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武汉大学前一年，幸福与青春全部死去

原标题：考上武大前一年，幸福与青春全部死去

县城的空心化，可能被我放大，只是因为我太恐惧。图/《香港制造》剧照

在南国突如其来的冰凉冬夜，是重温《香港制造》的最佳季节。

这可能是陈果在1997的青春回忆，也是我关于1999年的念想，那正好是我青春的分水岭。

我和同伴们，曾经躲在碟屋狭小的阁楼里，不知疲倦地吐出白色的烟圈，踩熄满地的烟蒂，在周星驰、成龙和变相怪杰的笑声中，偶尔夹杂着王家卫与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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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年代都有它自己的符号，在《香港制造》里，是CALL机、剪平头的女孩、随身戴着的耳机和摇滚CD、露出盆骨的低臀牛仔裤……

1999年，精力充沛的我们坐着中巴车，在无可抗拒的高考来临之前，游荡在相邻的城镇里阴冷的街道。

邵阳、隆回、洞口、武冈，这是四个320国道上风格雷同的小城，探望自己暗自喜欢的女孩和她们的女友，在桌球厅旁的小酒馆被劣质的葡萄酒灌醉，睡不着时翻墙出去，从午夜走到凌晨，在寂寥的大街上踏出清脆的响声。

只有在1999年，我们漫不经心地在青龙桥上，来回看刚下岗的shao妇浓妆艳抹，向略显稚嫩的我们露出满有把握的风骚。

我们在青龙桥附近的录像厅里感受同龄少年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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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迷茫和冲动的中秋而言，只有两种，梦Y＋大飞机。

前者多半是因为梦到已经跳楼自杀的少女阿珊，带血的遗书当然并没有把她的灵魂带来，只是让阿秋因此有了一个具体的联想的对象。

而后者，最多的一次，是因为他喜欢上了阿屏，患上严重的肾病并即将死去的另一个少女。

中秋和阿屏之间，有着始终与缺陷相伴的爱情，终究没能在狭窄的单人床上颠鸾倒凤的爱情，在局促污浊的公屋里倔强盛开的爱情，但是这份锐利的爱情残忍地如同流星一样，必须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得与昏暗的环境所不相容的灿烂。

这样的代价和灿烂，使我们全身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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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制造》极力地呈现出这群身处边缘的香港少年的宿命性悲剧：

在香港这样的都市，父子关系好像永远处于一种尖刻的对立之中，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杀破狼》里的警察华哥和他的父亲身上。

在《香港制造》中，父亲不仅在家庭中缺位，而且充当着遗弃者。

当中秋拿起菜刀，准备去砍包2奶的父亲时，在同一栋楼的厕所，他看到一个年轻秀气的中学生。

那个中学生，从书包里掏出更锋利的菜刀，把自己同样包2奶的父亲的手一刀切断，其实已经露出老态的父亲立刻倒在血泊中哀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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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与母亲隔膜的少年人。阿屏的妈妈经常被高利贷逼债。

中秋的妈妈，因为每个月几千块的生活费，甚至同意丈夫去包2奶，最后因为生活的不堪而离家出走再无音信。白痴阿龙甚至连父母都不会认他。

最温暖的母爱，却是来自社工李小姐，她周旋于一只脚或者两只脚踏入黑社会的少年人之间，真心帮助他们，甚至还嫁给了改邪归正的阿强。

李小姐如母亲一样试图温暖和庇护这些孤独的少年。

深究起来，李小姐本身也是一种符号，当家庭无力给青春以保护时，外部的（社会的）力量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并试图重新建立已经崩溃的家庭组织，这是一种信念，还是一种勉强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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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阿龙被几个中学生欺负，脸部负伤出血，中秋把他救回家后，翻出母亲的wsj当作纱布贴在阿龙出血的伤口。

这是秋与母亲惟一的一次近距离接触，用母亲私人的用品来抚慰最忠实的朋友的伤口，而就在此时，他看到母亲留下了纸条，她说决定找一个地方静一静，并从此人间蒸发。

这些不羁的少年，正处在人生的岔道上，或者被陀螺般的社会甩飞，无论是精明能干的中秋，还是白痴的阿龙。

只有少量的少年，被社会拉回它卑微却安全的轨道，如最后和社工李小姐结婚的阿强。

大部分时间，他们言语不多，反复在空荡的篮球场里旁若无人地奋力投篮，只有白痴的阿龙，闻着阿屏的味道自动地流出了鼻血。

最后，自杀前的中秋倚在阿屏墓前，被一群更年轻、更简单的孩子们包围，他们一点都不怕血，好奇地去试探他的鼻息。

编剧故意的对比，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宿命的悲剧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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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懦弱的我们，大部分人没有突然的刺伤，只是被缓慢地压得动弹不得。

1999年，经常突然变得安静的1999年。

无数个下午，我们伏在红砖楼的铁栏杆上看远处的夕阳和偶尔飞来的风筝。

在红星幼儿园的楼上等待高考的降临，我们怀着希望或失望，理所当然或纯属意外地被送到那所名为“晨光学校”的补习学校，等待着命运的拼搏或者重复等待。

经历了3次、5次或者更多次的命运之考的同伴们，不经意地流露出了一种饱含沧桑的沉默和安静，那是种摄人心魄的静默。

静默，其实也就是一种慢速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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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死亡结束，不再有生的不堪和死的痛楚，作为已完成的死亡在这里有一种异样的美。

令人留恋的是坟场，中秋、阿屏、阿龙三人去找阿珊的墓碑，三人在碑丛中大喊许宝珊的名字。

阿屏调皮地掀开裙子让阿龙看她穿的白色内裤，阿龙了最幸福的鼻血条件反射般涌出，中秋与阿屏站在墓碑上进行了惟一的一次接吻。

他们都说，这里真是壮观，白痴阿龙说出了他一生中惟一的经典抒情诗句：这里好像仙境一样美丽！

有一天，当远离少年岁月的我们，在青春的坟山上去扫墓时，是不是也会发出类似的赞叹？

尾记

原标题《1999年，幸福与青春全部死去》，节选自袁复生著作《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

那一年，他17岁，参加了高考，“考得还可以，超过重本线30多分，入学却出现了一个Bug，被一个大专录取了。”

在接受采访时，他语气里仍有不甘，“那瞬间，像个傻子，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那趟考试，却出现这样的结果，从没经历过的煎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

这一切或许都是源于个体对命运抗争过程中的挣扎，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如是说：

如今，县城官员将敛取的现金投入省城置业，孩子们送到长沙的四大名校。最好中学的校长不再令人尊敬，而是让人畏惧和厌恶，他们通常由县教育局官员兼任。

电影院被艳舞团占领，寂寞老人带着幼嫩的孙辈在台下享受浑浊的自由。当年的文学青年进入乡镇，成为一个面孔油腻的粗壮领导，他的词汇体系被麻将和县领导的排序所占领。

中学变得日渐封闭，考分越来越高，不再欢迎前往售卖诗集的流浪诗人。还有橘黄色的庞大渣土车，把石板路边的房子一墙一墙地运走。

这种县城的空心化，可能被我放大，只是因为我太恐惧。

于是，“逃离”则成了他试图改变命运的动力，“我们怀着希望和失望，理所当然或纯属意外地被送到那所名为‘晨光学校’的补习学校，等待着命运的拼搏或者重复等待。”

次年，他考上了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