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前中共领导人邓子恢和林伯渠互换儿子内情

解放初期，为了能对得起范乐春离别时的叮嘱，郭发仔及其亲戚面对左枫、陈仁麒、邓子恢等人的种种询问，始终隐瞒真相，咬定范宜德是范乐春的儿子。

此时此刻，郭发仔感到良心不忍，过意不去。她不愿继续隐瞒，觉得应当说明真相，让孩子恢复父姓，回到亲生父亲身边。

郭发仔请人代笔给北京的邓子恢、林伯渠和两个孩子，分别写了四封内容相同的信，说明范宜德应该姓邓，另一个是范乐春、林伯渠的儿子。

真相大白了，事实证明两个孩子确实是搞错了，从而为邓子恢、林伯渠下决心互换儿子找到了可靠的依据。

1954年春节来临，中南海里张灯结彩，家家户户欢度传统佳节，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氛。邓子恢和林伯渠相约一聚，举行了一个特殊的春节欢庆仪式。

仪式设在中南海颐园邓子恢家的客厅里，在场的只有4人，两位老人和两个在苏区长大的孩子，其他人都不参加。

互祝节日问候后，邓子恢、林伯渠两位老人郑重宣布：“经过调查，林秉苏为黄秀香所生，邓苏生为范乐春所生……”

随后，两位老人开始缓缓回忆1934年的情景……

林伯渠和邓子恢倾诉心曲的沉重话语，使客厅里充满了既严肃又亲切的气氛。两个刚满19岁的孩子深受教育，禁不住暗暗流下眼泪。

两位老人建议孩子改换姓名，主张邓苏生改为林苏生，以纪念在苏区诞生，怀念苏区人民。邓子恢主张林秉苏改为邓秀生，以缅怀母亲黄秀香的生育之恩。

但老人作风民主，不搞家长制，尊重孩子们的选择。他们强调：“改不改姓名？怎么改，完全由你们自主决定。”两位老人还深情地说：“姓什么，叫什么，并不重要。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大家都要起个名字，目的是为了相互区别。我们共产党人的孩子，不是私有财产。你们是革命的后代，长大了要干革命。我们并不指望依靠你们养老送终，重要的是你们千万不要忘了当年抚养你们的乡亲。他们养育你们10多年不容易，你们要永远牢记他们的养育之恩！”

改换姓名说来简单，其实相当困难，主要是孩子们情感上难以接受。两家人对孩子一直都很好，大家朝夕相处，亲密无间，难舍难分。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的姓名都没有改，他们一直使用原来的姓名。不过，两人常常互换床位，轮流到生父家中团聚？住宿，叫一声爸妈，喊一声弟妹，同大家一起生活。

邓子恢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两个懂事的孩子都姓邓

1957年，林秉苏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后，向邓子恢？陈兰提出想利用暑假到江西会昌县探望养母。老人当然热情支持。考虑到林秉苏第一次单独离家远赴江西，邓子恢不放心，特意准备了一封介绍信，让他有困难时找有关单位求助。陈兰妈妈给他拿出盘缠。两位老人再三嘱咐他到会昌县向养母问候、致谢。

林秉苏高高兴兴登上返乡探亲之路。一路颠簸，困难不断。但林秉苏始终没有使用父亲准备的介绍信，而是凭着年轻人的一股韧劲，下火车，找旅馆，问道路，乘汽车……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当年抚养他成人的会昌县阿妈郭发仔身边。

林秉苏向阿妈转达北京老人的问候和致谢，报告自己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的喜讯。阿妈看到孩子长大了，而且如此懂事？出息，高兴得合不拢嘴。

不久，林秉苏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并入了党，毕业后被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教育工作。

林秉苏正式改换姓名是1962年的事情。那几年，我国自然灾害十分严重，农业连续大幅减产，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城乡人民生活很是困难。身为副总理的邓子恢，通过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多次向毛泽东力荐“责任田”，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改变我国粮食严重短缺的紧张局面。但这却被错误批判为“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并被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副总理职务。

邓子恢想不通，曾向毛泽东要求辞去党内外职务，回福建老家。

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安排他和陈毅？贺龙？聂荣臻等到广东休养。老人受到沉重打击，精神极度苦闷。

林秉苏眼看父亲蒙受冤屈，内心十分痛苦，决意改换姓名，了却老人多年前的心愿。从那时起，林秉苏改名邓瑞生，意为在江西瑞金出生，并彻底回到邓子恢身边，给身处逆境的父亲以精神安慰。

当时，林秉苏未使用父亲建议的名字。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秀生”二字含有女性味道，用它做名字容易被人笑话。“瑞生”同样可以纪念母亲在瑞金的生育之恩，邓子恢理解他的心情和想法，支持他使用“瑞生”。

至于长期在邓老家生活的邓苏生同样富有感情，而且十分懂事。他看到邓子恢蒙冤遭难，当时迷惑不解。他既热爱、敬重生父林伯渠，也热爱、敬重养父邓子恢。他十分同情邓子恢，表示在邓子恢身处逆境时，决不改换姓名。他坚持使用邓苏生这个名字，而且表示终身不变，林伯渠老人也支持邓苏生的意愿。

1958年，邓苏生在北京高中毕业后，曾向林伯渠夫妇提出要到江西会昌县阿妈身边生活和工作。林伯渠夫妇同他谈话后，表示尊重孩子的选择，同意他回到会昌。邓苏生在会昌县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并入了党。1959年夏天，全国大学统一招考，邓苏生在当地参加统考，被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录取，于是他又回到北京继续学习。

大学毕业那年，邓苏生完全可以留在北京从事法律工作。可是，邓苏生报效苏区父老养育之恩的愿望和决心十分强烈，并且得到了邓子恢、林伯渠两位老人的理解和支持。

邓苏生回到赣南后，将学到的法律知识，奉献给苏区的父老乡亲，勤勤恳恳为养育自己成长的乡亲们提供法律服务。时光流逝，岁月悠悠。邓苏生在赣南法院从事法律工作，一干就是30年，直到退休才回到北京安度晚年。

邓苏生、邓瑞生，在红土地上先后出生，在敌人“围剿”中一起度过艰苦辛酸的童年。解放后，他们双双回到了父亲身边，在中南海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幸福地生活和成长。“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同样作为“走资派”的儿女被批斗，经受坎坷磨难。

数十年来，他们历经人间沧桑，始终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父辈的教育使他们理想坚定，作风淳朴，为人厚道。有时，他们也抽空到苏区去看望那里的乡亲，想方设法为苏区的经济建设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尽一点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