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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我已经放弃了对标签的反抗


来源:看理想

原标题:蒋方舟:我已经放弃了对标签的反抗 今天,给你看一段蒋方舟的采访。 很多人认识蒋方舟,是通过一

原标题:蒋方舟:我已经放弃了对标签的反抗

 


今天,给你看一段蒋方舟的采访。


很多人认识蒋方舟,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标签,从“神童”、“少女作家”,到现在的“相亲作家”,蒋方舟说自己已经放弃反抗这些标签。


但是另一方面,她又害怕自己成长中变得狭隘,试图通过体验与阅读,不断拓宽自我的边界;同时,她也是一个自觉的写作者,自认为是个“野心勃勃”的作家,对环境保持巨大的不满与反抗精神。


撕去这些标签,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更真实,也更可爱的蒋方舟。

 

 

 

【精神的壳】是网易蜗牛读书推出的文化专访栏目

蒋方舟:我已经放弃对标签的反抗

本文转自网易蜗牛读书(readclub163)

采访前,我们和蒋方舟一起去了中山公园的相亲角。这次模拟状态的相亲体验,她接连用了“恐怖”、“沮丧”和“没信心”几个负面词汇来形容。

以前蒋方舟尚不能理解为何有女孩子会被逼婚到想不开跳楼,这回去现场切身体会了一次,她也扎扎实实地感受到了这种绝望

蒋方舟把自己的条件写在一张纸上,站在那里。她没想到的是,真的有人前来抛出一个个直白的问题,比如“你的房子多大”“房子买在哪里”“有没有贷款”“贷款多少年”等等。

在她此前的人生里,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和这样的人在这样的场合打交道,也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被挑选”。

看到条件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她们的身高体重、学历收入都被写在纸上搁在地上,“过来过去的人都像买菜一样在挑选”蒋方舟顿时感到这些年轻的人格也被贬低了,“也像一张薄薄的纸”。

 

 

单纯依赖物质作为婚姻评价标准的相亲,背后是社会愈来愈猛烈鼓吹“消费主义”的现实。

交谈里,蒋方舟提起了一些媒体热爱鼓吹的爆款内容,“20岁以下一定要用拥有了十款大牌包包”,“中产阶级的消费升级”等等,但这种“被消费抽干的生活”,让她觉得这些内容十分贫瘠。

当你用物质去衡量对方的话,对方也会用物质衡量。你觉得对方每个月或者是什么重大节日,应该给你转多少钱,对方也用同样的价格去衡量,不可能你对对方要求物质,对方回报你以真情,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买卖。”

蒋方舟说婚姻是一场共同承担,承担共同的财富、债务、成长以及累积,同样也承担缺点、风险、各种变数


她坦言“对于婚姻是没有那么大信心的,不能说恐惧,但确实还没有做好准备。

身为一路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她坦言:

“我其实不太愿意去写自己的个人经历,害怕自己写完个人经历之后就枯竭了,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最容易发生在女作家身上,很多女作家写完自己的恋爱结婚生娃之后就没什么好写的了,挺危险的。

我希望我的写作是既不是女性的写作,也不是女权的写作,而是能够达到达到和实现一种人性的写作


女性化写作它有个问题,它看所有的事情都会以性别的权力结构来看,都会看到男权父权对于这个女性的压迫。”

 

 

恨嫁作家?

已习惯在误解和标签下生活

成长至今日,蒋方舟已经放弃了对各式各样标签绑架的反抗,包括小时候的“神童”,后来青春期的“少女作家”“叛逆作家”,再到后来的“相亲作家”“恨嫁作家”

她也不害怕争议,小时候受到外界各种纷纷扰扰的话语,在蒋方舟心里燃起的却是斗志。她心里憋着一股气,认为自己一定要做得更好,做得更强更长久,来证明评判者是错的。

“大争议什么的,不太会磨损一个人,我比较小的时候迎来大的争议,我心里中心里头燃起的是斗志,我觉得我一定要做的更好,做得更强,做得更长久,来证明你们是错的,它不存在对精神上的一个磨损。”


 

 

 

她自认无法改变这些,唯一办法是跳脱出来,永远置身事外地看自己,有没有走在自己给自己制定的轨道上,有没有继续写作,有没有作品来证明自己的“未来大于过去”、“作品大于标签”。

应付平庸的生活,这种东西对精神的磨损才是更大的。”蒋方舟说。

 

 

知识分子的本分

真去做些什么

但时代的变化早已悄然发生。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现在更热衷于谈钱,谈风口谈变现,反而是做生意的商人们,热衷谈论政治哲学,甚至诗歌和纯文学。

蒋方舟观察身边的知识分子,发现大家处境各有分别,“都挺可怜的。”


有人选择自我放逐,有人选择贩卖知识分子的姿态赚钱,也有人干脆开始虚度自己的人生。但蒋方舟仍保存着一丝理想主义,她希望无论环境如何,人都应当有反抗的姿态。


 

 

 


此前蒋方舟出版的《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一书,封面上便写着“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在她眼里,知识分子第一要义便是反抗,即使不能够反抗的话,至少也要尽可能诚实记录这个时代的精神


 

 

真的去做些什么,做一些你觉得对的事,做一些有建设性的事,做一些能够让人感知到这个除了时代很愚蠢以外的一些信息,感觉到知识的力量、正直的力量。”蒋方舟说。

 

 

精神上的门槛:

用读书抵御走向狭隘

蒋方舟害怕自己在成长中变得狭隘,尤其是局限在性别、经验或者是小圈子的世界里。


这种狭隘,对蒋方舟来说,甚至是一种精神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成了蒋方舟让自我更广阔的方式。

每天三四小时的阅读,是蒋方舟最为充实的时光,没有空虚,也不会不安地浸泡在孤独寂寞的情绪里,“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去跟书里的人进行一次次的冒险”。

尽管当下社会语境里仍然将“读书很多的人”贬义地称之为“书呆子”,但蒋方舟说,即使带着功利之心阅读,也是一件实用的事情。

阅读是蒋方舟自小养成的习惯。五六岁,她不经意接触到三毛撒哈拉沙漠的故事,就一口气把三毛的书看了个遍。

到了七八岁,蒋方舟开始在街边书摊上买那种盗版书全集,王朔全集金庸全集,一套套搬回家。

“我们从小去上琴棋书画各种培训班,但我们从来不去上阅读培训班,好像就从小就不重视这种能力。”

蒋方舟把阅读理解为一种能力,如何获取信息,如何选择信息,如何把信息构建到自己知识框架里,如何甄别和评判高低,如何不去被其他信息所魅惑,而且这种能力并不是快速读完一本书的方法。

“读书是一个你确实需要门槛,精神上的门槛和精力上的门槛才能进入的一件事。

 

 

今年过年,蒋方舟看完了纳博科夫国内出版的所有作品,其中有本在大学的讲课记录叫俄罗斯文学讲稿,里面提到了很多俄罗斯作家。于是顺着这条线,她又把俄罗斯作者能找到的都看了一遍,很快又延伸到东欧作家,东欧作家又延伸到政治变化……

“一个人,人生能有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能转化成经验的经历,也就那么多,其他的经验完全要靠外部的力量去获得。那外部的力量对我来说就唯有读书。”

如此这番,阅读变成了她的线头。她在书中不断去寻更辽阔的的世界,以不狭隘的眼光观察周遭种种。

 

 

享受“被荒废”:

东京一年

受到日本国际基金会的邀请,蒋方舟独自在东京生活了一年。她在今年出版的《东京一年》里,把这段经历描述为“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熟悉的交际圈,语言不通,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一切可依赖的东西都消失了,是对蒋方舟日常生活状态一种彻底改变。

突然停滞的异乡生活,起初让蒋方舟感觉不适。蒋方舟把彼时焦虑的孤独感比作是“蹲在村口张望的期盼”,“每天都在发朋友圈问,今天祖国有人要来吗?”

 

 

漫长而松弛的生活节奏里,蒋方舟必须把每件事都变得非常漫长,才能填满一天的时间。她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吃饭花一两个小时;她认真凝视美术馆里的一幅画;每个念头都无限延长。

半年后,这种感觉演变成了一种平静的孤独

蒋方舟开始每天记日记,有46篇收录在了《东京一年》中。去拥挤的表参道和涩谷,在穿着浴衣的人群中看花火大会,去六本木森美术馆和根津美术馆,去神保町古书街消磨整个下午,去清水寺、唐招提寺求签祈福,去贵船神社为新年祈愿,去田县神社看艺术展,去奈良东大寺喂鹿,甚至去浅草看一场脱衣舞表演。

 

 

她不单纯描述风景和见闻,不写吃喝,就写每天的生活和自我思考。蒋方舟说,“被迫的认真和被迫的隔离,把我从之前一直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的生活解救了下来,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有次她从东京公寓出门,坐着电车穿过层层居民区,饭菜香味扑面而来,后来才得知这正是是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里绿子坐的那条线路的公交;

有时踏入看似不起眼的小店,吃饭时发现老板是太宰治儿女,店里有许多太宰治的电影分镜头脚本……生活原本的趣味得以在这样的慢节奏中一点一点的还原。

这是蒋方舟能想到的“一种性价比最高的度过时间的方式”,他人口中“被荒废”的一年,恰恰成为了蒋方舟目前为止最为珍贵和宝贵的一年,这段时间才让她得以去享受“有时间去认真把牛奶盒洗干净”的奢侈。

在这种完全陌生和自由的状态下,蒋方舟逐渐明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蒋方舟给出的答案是“野心勃勃的青年作家”——继续写作,继续对环境,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保持巨大不满和反抗精神,继续对自己怀有很高的期待和野心

* 本文所采用的所有图片均为摄影师伊藤王树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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