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中哪件国宝曾被窃 十年之后“重现江湖”

犹记得，兵马俑刚出来那会儿，袁仲一花了3个月的时间给秦俑相面。“每一个陶俑，我都看过，做过发掘记录，每个俑的高矮胖瘦、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式、穿什么鞋子，大概什么性格，我都熟悉，就像一个连长了解自己的士兵一样。”他对秦俑如数家珍。

除了对陶俑本身的研究，他还对制作陶俑的工人进行过分门别类的考证。据介绍，目前发现的陶工共有87人，其中一部分为中央宫廷的工匠，如宫进、宫丙等等；还有一部分，冠以地方名，如来自咸阳的咸午；还有一类仅具人名。

“这些名字通常藏在腋下、臀部等隐秘之处，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发现砖瓦上也有他们的名字，这才确认，原来是制陶工匠。”袁仲一说，如果以一个师傅带十个徒工计算，约有上千人参与陶俑的烧制过程，这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绝无仅有。

“秦俑有将军俑和士兵俑；有的士兵穿了铠甲，有的没穿；骑兵和车兵的布局也有讲究……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到底谁在指导这些陶工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呢？”袁仲一推测，可能是丞相负责总体设计。

1987年，秦始皇陵（包括兵马俑）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论的会议纪要里有：“主席团意识到，秦始皇陵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学储备之一”，对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的考古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另外一件，让袁仲一对考古甘之如饴的大事，莫过于秦乐府钟的发现。时间回溯到1976年春节，袁仲一像往常一样留守工地。大年初二，他带着小铲子去“巡山”（即到野外考古调查）。

下午，走到秦始皇帝陵西北角一断崖处。“考古的人有个职业病：哪里动土往哪里看。”袁仲一自嘲。

远在十米开外，但见一块如指甲盖的绿色碎片在阳光下发出诱人的光泽。袁仲一快步上前，用手中的小铲小心翼翼地刨，竟挖出一个明晃晃、金灿灿，高约13厘米的铜钟。钟身上有错金、错银花纹，而且钟顶的纽鼻处刻有“乐府”二字，这一发现推翻了“乐府起源于汉代”的说法。

找到秦乐府钟以后，老乡们围着他大肆庆贺了一番。喝多了的袁仲一宿醉未醒；第二天，高烧昏迷。陈姓邻居探望发觉，速请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打针。“这样的宝贝让你得了，还不得大病一场啊。”医生跟袁仲一开玩笑说。

1986年，陕西省博物馆展出秦乐府钟。谁想，在展览中，秦乐府钟惨遭失窃。

1996年，秦乐府钟“重现江湖”。听说由香港一个私人收藏家收藏，袁仲一立即被官方派去辨别真伪。

“很可惜！‘乐府’两个字已经被锉刀锉掉了，而且钟体被酸性液体浸泡过。”袁仲一叹息道，“我之前研究它研究了快十年，有二十多处细微的痕迹是一般人不知道的。我得仔细看看，它是不是原来的那个钟。如果不是，我们拿回来没意义；如果是，我们不拿回来，等于丢了一个国宝。”

盯着13厘米高的小钟瞧了5个多小时，袁仲一“锱铢必较”。旁人看得都手心冒汗，小心试探：“这个钟，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伴随着他一个缓慢的点头动作，周围爆发出雷鸣的掌声。经协商，收藏编钟的主人答应无偿捐献给陕西省文物局。

返程途中，同行的领导同志拎着装有秦乐府钟的塑料袋，片刻不敢离手，从西安下了飞机，即由警车开道，将钟送至保险柜。

袁仲一说，少了“蹲火山口”的感觉，退休后的日子比较轻松。如今的他，作息很规律：六七点起床吃早饭，写写书稿，再去城墙边溜达一圈，回家午饭、午休，下午和晚上则继续写作。

“那儿，其实只是一本书的材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阳台上摞着近半人高的材料。

“这几个厚信封里都是稿子，年轻人让我给他们的文章把把关，注释和备注都要看，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袁老边说话，边在书桌上翻书稿，从中掏出一厚沓，“这些是一号坑的相关研究，二十多年前写的，现在还没发表呢。我写东西，喜欢养一阵子。多看几遍，修改修改，好就面世，不好就再养。”

在袁仲一眼里，兵马俑的研究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秦始皇帝陵，没有相关的技术条件和设备，则不宜开掘。

“之前，有人曾试过电磁波探测，但铜器、金器、木器等各种器物反馈波段的范围都没法界定清楚，不敢挖，也不能挖！”袁仲一强调说：“考古不是挖宝，我们不能做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