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大学女校长坎坷人生：鲁迅讽为“拟寡妇”

杨绛的父母都惋惜：如果嫁了好丈夫，杨荫榆会是贤妻良母。杨绛觉得：“她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

鲁迅发表于1925年12月的《寡妇主义》说：

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

鲁迅解释：“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他认为：在“寡妇主义教育”下，“许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险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泼的青春，无法复活了”：

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瞎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

鲁迅从1925年3月开始与许广平密集通信，女师大风潮期间，他们正在热恋。鲁迅与原配朱安的婚姻，一向形同虚设，多年来其实正是过着独身生活。他本人也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但用这种鄙夷的语调征伐一个不幸的失婚妇女，未免刻薄，有失宽容。

“拟寡妇”一词精确戳中的，是杨荫榆锥心泣血的往事。徐志摩1919年时不确知杨荫榆离过还是退过婚，可见那段痛史，多年后她仍很少向人提及。

杨荫榆也曾受学生拥戴。上世纪30年代，她早年的学生谢巾粹撰文回忆，1913年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念书时，同学们“既佩服杨师的学识、经验，更感觉杨师的和蔼可亲、热心恳切，宛如慈母的态度”。杨荫榆去北京任教职时，她们哭着挽留。

杨绛还记得1916年她5岁时，在北京女高师附小上一年级，当时任女高师学监的三姑母很喜欢她。有一次小学生们在饭堂吃饭，三姑母带了几位来宾进来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背门而坐的杨绛，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三姑母附耳说了她一句，她赶紧把米粒儿拣起来吃了，其他孩子也都效仿。姑母回家跟杨绛的父亲讲起此事，“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癖”。为孩子们的可爱笑出酒窝的杨荫榆，显出几丝柔润的母性。

杨荫榆到美国留学时，去站台送行的学生哭得抽抽噎噎，她也洒泪惜别。学生们送的礼物，她一直珍藏；她也送给全校学生每人一只银质鸡心别针。

她既有服务社会的志向，也有读书求学的聪明和不错的组织能力，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书记。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还遗憾没有念博士。

杨绛回忆，小时候在北京时，“三姑母每到我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大伙儿热闹说笑。她不是孤僻的。可是1925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

杨荫榆处世有点“佶屈聱牙”。上个世纪20年代末在东吴大学任教时，附中一位美国教师带队春游，有学生不顾叮嘱下潭游泳遇险，老师下水抢救，力竭不支，最后孩子溺亡。老师流涕自责，舆论认为他已尽责。校方为此召开校务会议，请了杨荫榆参加。她在会上责备那位愧疚惶恐的老师未能舍命相救，会后又自觉失言。“舍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责求旁人。”何况校方请她与会，并不是为了征求批评。杨荫榆懊悔无极，请校委会成员吃饭致歉，宾主融洽，似乎也缓和了紧张关系。请客之前，她舍不得叫最贵的席面，客人散后，她却咬牙切齿，骂自己“死开盖”(着三不着两)，嫌菜不好怠慢了客人。杨绛为此感慨：

其实酒席上偶有几个菜不如人意，也是小事。说错话、做错事更是人之常情，值不当那么懊恼。我现在回头看，才了解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伤残的心灵。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有原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她，人人都嫌弃她，而她又老是那么“开盖”。

杨绛的母亲既同情杨荫榆早年嫁给傻子的不幸，也佩服她的个人奋斗，对这位孤身的小姑子非常迁就。小姑子想吃什么、要穿什么，常常亲手做了给她，狭隘任性的她还要嫌好道坏。杨绛姐妹们心疼母亲，觉得两位姑姑自私自大，无端给母亲添了许多麻烦还视作理所当然，不免啧有烦言。杨绛的母亲往往最后上桌，也最后离开饭厅，杨荫榆有时竟要去觑一眼她是不是在独自吃什么好东西，心眼儿真是又细又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