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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喷嚏与咳嗽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原标题:余光中的喷嚏与咳嗽 | 逝者 余光中在西安碑林  图 / 卫毅 2017年12月14日,台湾

余光中在西安碑林图/ 卫毅

原标题:余光中的喷嚏与咳嗽| 逝者

2017年12月14日,台湾文学家、著名诗人余光中病逝,享年89岁,代表作《乡愁》、《白玉苦瓜》等。

“我写作,是迫不得已,就像打喷嚏,却凭空喷出了彩霞;又像是咳嗽,不得不咳,索性咳成了音乐。”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明暗交替的玻璃橱窗前,余光中的脚步慢了下来,他走在现场解说员和大队伍的后边,身边一直有两位工作人员半搀扶着。在这摆满千年器物的陈列室里,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与过去时代相互适应的人。白发,瘦削的脸,有古风的眼神。贾平凹说,余先生让他想起了白居易。很多时候,他都不说话。他看到一些唐代器皿,旁边的文字介绍说,这是吸收外来因素的飞廉纹。“飞廉,就是Flying的意思了。”余光中低声说。他继续缓慢地向前走,但开始感到了吃力。他停了下来,从身上掏出一些药丸,服下。他坐在了旁边的凳子上,示意自己无法继续完成下边的参观。

在陕西的几天里,余光中一直在参加各种活动,始终处在录像机、照相机、录音笔的包夹之中。他完成了两个主题演讲、一次研讨会、多次接待和宴请,也已经参观好几个地点。在离开西安前的这个早上,在通风不是太好的博物馆地下楼层,他感到了胸闷。随行的医生给他测了一下脉搏,“心率有些慢”,医生说。

余光中来到休息室,四周有些尴尬的安静。上到地面,他可能感到好多了,开始问休息室里那幅壁画的来处。这座博物馆里有唐三彩,但余光中没有看到。我倒是想起他曾经写过一首《唐马》。刚一提起,余光中就开始说这首诗的背景。“这是在香港的一个展览看到唐三彩后写的。从古时候的英雄想到现在外边的赛马会。已经不是唐朝的战马了,是赌马的马匹。”

诗里是这样写的:“公开的幽禁里,任人亲狎又玩赏/浑不闻隔音的博物馆门外/芳草衬蹄,循环的跑道上/你轩昂的龙裔一圈圈在追逐/胡骑与羌兵?不,银杯与银盾/只为看台上,你昔日骑士的子子孙孙/患得患失,壁上观一排排坐定/不谙骑术,只诵马经。”

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大家身处喧嚣之中。如今的中国仿佛那时的香港。1992年,余光中第一次回到大陆。这是中国经济再次启动的时候,从那时起,这个国里的人,一直狂奔到现在。现在,跑累了,开始稍作休息,谈文化,但文化在哪呢?一回头,发现文化已经远远地落在了身后。

2013年,余光中夫妇在台北故宫

前两天,余光中听到当地的朋友唱秦腔,非常感动,就问,秦腔是不是可以连接上《诗经》里的《秦风》?“我们小时候没有《达·芬奇密码》、《哈利·波特》、《魔戒》可以看,我们那时候看的都是《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因为旧小说的文字介于文言文与白话之间,对学习中文非常管用。现在的学生不读那些东西了,所以中文底子比较差一些。金庸的小说就是从旧小说来的。旧小说的中国文化在哪里呢?儒释道三教合流,江湖的人不管信仰怎样,他们对儒释道都是不敢轻蔑的。我想用‘江湖’来解释,中国文化的基层就在里面。”

余光中的写作一直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之中。他的专业是外文,但中文底子极好。他经常会提起李白和杜甫,又会提起济慈和弗罗斯特。

在《逍遥游》后记里,他写道:“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在这一类作品里,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黄维梁评价余光中:“余光中的诗,讲词采,而且章法井然。很多现代诗句有句无篇,颠覆了传统诗歌镕裁组织的法则。余光中的诗维护诗艺的典章制度、起承转合。其诗的结构有多种形式,予人以变化有致之美感,至于松散杂乱等某些现代诗人常犯的毛病,在余光中诗集中是绝迹的。他是富有古典主义章法之美的现代诗人。”

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余光中曾经三次留学或任教于美国。在美国的这些时光,他看到了电视,看到了超市,学会了开车,而且,他喜欢上了披头士和鲍勃·迪伦,这是世界文化的基层。他写过一首诗《江湖上》。“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辈子,算不算永远?/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最后的叠句出自于鲍勃·迪伦那首广为人知的《Blowin’in the Wind》。“‘一片大陆’可指新大陆,也可指旧大陆:新大陆不可久留,旧大陆久不能归。”

60年代,台湾是美国越战的后勤基地,西方音乐在岛屿上风行。一个叫杨弦的年轻人,听着披头士长大。上大学之后,没受过正规音乐教育的杨弦,在读余光中诗歌时,心生感触,将其诗句谱成旋律。

1974年,杨弦与胡德夫等歌手第一次演唱了余光中的《乡愁四韵》。1975年6月6日,杨弦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参加演出的还有胡德夫、李双泽等人。他们演唱了由杨弦谱曲的余光中作品。8首歌的歌词都来自于诗集《白玉苦瓜》。杨弦没想到,这场演唱会影响极大,他出版的专辑横扫台湾,打破了当时台湾流行音乐由西方和日本主导的局面。李泰祥、侯德健、罗大佑等人深受其影响。这一批音乐人开启了一个时代。杨弦也因此被称为“台湾民歌之父”。

杨弦是有眼光的。余光中自己都认为,至《白玉苦瓜》,他的诗艺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白玉苦瓜》是余光中在台北故宫里看到“白玉苦瓜”而写。“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饱满而不虞腐烂,一只仙果/不产在仙山,产在人间/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为你换胎的那手,那巧腕/千眄万睐巧将你引渡/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

这里面有一个词“后土”是值得注意的。余光中曾说,“无论我的诗是写于海岛或是半岛或是新大陆,其中必有一主题是托根在那片后土,必有一基调是与源源的长江同一节奏,这汹涌澎湃,从厦门的少作到高雄的晚作,从未断绝。从我笔尖潺潺泻出的蓝墨水,远以汨罗江为其上游。在民族诗歌的接力赛中,我手里这一棒是远从李白和苏轼的那头传过来的,上面似乎还留有他们的掌温,可不能在我手中落地。”

1977年,余光中写过一篇《狼来了》,指斥台湾的乡土文学是“工农兵文艺”。彼时“文革”刚结束。余光中1974年在香港教书,对“文革”余悸并不陌生。当时他班上的老家在广东的学生,常向他讲述“文革”。

在香港,余光中在诗中批评“文革”,招来香港“左报”、“左刊”的围攻。某报刊登过一首长诗,里面有一句:“工人一锤,你的‘白玉苦瓜’就敲得粉碎!”

遭到这种“文革”式语言的攻击,他感到愤怒。“这是当年我在香港写《狼》文的心情,但不能因此就说,那篇文章应该那样写。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

“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包括国民党,有时出席某些官方会议,也不过‘行礼如仪’。《狼》写得不对,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气,自己发的神经病,不是任何政党所能支使。”余光中之后的文集中,都未收入此文,嫌它“不美”。

余光中早年参加过多次论战,大都据理力争,后来,对方往往“化敌为友”,但也一直有“敌人”。“论战,对有些作家似乎十分重要,在20世纪30年代,有不少作家的精力都耗在其中。对我,论战却是‘身外之物’,陷于其中,将损及创作,意识形态之争尤其如此。答复批评最好的方式,不是哓哓反驳,而是写出更好的作品。中年以后,我深悟论战之虚妄误人,对逆来的诬评不再接招。陈鼓应编了一整本书,指控我的诗色情而颓废,我一直无言以对。李敖屡次诬我文章不通,我也只拈花微笑,因为当年请我这不通之人写《赞助李敖卖牛肉面序》的,正是李敖自己。”

余光中之后不再跟人有什么争论。所以,在西安的关于“寻根筑梦”的文学研讨会上。有陕西的作家言辞比较激烈的时候,余光中已经是看得风轻云淡。

余光中在朗诵自己的诗歌图/ 卫毅


余光中的西安之行,有一个人数众多的队伍。余光中的妻子范我存与他形影不离。她是他的“表妹”,是他的诗和文章里常出现的“咪咪”。范我存看上去精神不错,穿着得体,气质优雅。还有余光中的女儿余幼珊,也就职于台湾中山大学,与父亲是同事。余光中有4个女儿,他写过一篇有意思的散文叫《我的四个假想敌》,表达的是父亲对女儿们的疼爱。

金圣华是余光中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同事。这次,她也来到西安,一起出席活动。金圣华说:“我在读中学的时候,余光中的作品在台湾《中央日报》经常见报,那时候我把他的诗作剪下来,放在明星的旁边。”

队伍当中,还有余光中的朋友、香港《明报》月刊的总编潘耀明。潘是香港作家联会会长。这次陕西举办的“两岸四地”活动,多通过他联系。他代表“两岸四地”中的香港。

还有一位年轻的诗人袁绍珊,来自澳门。她在论坛上演讲的时候,用了一个词:想象的共同体。美国学者安德森在20世纪末提出“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民族学概念。他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而18世纪小说、报纸、印刷资本主义等的诞生,则为“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

余光中在大陆为众人所知,最早是因为诗人流沙河的推介。流沙河当年是《星星》诗刊的编辑。那是全民读诗的时代。《诗刊》的月发行量是40万份,《星星》的月发行量是20万份。

某一天,流沙河收到香港刘济昆的来信。刘济昆说,台湾诗好,有一个余光中尤其好。流沙河从刘济昆寄来的诗集中读到了余光中,深感震动。1982年,《星星》连续12个月,分别介绍了“台湾诗人十二家“。3月号介绍余光中的文字并附诗刊出后,流沙河给余光中写信表示敬意。

余光中回了信。流沙河记得,信中的钢笔字很方正,严肃坚定,一丝不苟。其中一段,流沙河最为认同。“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互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与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而后之诗人见贤思齐、创造中国新诗的努力,也是值得彼此鼓舞的。”

余光中还在信上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信上的故国之思,触动了流沙河。流沙河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答。

《就是那一只蟋蟀》是许多人高中时的记忆,这首诗被收入高中语文教科书。大家也从这首诗加深了对台湾“Y先生”的印象。

余光中在西北大学进行了演讲,题目叫:另一种“乡愁”。当天天气极热,大厅里空调不够给力,但仍挤得满满当当。袁绍珊说,她在北大中文系上学的时候,就去排队听过余光中的演讲。“那个时候我也是提前了两个小时挤进去,听余老师的讲座。余老师对我有很大的启发,特别是对港澳诗人来说,余老师的诗的想象空间更大。”

在几天前,这几位不同代际的作家和学者,出现在陕西咸阳机场。出机场后,金圣华感到非常吃惊,闪光灯对着余光中照个不停。“我想着,在现在这个时代,只有那位来自星星的都教授才会有这样的待遇。”余光中缓慢地往前走,上了中巴车,妻子和女儿坐在他的对面。几天中,车子就这样穿梭在西安城及周边。经过仿古的闹市,窗外闪过的招牌有麦当劳、肯德基、赛百味、汉堡王,像是到了美国,这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余光中甚至可以看到自己的巨幅广告出现在公交车候车亭上。候车的人们手里拿着的报纸头条是高雄燃气管道爆炸的报道。台湾作家陈幸蕙说:“乡愁诗对现在的诗人来讲,已经没办法写了。不论是那样的通讯时代,甚至是那样的政治时代,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乡愁也变成了一个绝响。”

在去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头一天,余光中去了兵马俑。在兵马俑前,余光中一脸“严肃”,手掌蜷曲着,做出了握住武器的姿势。记者和游客的闪光灯一通亮。

两年前,余光中第一次来西安。那一次,他写下了《秦俑》。“铠甲未解,双手犹紧紧地握住/我看不见的弓箭或长矛/如果钲鼓突然间敲起/你会立刻转身吗,立刻/向两千年前的沙场奔去/去加入一行行一列列的同袍?”

在西安的一个论坛上,他完整地念了这首诗,兴起之处,他甚至唱起了其中引自《诗经》的句子:“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余光中觉得这次来很有灵感。他会想起在长安街上发生过的一件事情,苦吟诗人贾岛想写一首诗,到底是“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不小心冲撞了路过的京兆尹韩愈,韩愈问明了情况,就参与了他的诗歌揣摩。

“我不能想象,今日西安市长开车的路上,会有一个诗人把他拦住,就一首诗歌慢慢推敲。古代慢有慢的道理,我们现在什么都很快。我常常对媒体说,科技是忙出来的,文化是闲出来的,闲不是无所用心,懒惰度日,闲是没有压力的心情下,灵感能得到启发。”余光中在台湾,为手机写过两则广告一样的句子:科技催未来快来,文化劝历史慢走。

余光中喜欢开车,而且喜欢开快车,他在开车的时候,也会想起李白。“80年代,我从香港回到台湾,那时台湾刚建起高速公路,我就写了首诗《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他跟古人称兄道弟,把李白请到台湾去,他们在台北喝着酒,李白飘飘然欲醉,然后开车回高雄。李白快车开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我叫他慢一点,我说,这几年高速公路上的车祸比安史之乱的伤亡率还要高。”余光中觉着应该坐王维的车,王维的车很慢。可是王维一早就开会去了,开的是辋川污染座谈会。

听余光中说到王维一大早去开座谈会,令人发笑,余光中散文《开你的大头会》中有一段:“世界上最无趣的事情莫过于开会了。大好的日子,一大堆人被迫放下手头的急事、要事、趣事,济济一堂,只为听三五个人逞其舌锋,争辩一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的事情,真是集体浪费时间的最佳方式。仅仅消磨光阴倒也罢了,更可惜的是平白扫兴,糟蹋了美好的心情。”

余光中的诗里有很多古人,他写李白、写昭君、写李广,这都是北方人。余光中的父亲是福建泉州人,母亲是江苏常州人。他是地道的南方人。直到1992年,应邀去北京讲学,才第一次去了北方。他有一首诗写黄河,六十多行,很长,也是在没有见到黄河之前写的。2001年,山东大学请他去讲学,他带着妻子和二女儿去。有一天,他看到黄河了,亲手摸了黄河的水。“这件事情对我非常重要。这几年,我陆续把几个女儿带到中国各省去,让她们体会一下老爸当年离开茫茫九州时的心情。”

在他看来,乡愁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愁应该是立体的,不仅仅是家乡美食的满足、方言的亲切,还有历史文化的意义在里面。“作为一个南方人,会有北方的乡愁,北方人也会有南方的乡愁。”

余光中对乡愁有过自己的思考。“我写了很多乡愁的诗,也引起大家的共鸣。不过我也曾经理智地想过乡愁这件事情。如果中华民族每个人都在乡愁,乡愁过分也不行,因为大家恋自己的本乡本土,就不会出去看世界,就不会出现班超、张骞、玄奘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还要有冒险犯难的精神。”

除了“乡愁”或“怀乡”,余光中还写另一类的诗。“现在,有一个危机是全球性的,其中的价值观可能比爱国主义还要更高,就是我们地球的生态受到破坏。所以,我们爱我们的乡土,爱我们的国家,也应该爱我们的地球。近十年来,我写了一些文章和诗,都是想提醒大家的环保意识。”

从1992年到现在,余光中回大陆有五六十次了,长江、黄河、洞庭湖、太湖,也都有变化,这些名川大湖的清流,“恐怕要到唐诗宋词里去找了”。

余光中写过一首《控诉一支烟囱》的环保诗。“用那样蛮不讲理的姿态/翘向南部明媚的青空/一口又一口,肆无忌惮/对着原是纯洁的风景/像一个流氓对着女童/喷吐你满肚子不堪的脏话。”这首诗作于80年代的高雄,发表后引起当地很大的反响,更推动了高雄市改善空气质量。

在西安的行程中,贾平凹出现了好几次。两人之前从未相遇。“余先生谈的东西,我觉得非常好。要谈到那些东西,咱已经习惯说很大的话,都是大而不实的。看到余先生,我想起古人有一句话:读奇书,游名川,见大人。”

余光中要走的那天,贾平凹早早地在楼下等候,他送了自己的《废都》和一幅字给余光中。

这次到西安的活动,参与其中的有官方,也有民间。在余光中看来,千年前的汉唐盛世,一方面是朝廷促成的,一方面是民间促成的。“玄奘就是民间代表,他一个人就去了印度。另外,朝廷也派过班超这些人出使西域。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不但是上有朝廷,下还有一些伟大的个人意志,才能够促成。”

如今的中国,到处在谈文化和文化产业。余光中觉着,“我们现在讲到文学的发展,你想,在‘文革’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好作家,比如说钱锺书、沈从文,都是在壮年,他们还有很多才华可以焕发。我想,沈从文的经验也没有写完,可是他为了避免政治的干扰,干脆去研究古代服饰。他研究得不错,但这些别人也可以研究。他对湘西的世界特别熟悉,就像莫言写山东,贾平凹写西安,特别上手,你让他搁下熟悉的东西,来做别的事情,非常浪费。胡适说,少革命,多改革。胡适以前是被批评的。现在看来是对的。后来革命变成了改革,解放变成了开放。”

刚到西安的时候,余光中就背了一首李白的《忆秦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前年,他到西安爬了小雁塔。问当地的朋友,我能不能去看一看乐游原?“因为很多唐诗都写到乐游原。”可是,当地的朋友一点也不兴奋,说,不看也罢。

这一次,余光中仍然没有去乐游原,但他登上了大雁塔。整个登楼的过程,他兴致极高,甚至可以说虔诚,在进到大慈恩寺的大雄宝殿时,他跪下去拜了三拜。在大雁塔的7层,他朝各个方向都认真地看了一遍。1966年,余光中写了《登楼赋》。那时,他在纽约登上帝国大厦:“你走在异国的街上,每一张脸都吸引着你,但你一张脸也没有记住。在人口最稠的曼哈顿,你立在十字街口,说,纽约啊纽约我来了,但纽约的表情毫无变化,没有任何人真正看见你来了。……纽约有成千的高架桥、水桥和陆桥,但没有一座能沟通相隔数英寸的两个寂寞。……终于到了三十四街。昂起头,目光辛苦地企图攀上帝国大厦,又跌了下来。”

从大雁塔下来后,余光中经过玄奘的塑像。

“玄奘是中国最伟大的留学生,杜甫是中国伟大的难民。”余光中说。

“李白呢?”我问。

“李白是最伟大的失踪人口。”他回过头来回答我。

“失踪是天才的宿命?”

“失踪是天才惟一的下场。”余光中纠正我的说法。那是他的诗《寻李白》中的一句。

“我要寻李白,寻到后来,我断定李白并不住在人间,他是住在月亮上面,所以我要坐一架UFO去找李白。”

余光中写过:“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

我问:“这一次在大雁塔上,你叫她做什么呢?”

他想了想,说,“西安望远,叫她做长安。”

《寻李白》的最后一段是:“樽中月影,或许那才是你故乡/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而无论出门向西笑,向西哭/长安都早已陷落。”

长安已经不是那个长安,但余光中说,有过历史,就会不一样。

“关峙汉代,而风声无穷是大唐的雄风/自古驿道尽头吹来,长鬃在风里飘动/旌旗在风里招,多少英雄/泼剌剌四蹄过处泼剌剌。”这是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休息室里提到的那首《唐马》中的诗句,意象动人。余光中笔下的“英雄”经常是和“江湖”联系起来的。他曾经跟外国人说,要想真正了解中国,要做到两件事。一是要吃臭豆腐。二是要搞清楚什么叫“江湖”。

在离开西安前的那顿饭上,余光中当着众人,唱起了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他们在岛屿写作”的纪录片结尾处,余光中也是唱起了这首词。片中的画面是南京的秦淮河,两艘船迎面而过,一艘驶入现代都市,一艘驶入历史深处。

1928年,重阳,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他是“茱萸的孩子”。“茱萸的孩子”已经86岁,他仍在作逍遥游,仍在写作。当初为何走了写作这条路呢?他说,“我写作,是迫不得已,就像打喷嚏,却凭空喷出了彩霞;又像是咳嗽,不得不咳,索性咳成了音乐。”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总第404期

文/ 本刊记者卫毅发自西安

感谢许智钧、谢勇强对采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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