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能亮丨近期国企改革为何鼓声密集

文丨特约评论员  杨国英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国企、央企承载着公众的利益与诉求。长子就要有更大的担当，如今，国企改革的鼓声越敲越响，越敲越快，务实推进一刻也不停息。

12月1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企改革发展和监事会对央企监督检查情况汇报，强调发挥国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这次对国企改革的再次聚焦，已经是近四个月以来的第三次，除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外，9月27日的会议听取了推进中央企业重组整合工作的汇报，而在8月23日的会议则部署推进了央企深化改革降低杠杆工作。

为何最近四个月国企改革的鼓声如此密集？

这其中可能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惯性使然，二是应对偶发性。所谓的惯性使然，是因为国企改革自十四大（1992年）以来即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领域，此后2003成立国资委，2012年十八大的召开、以及今年的十九大，对国企改革的强调和推进均从未停息，而且，在最近几年，事关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在探索中推进到第三轮。

再谈到所谓的应对偶发性。美联储日前启动了今年的第三次加息，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1.25%-1.5%，而在上周，美国31年来最大的减税计划，在特朗普的强势推进下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一边加息、一边降税，美国罕见的“两手硬”战略，其政策意图一是强化美国的实体经济发展，二是加速全球资本的回流力度——而这，毫无疑问，会对我国构成阶段性冲击。

从这个维度思考近期国企改革的紧锣密鼓，应该更有穿透性。从宏观上分析，美国加息和降税双剑齐发，我国欲防止资本外流以及汇率大幅波动，宏观上的应对策略无非有三：市场利率上升、财政政策收敛、以及金融去杠杆。当然，除此之外，从中长期看，我国的税制改革亦应该加速推进。

市场利率上升、财政政策收敛、金融去杠杆，这在最近半年，我们已经明确感受到——当下的10年期国债利率已经“破4”，过去几年受到政策鼓励的PPP项目也已经大幅压缩规模，而上月出台的《资管新规》则将金融去杠杆进一步推向了纵深。

市场利率上升、财政政策收敛、金融去杠杆，这三大宏观应对之策，对我国经济的伤害，就经济主体而言，毫无疑问国企部门的伤害最大。与民企和外企相比，我国国企的负债率明显较高，故而，市场利率的上升，必然会导致国企部门财务成本的上升；财政政策的收敛，其所涉及的也大都是“铁公基”等基础设施项目，这一重资产领域的实施主体，也一直是以国企部门为主；而进一步的金融去杠杆，在市场利率上升的同时，可能会出现钱紧的状况，而这对资金周转率相对较慢的国企部门而言，也将构成极大的压力。

当今世界，中美经济互为共存、又互为对弈，而在战略应对的层面，宏观经济又永远与微观主体经脉相连。认清了这一点，对近期国企改革的紧锣密鼓推进，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应对美国加息和降税的两剑齐发，我国需要在利率、财政和金融等方面再平衡，这是阶段性的应对，而之于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而言，亦需要在上述三个方面进行自平衡。而无论是应对式的再平衡，还是着眼于中长期的自平衡，落实到具体的经济主体，国企部门均毫无疑问是首当其冲的改革对象。

之于阶段性的应对式的再平衡，在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国企改革的具体表述中，其实有明确的对应。比如，“强化对国资运营、境外资产项目等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抓紧淘汰落后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继续推动降杠杆、减负债。促进国企效益持续增长”，这些明显与宏观层面对市场利率上升、金融去杠杆的应对有关；再比如，“通过优化重组，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倾斜，向实体经济聚焦”，这则与宏观层面财政政策收敛的应对有关。

之于中长期我国经济的自平衡，事关国企改革在此次会议上亦有再次强调，比如，“对国企实施精准的分类监管”、“建立监事会监督事项清单”、“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对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这些无关于我国经济阶段性的应对，而是我国近年来国企改革的有序推进和细化落地。

之于当下，必须认识到，我国系统深化改革已经棋到中局，国企改革作为系统深化改革的牛鼻子，当下更是已经进入深水区。而无论是出于外力的倒逼，还是来自内在的自警，国企须当“孝子”，将改革真正敲出实效、落到实处，以解我国宏观经济之忧，以助我国经济转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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