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交博士生自杀，该反思的不是导师性骚扰

原标题：西交博士生自杀，该反思的不是导师性骚扰

若要改变这种局面，那就必须要改变研究生和导师间的已经“固化”的培养模式，在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的招生中不要以导师名义招生，而应以专业名义招生。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杨宝德同学2017年12月25日溺水身亡，日前传出消息，他的死亡是自杀，而且其女友把他生前和女导师的微信记录截屏公布，指斥其自杀与导师的“奴役”有关。

该女导师常让杨同学从事一些非学术性事务，如车场接送，陪同逛街购物，吃饭，安装窗帘等，当然还有一些比较亲昵随意的交流，如询问该生自己衣着打扮是否合适等。

不过，我觉得，尽管这些事情的确有点超越师生之间的界限，还不至于成为该生自杀的主要原因，他的自杀一定还另有隐情。

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个无法挽回的悲剧。

因此，也再度引发了对大学里的师生关系特别是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因为一般来说，大学的本科生和老师接触的比较少，除了上课之外，不会有更多的交往机会，所以和同学特别是学校的感情比较深，而研究生和导师接触的比较多，除了课堂之外，同时还有机会接触到彼此的生活，所以和导师的感情反而会比对学校或同学的要深。

可这也往往会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中国青年报刊发《寒门博士之死》引起公众关注

老实讲，这次杨同学的事情发生后，也吓了我一大跳。因为我不在学校时也常叫研究生去帮我拿快递，打扫办公室卫生，而且也常叫研究生来陪我喝咖啡，顺便和他们聊聊天，问问学习的情况。有时，为了拉近师生间的距离，我也会“装嫩”厚着脸皮在我的研究生组成的“粉丝群”“张生记”里问我的硕士和博士们我朋友圈里的自拍酷不酷。

还好我的博士生没有因此自杀的，我也得以免于被网友们视为“性骚扰”导师的危险。

这件事也让我警醒起来，我觉得随着“性骚扰”等知识和意识的出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需要重新学习，学会在新的规则下相处了。

时代确实在变化，我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大家都经常去别的学校找朋友玩，有时晚上就和同学两个人挤在学生宿舍里的一张窄窄的单人床上睡觉，那时大家都没有同性恋的意识，这样做也不觉得有什么，而且没有人觉得不正常，而且，当年大家挤在一起睡觉的朋友也没谁变成同性恋了。

可如果是现在，那很有可能第二天醒来后，你已经“被同性恋”了，你和朋友公开出柜的消息就会在朋友圈里占据头条位置，赢得点赞无数。

▲杨宝德女友（@追寻杨宝德新）在微博贴出杨宝德与其导师周某的部分聊天记录

当我把我的这些感受在朋友圈里发出来以后，我的很多在大学里任教的朋友都对我的“后怕”表示理解，当然也忏悔自己也让研究生做过这些事情，但同时他们也表示如果真的师生关系演变成纯粹的公事公办，课堂之外老死不相往来，那中国的传统的尊师重教的美德就不存在了。

因为在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中，特别注重师徒的传承关系，才有了“负笈千里，苏章从师之殷；立雪程门，游杨敬师之至”的美谈，而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密切的情感和生活的关系，才有了“师徒如父子”的说法。

所以，中国的学术界特别重视一个人的老师是谁，你是谁的学生，而不是很重视你在哪里受的教育，你又学了什么东西，似乎老师牛了，你就也会牛，这就是所谓“名师出高徒”。

记得我二十多年前还是一枚“学术青椒”时，在外地一个大型学术会议上口出狂言，大胆地批评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当时会场上掌声响成一片，我自以为自己已经一炮而红，打响了学术起义的第一枪。

可没想到会议结束后，立即有个学界大佬对我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我不以为然地反驳他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你的导师是谁？！”

我想，他大概是觉得我如此不尊重他的权威，十有八九导师也是个无名之辈，当然，也有可能是他想找到我的导师来“教训”一下我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

可是很遗憾，作为一个学现代文学出身的有着还算独立的人格的年轻人，我觉得我和导师是两回事。于是，我就很残酷同时也很惭愧地告诉他我是自学成才的，他这才悻悻地将信将疑地放过了我。

▲周教授对杨宝德明确提及或暗示如陪吃饭、挡酒、打扫卫生等要求

但是，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人们却不会以这种态度来看待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

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出我的“忏悔”后，一个在美国读博士后做大学教授的朋友说，他在美国读了五年半博士，导师才只请他吃了一次饭，然而这样的经历对于美国的研究生来说，却是常态。所以，在国外任教的朋友回到国内讲学时，有很多人都对中国大学里的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亲密的关系感到很羡慕。因此，国内的这种“师徒如父子”的关系也并非一无是处。

这背后其实也是文化不同使然，因为美国以及很多国家，更多的是把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看作是和老师一样的有着独立的人格和行动能力人。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那就是如果说中国的师生关系是“师徒如父子”的话，西方就可以称之为“师徒如夫妻”，除了知识上有高低深浅外，大家在人格和行事上平等的，性格和则共事，性格不合，则劳燕分飞，各奔东西。

当然，除了文化上的差异导致这种师生关系的不同外，还有一个教育制度上的原因，那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只是其写作博士论文时的指导教师，而不是大包大揽的“中国式导师”，既要做道德的楷模，还要做生活上的朋友，更要做学术上的领路人，以及学生未来就业的介绍人。

而且，他们的博士的培养多依赖集体的力量，每个博士生的训练由众多的课程和导师委员会集体完成，不是像中国这样还停留在传统的师徒制的培养方式上，博士生的课程量很少，主要靠导师一个人的规划和提点。

同时研究生从入学起就必须对应一个导师，从经费的发放到培养计划的制订，毕业论文选题的确定，乃至发表文章的推荐和工作的寻找，都要依靠导师一个人的力量，所以很容易形成对导师的个人乃至学术研究路径的依赖，从而也很容易被“奴役”了。

所以，若要改变这种局面，那就必须要改变研究生和导师间的已经“固化”的培养模式，在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的招生中不要以导师名义招生，而应以专业名义招生。同时，培养不能过分迷信和依赖导师个人的力量，取消那种研究生一进校就确定导师的简单化的人身隶属式管理办法。

最好等研究生完成基本课程的学习后，再根据他们的论文的课题确定多名论文指导教师，这样既可以避免导师和学生之间形成那种传统的师徒制导致双方都会相互依赖乃至相互拖累，也可以使得研究生的知识构成更丰富，学术研究更自由，更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

如果能做到这样，我想，或可避免更多的西交杨博士和导师之间所发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