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访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

原标题：新华网专访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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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渥太华9月18日电（记者 李保东）面对加拿大媒体对中国日益关注，前不久新华网记者就全球合作治理中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关系，对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进行了专访。

　　新华网：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但在全球治理中，中国在话语权方面仍然面临“西强我弱”的格局，话语权与国际地位不相适应。如何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请卢大使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谈谈其难点及如何应对的建议。

　　卢沙野：话语权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关系问题。我们国家硬实力上升很快，GDP、综合国力，包括科技实力、军事实力，都有很大增强。但很多人感觉到，在国际体系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仍然不足。说白了，这个世界仍是西方主导的世界。支撑他们的是硬实力，更有软实力。话语权就是软实力。为什么中国硬实力上升，软实力没有跟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很好地加以解释。

　　第一，硬实力是经济基础，软实力是上层建筑。

　　第二，软实力建设通常滞后于硬实力建设，不像硬实力那么立竿见影。

　　第三，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但同时软实力具有反作用力，软实力建设好了会促进硬实力的发展。

　　第四，软实力建设虽然滞后于硬实力，但是一旦建立起来比硬实力更加持久。

　　这就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四对关系，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上去了，但是软实力没完全跟上，话语权仍然不足，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东升西降”，西方在衰落，但在国际体系里仍有那么大的话语权。

　　那么如何建设软实力，如何扭转这种被动局面？虽然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但是硬实力不会自动地转化为软实力。如果没有主观意识去建设软实力，硬实力不会转化为软实力。在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的过程中，要把握三个要素：

　　第一，实力是基础。不能空谈软实力。我们成天把软实力挂在嘴上，这是不行的，没有硬实力的软实力是空中楼阁。

　　第二，意愿是关键。要有意愿去运用硬实力，有意愿把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有愿意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运用到全球治理中，转化为对国际规则的制订能力、议题的设置能力、舆论的引导能力。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强烈的意愿去构建中国软实力。

　　第三，方法是保障。要有一个好的方法。构建软实力，有实力、有意愿，也不能胡来，打乱仗不行，没有章法不行，要有战略、有谋划。朱熹讲过一段关于学习的话，非常到位，“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则无以济其志，非术则无以辅其才”。一个人做大事首先要有志向，但如果没有才能的话，志向是实现不了的。术就是方法，没有好的方法，才能也发挥不出来。这句话运用到软实力建设上很贴切，“才”就是实力，“志”就是意愿，“术”就是方法，我们要把这几点结合起来。这５年里，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中国特色国大交外方面有很多好方法，代表中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思想、倡议、方案，其中有很多外交方面的理念和原则，比如周边外交的“亲诚惠容”，对非洲的“真实亲诚”，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建设里的“共商、共建、共享”，以及新安全观、新发展观等，这些都是方法。方法对了，路子也就对了,我们建设软实力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新华网：我们在这方面的人才比较少，您对这点怎么看？ 　　

　　卢沙野：我认为要有外向型人才，培养一批既了解国情、又了解世界的人，也就是双向复合型、跨界型人才。

　　我认为，跟西方人打交道，要抓住他们的心理。西方人是比较讲究原则、注重逻辑的。因此，可以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虽然他有时讲的道理你觉得不合理，但他认为自己是讲道理的。你去揭破他不合理、不合逻辑的地方，他反而会认为你说得有理。中国人可以借鉴西方人的严谨、精确，西方人可以借鉴中国人的包容、含蓄、善于调和等优点。儒家思想里，里面讲到“仁”。如果亚里士多德讲“仁”的概念，他肯定是给你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说明“仁”是什么。而《论语》里讲“仁”的地方有几十处，每处讲的都不一样，但把几十处对“仁”的表述加到一起，就是一个“仁”的总体概念。你能说中国文化对“概念”没有说法、没有研究吗？我不认同。恰恰相反，中国文化里对概念的理解和研究比西方人丰富得多、深厚得多，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虚怀若谷。现在讲到全球治理，正需要中国这样的文化去包容、去开放，而不是像西方那样非此即彼、我赢你输，主张二元论。所以做西方人的工作，要了解他的心理，发挥自己文化的优势。

　　新华网：中加之间的问题很多是文化、宗教不同造成的。您刚才讲了一些路径和方法。从大的角度看，有什么可以做的？

　　卢沙野：中西文化交流几十年，且不说建国以前那种，改革开放后这种交流也很多。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学习西方比较用心。而西方是俯视中国，了解中国是漫不经心、三心二意。除了少数学者、精英从专业角度出发，能够认真了解和研究中国，多数西方人没有用多少心思去了解中国，所以造成现在西方对中国了解的一种“赤字”。西方国家现在开始慢慢醒悟过来，知道要认认真真地研究中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中国实力和地位的上升，至少现在中国跟西方平起平坐了。它们过去是俯视，但现在在许多方面也开始平视中国了，开始下功夫了解中国了。所以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还应该进一步加深，才能有效地减少或者消除双方的隔阂、误解或误判。

　　中国对西方有没有误解？可能也有。但相比起来少得多。因为我们当初是真心诚意地学习西方，我们希望西方国家现在也能拿出当年中国的真诚和虚心，来了解中国、研究中国、学习中国。我可以讲，西方应该学习中国。这个“学习”不是学生向老师那种学，而是要看到中国好的地方，要客观地评判，不能对好的地方视而不见，那对西方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特别是社会制度方面，西方国家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觉得资本主义制度是最优越的。但中国的发展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也很优越，或许再过一些时间会证明比资本主义更优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作出了结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我们要通过中国的实践来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

　　迄今为止，中国的实践正在证明这一点。西方要不要学社会主义，要不要学中国？在事实面前应该向真理低头。其实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很多社会改良政策都是借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新华网：中加两国历史上无纠葛，现实中也没有根本利益冲突， 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两国的观点相近或相似。但加拿大主流社会，尤其主流媒体对华却不甚友好，面对这样的情况，如何发出更多更好的中国声音？如何让更多的普通加拿大人听到中国的声音？

　　卢沙野：鉴于双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我们与加拿大人打交道时，我认为应把握三条：

　　第一，要自信。既然有差异，那就说明我们不同。我们要正视这个不同，我跟你不一样，你跟我不一样。中国话讲，求同存异。首先正视双方的不同，然后再去沟通，寻求共识。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自信，要敢于彰显自己的独特性。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改革不是为了改得像西方国家，而是要改得更好，自己跟自己比更好，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更具有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改革的目的。“四个自信”里文化自信非常重要，这是更深层的自信。要讲底蕴，文化自信是最深厚的底蕴，没有文化自信其他三个自信都谈不上。

　　第二，要真诚。我认为人和人的交流、国家和国家的交流，真诚是最重要的。虚头巴脑地谁愿意跟你打交道啊？一次就够了。你只有真诚才能交到真朋友，你讲的话人家才会听。所谓真诚，一是从心理上体现出真诚，我是真心实意地要跟你交流、做朋友。第二要说真话，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话就是符合实际的话。我跟加媒打交道、接受采访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真话，知道什么就告诉你什么，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这是最好的。说真话还有一点，就是脑子里要有一个意识：我要向加拿大人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你现在看到加拿大媒体展示的不是真实的中国，那就要给它扭转，通过说真话来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来扭转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偏见与不实。

　　第三，要理性。刚才说到西方人一个特点是比较讲逻辑，你就跟他讲逻辑。但有时候他也把逻辑用歪了，西方人对逻辑很内行，门儿清，用的时候能把中国人绕进去。比如他有几个手法——一是以偏概全，这实际上是逻辑上的一个谬误。他们介绍中国时以个别现象代表中国的全貌，把支流说成主流，或者把某个局部问题，比如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上升到制度层面。诸如此类，这就是以偏概全。二是偷换概念，同一个概念，你说的跟他说的，实际上意思不一样，但他就用他说的替换你的，用他的概念讲，你肯定说不过他。最突出的就是民主人权这类东西。西方就是先入为主，把民主人权概念贴上西方标签，然后说你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就是偷换概念。

　　首先给你设置一些话语陷阱。有一个著名的古希腊诡辩：“你已经不再打你的父亲了吗？”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都是错的，怎么回答都处于道德下风。加拿大记者有时就用这种方法给我提问，我从不正面回答，就讲道理。因此要理性，要善于用理性去讲，体现强大的思辨能力，去阻击他的狡辩。没有思辨能力，压倒不了他，就被他的狡辩搞糊涂了。魔鬼定律里有一条，你如果说服不了对手就把他搞糊涂。这就是典型的西方人。所以要反其道而行之，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战术，叫跳到外线作战，不上你的圈套，不中你的计。

　　就是以上这三点，自信、真诚、理性。

　　新华网：卢大使来加拿大后，接受了数家加拿大媒体的采访，坦诚地诠释了中国对外交往的理念和价值观，加拿大媒体也把采访的内容基本全文发表，效果非常好，产生的影响也较大。请您谈谈与加拿大媒体接触的感受以及今后加强与其互动的想法。

　　卢沙野：这个问题也很现实。我与加媒打了那么多交道，到底是什么感受？第一，必须重视媒体工作。信息化社会，信息传播快，作为驻外使领馆，我们做外交工作不重视媒体不行。多跟媒体打交道，一可以了解当地国情，二可以了解舆论动向，知道当地人对中国是怎么看的，不管是好的看法，还是坏的看法，都要掌握，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第二，加拿大媒体作为西方媒体，眼界既宽也窄。我十多年前在法国工作过。我曾跟加拿大人开玩笑说，现在加媒涉华报道比欧洲媒体落后十年。因为现在加媒报道中国的基调类似于十几年前的欧洲媒体，负面报道较多。而现在欧洲媒体已不是这样，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之所以说加主流媒体眼界窄，是因其观点和看法较窄。好像中国人讲的井底之蛙，他们的观点比较严重地受制于自身的传统思维，特别是体现在对中国的报道和看法上，总脱不出意识形态框框和文化层面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没有跟上时代潮流，没有跟上中国的发展步伐，没有与时俱进地观察中国、解读中国，导致眼界比较狭窄。它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也比较狭窄，在很多问题上都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但当今世界，再这样看问题已不合时宜，很容易导致认识的与效果上偏颇。

　　第三，对中国认识不足，观点陈旧片面。加媒对中国的重要性没有充分认识，这或许还是跟文化的深层因素相关，它们内心还是在居高临下地看待中国，还是在象牙塔里做文章，闭门造车。

　　此外，从客观上说，加媒派驻中国记者太少，这也说明对中国不重视，除了《环球邮报》、CBC（加拿大广播公司）等少数几家，其他媒体都没有。加那么多报纸、主流媒体为什么不往中国派人？《国家邮报》应该算是比较重要的媒体，但也没有驻华记者。

　　新华网：像《多伦多星报》这样的大媒体也没有派驻华记者。

　　卢沙野：这就反映出对华不够重视。

　　新华网：我曾问过他们这个问题，他们说想派，但预算有限。同时，派驻中国的记者没有几个人能讲中文的，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面了解中国。

　　卢沙野：所以它们大多是援引、转载英美媒体报道和观点，很少有自己的东西。另外在加主流媒体上发表涉华文章的专栏作家，不知他们是否到过中国，但从他们的言论来看，其思维显然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

　　第四个感受是个别的加拿大大报、主流媒体心胸比较狭窄，不愿给中国发声的平台。偶尔它们的报纸发表了有关中国的文章，大使馆问，我们写一篇读者来信，就某些观点澄清一下行不行？答案是不行。不给你平台，小里小气。小气的背后体现出他们有严格的自我审查规定，西方人总跟我们忽悠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但事实上这些都是骗人的。

　　至于今后如何加强与加媒互动？我也有三点看法：

　　一要本着开放姿态，多接触。走出去、请进来，来者不拒。

　　二要讲好中国故事。既然有机会，就要把它用好。说实话，我接受媒体采访，主要是向加拿大媒体和广大民众介绍中国，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的加拿大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三是，要多走“群众路线”。这里借用一下党的优良传统。什么意思呢？就是除了主流媒体、首都媒体、传统媒体，还要重视地方媒体、专业媒体、新媒体。因为主流媒体代表社会上层和精英阶层，但它们的人数毕竟少。地方媒体、专业媒体、新媒体代表的是社会基层和大众，我们要身子下沉、眼睛向下，多做群众工作。我现在到地方上去，都有意识地接受一些地方媒体采访。通过地方媒体、专业媒体和新媒体把中国声音传递出去，比如中国的饮食、旅游、风土人情，在专业电视台播出，能让加老百姓了解了中国的这个侧面。聚沙成塔，积少成多，最终汇聚成一个不小的成果。

　　新华网：谢谢卢大使。

+1 【纠错】 责任编辑： 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