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

当罗荣桓部长专程到医院看望他时,徐立清再次当面提出找人接替工作的想法。罗荣桓对他说:“现在安心养病更重要,工作上不要过多考虑”。

此后,在医院的病榻上,他亲自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让位”,建议免去他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军委对徐立清的建议非常重视,进行了研究。经研究,军委领导一致认为,徐立清还很年轻,应抓紧时间治病,等病好了再继续工作,最后结论是:“放放再说”。

徐立清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他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当他病情稍有好转时,又直接给彭德怀、罗荣桓元帅写信,请求提前退出现役转业地方,或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

几天后,罗荣桓部长正式通知徐立清:“你提出退出现役的请求,军委和总部没有采纳,待病好了可继续履行总干部部副部长职责”。

徐立清请求“让位”的事虽然没有被批准,却反映出他对党的事业、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荐贤让贤的宽阔胸怀。这是徐立清的“第三让”——“让位”。

正是由于徐立清曾“让级”、“让衔”、“让位”,所以军内外都尊敬地称他“三让将军”。

1960年12月,徐立清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仍旧参与主持全军的干部工作。

在长期从事军队干部工作中,由于他坚持深入实际和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很快地掌握了全军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熟悉了军以上领导干部和一些优秀的或有特长的师长、政委,所以,徐立清参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研究干部工作以及向罗荣桓主任汇报时,根本用不着翻笔记本,就能把情况说得一清二楚,为此,大家都说他脑了里有一本干部情况的“活字典”。

1983年1月6日,时任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的徐立清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徐立清逝世后,有1800余位高级干部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驻北京部队代表前往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许多高级将领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战友痛哭失声。

[责任编辑:王诗云 PN132]

责任编辑:王诗云 PN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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