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子弹之父”到底是何人？周恩来最当之无愧

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中国没有别的路，只有自力更生。后来中国又逢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可谓内外交困，苏联人的作法反而激发了中国专家的决心，丢掉依靠外援的幻想，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完整的核武器体系。

谁是中国核武器之父？

在中国，最后拍板作出研制原子弹决策的是毛泽东。全面领导、统筹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参与有关领导和组织工作的还包括邓小平、聂荣臻、张爱萍、罗瑞卿、宋任穷、张劲夫等人。宋任穷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这是核工业部当时的一个保密称呼，后来的军工部门也均以代号表示，三机部为航空工业部；四机部为电子工业部；五机部为兵器工业部；六机部为船舶工业部；七机部为航天工业部。到了文革过后，因这种神秘称呼没有必要，才改称实名。到了八十年代，国务院进行结构改革，改名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部长改称为总经理。今年，军工系统再次改革，核工业总公司又一分为二，分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在中国从没有“原子弹之父”这一说法，真要套用这一称呼，确实很难。这还不是个摆不平的问题，因为就中国当时的情况而言，研制原子弹调动了方方面面的专家，每一个人都是缺一不可。不过若从整个研制工作的组织、调动、协调、策划来说，“之父”的称号周恩来总理当之无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周恩来，就没有中国的原子弹。聂荣臻也是实际上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也完全配得上这一称号。如果从科学技术及理论的突破、学术方面的挂帅来看，钱三强也不负这一称号，钱三强当之无愧是中国原子能学术方面的大家和统帅，是召集者，指路者，功不可没。

至于核工业部首任部长宋任穷及续任部长刘杰、刘西尧、张忱、蒋心雄以及文前提到的姜圣阶都在中国的核武器史上写下了一笔，其中蒋心雄和姜圣阶都在核武器生产基地作过多年厂长。在学术理论方面，邓稼先、黄祖洽、于敏、周光召等专家都发挥了卓越作用，这其中也包括在氢弹、中子弹方面的理论突破。

事半功倍中国人的聪明所在

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包括核武器事业在及其困难的条件下走过一条艰苦卓绝、玉汝于成的道路：

1954年，铀矿地质普查在全国范围展开；

1955年，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并开始筹建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

1957年，开始踏勘选择核工厂厂址；

1958年，开始建立核武器研究结构，核工业生产工厂开始全面建设；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中国从此进入世界有核武器国家行列；

1965年，飞机运载投放原子弹试验成功；

1966年，导弹运载原子弹试验成功；

1967年5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1970年7月17日，中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拟装置试验成功；

1971年9月，核潜艇建成下水试航成功；

八十年代中后期，完成中子弹研制并掌握相关技术。

以上仅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一窥，透视这一过程可以看出，一、中国核武器研制起步晚，进度快，几乎每年跨越一个台阶；二、试验次数少，效率高，没有一次重复试验，每次试验取得多种数据。值得说明的是，就中国的国力而言，实在不允许、也不值得进行如美苏一样频繁的试验，这也许就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不同之处，在核武器试验上的少花钱、多办事，恰恰体现了中国人的聪明所在。

核电建设奋起直追

也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有限，中国在将钱投入核武器研究的同时，没有来得及大规模将核技术转移到民用领域，以至于中国的核电事业相对滞后。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将中心工作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大规模削减军费和裁军后，核电建设才全面提上议事日程。至八十年代中国决定建设核电站时，世界各国的核电站已具相当规模，就连台湾也建成了核电站，法国的核电发电量已占发电总量的70%。在中国政府内部，对发展核电也存在争议，核电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技术和安全保障上均有一定难度，何况中国煤产量高，价钱便宜，若急功近利，发展煤电，既方便又便宜。中国的决策者们最后考虑到中国能源的有限储量和下个世纪的战略储存，毅然决定发展核电。

1983年，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动工兴建，这座三十万千瓦核电站只引进了部分关键技术，其余均为中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制造。接着，主要引进法国设备的大亚湾核电站也开始施工，大亚湾电站为九十万千瓦双机组，该电站位于深圳，临近香港，本拟借地利之便在电站建成后向香港输出电力换取外汇，以还借款，不料天有不测风云，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在香港酿成一场“大核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