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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报国,此为典范 | 钱穆逝世27周年


来源:程门问学


钱穆的学生严耕望说:“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也有相当吸引力。……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益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战的新学派。”


他的另一位学生余英时也说:“钱先生自民国十九年到北平以后,表面上他已经进人了中国史学的主流。然而他的真正立场和主流中的‘科学’考证或史料学又不尽相合。”


可见钱穆治学特点非常鲜明,本文试就其中若干重要特点,谈些看法。

一、立志远大

钱穆曾在演讲中说:“真要做学问,则非立大志不可。用现在话来说,非有大野心不可。诸位若能具此野心,逐步向前,各拼着三十年、五十年精力生命,必有所成。”早在1942年9月28日,他就对严耕望说过:“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他还多次批评道:“中国学术界实在差劲,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便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这难道是必然的吗?是自己功夫不深,写的东西价值不高!”

那么他的“大志”是什么呢?他的“大志”就是成为“中国当代大贤,宏扬中国民族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国内外社会矛盾空前激烈的背景下,他的“大志”就是“救国保种”。他认为:“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变者,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争者,亦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其明昧得失有不同,而其归宿于救国保种之意则一也。”作为一位史学家,他借用古人的话说:顾炎武“提出‘明道’‘救世’两大纲,窃谓可奉为从事人文科学者之最高最大的目标与宗旨。此两途,其共同精神,则厥为能献身。”后来,他还明确指出:“研究自然学,应能有志献身于学问。而研究人文学,则能有志献身于社会。”

如何“救国保种”?钱穆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要挽救中国,其基本的力量,并不在外面物质的援助,与世界共同的呼号。更重要的在中国民族本身自有的历史文化的基本意识与基本观念之复苏。而且我们认为,中国固有历史文化的基本意识与基本观念之复苏,不仅对此后新中国之建立为必要,而且对世界大同与人类和平有必然可有之贡献。”.

而要导致“中国固有历史文化的基本意识与基本观念之复苏”,在钱穆看来研究历史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他认为:“中国史学之精神,在能经世明道,固非仅托空言。孔子谓:‘未知生,焉知死。’治史即知生之学,能明史,自明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矣。”钱穆还说过:“今天我们要来提倡中国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学做人,做一中国人,一理想的中国人。若真要如此,必然得研究中国历史,看历史上的古人是怎样生活。这一番研究,仍该把我们各人自己的当前做人作中心。”

钱穆在历史学教学与科研工作正是这么做的,余英时曾指出: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严夷夏之防’,正是因为这部书在抗战前夕写成的。这时中国又面临另一次‘亡国’的危机。因此书中‘招魂’的意识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招魂’意识呈露的绝大著作必推《国史大纲》为第一。”严耕望还生动地记述了钱穆写作与讲演《国史大纲》的情况:“先生前在北平与昆明讲通史,本已轰动一时,此刻抗战正在艰苦阶段,此书刊出,寓涵民族意识特为强烈,复在重庆等地亲作多次讲演,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故群情向往,声誉益隆,遍及军政社会各阶层,非复尽为簧宇讲坛一学人。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在历史研究中,钱穆特别注重思想史,严耕望曾指出过这一点:“先生的学问,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所以重要著作除《国史大纲》外,如《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近三百年学术史》、《庄子纂笺》、《朱子新学案》都关乎学术思想,晚年自编文集,也以学术思想史论文为最多。”因为在钱穆看来:“思想史,此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

为了发扬中国的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钱穆晚年也用大量时间与精力从事文化学研究。钱穆谈了个中原因:“国内纷呶,已有与国外混一难辨之势。而我国家民族四五千年之历史传统文化精义,乃绝不见有独立自主之望。此后治学,似当先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捉,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人门,有出路。余之一知半解,乃始有转向于文化学之研究。在成都开始有《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之试探,及五〇年来台北,乃有《文化学大义》一演讲,是为余晚年学问蕲求转向一因缘。亦自国内社会潮流有以启之也。”

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钱穆作了毕生努力。他曾勉励他的学生们,“要眼光远大,要有整个三十年五十年的大计划,不可只作三年五年的打算。”应当说这也是先生夫子自道,早在读小学的时候,由于受到革命党人钱伯圭的影响,他年仅十岁就开始关心国家的命运与前途,钱穆尝云:“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后来他还谈道:“及去新亚讲演,题名《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此实余三十年向学一总题。”

正因为他志在成为济世导群的大学者,并且为之奋斗终身,应当说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二、学以致用

既然钱穆治学志在明道救世,成为济世导群的第一流学者,这势必使他形成了学以致用的特点。钱穆在演讲中说:“现在再讲到‘学以致用’一问题。我曾说过,科学本重在求真理,但人文学则主要求在社会上有用,否则又何须需有此学!但用有大小远近。有的有大用,有的只可小用。有的只用在近,有的能用到远。”后来他在讲演中还进一步解释道:“以事业为其学问之中心者,此即所谓‘学以致用’。人之本身,必然期有用。吾人之所以从事于学、学为人,其主要动机及其终极意义,乃对社会人群有用、有贡献。”

学以致用自然要让学术研究同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所以他在《研究所计划纲要》中指出:“我们当从活的现实问题出发,时常经集体的讨论,来向历史文化渊源之深远处作基本的探索。”他还在讲演中指出:研究人文科学者“正须在万变日新的人生大社会中求新呼吸,正须面对人群当前现实需要,把握人生当前现实问题,而使彼所研究之这一项学科,不断有新生命,有新创辟。”

既然科学研究要同现实问题相结合,学术研究则不可避免地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则必其有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而莫能自外,逮于时代变,需要衰,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后来他在讲演中又重申了这一点:“凡做学问,则必然能通到身世,尤贵能再从身世又通到学问。古人谓之‘身世’,今人谓之‘时代’。凡成一家言者,其学问无不备具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人学问中。”

钱穆认为如果谁的科学研究脱离社会实际,就难以成为第一流学者,他在讲演中指出:“经学之流为训诂与章句,文学之流为词章,史学之流为考订与纂辑,全用心在前人所已有的学业上,却与自己身世不相干。如此用心,则绝不能成为一济世导群的大学者。”他还引用章学诚与戴震的两个比喻作了生动的说明:“章学诚评当时人为学,如蚕吃桑叶,却不吐丝,即是此意。其实当时考据大师戴东原亦有此意,彼云:‘做学问有抬轿人与坐轿人之分。’在东原之意,当时仅从事训诂、名物、考据之学者,不免多是抬轿人。”

钱穆本人的科研工作自然也密切联系实际,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就是一个突出例子。余英时曾分析道:“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全是针对着当时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提出一己独特的解答,而他的解答则又一一建立在精密考证的基础之上。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支配了学术界一二十年之久,章炳麟、刘师培虽与之抗衡,却连自己的门下也不能完全说服。所以钱玄同以章、刘弟子的身份而改拜崔适为师,顾颇刚也是先信古文经学而后从今文一派。钱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出,此一争论才告结束。他也是因为这篇成名作而受聘于北大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加速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当然也难免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问题。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提起过两件往事:一是“适之为文,昌言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女子裹小脚、麻雀牌、鸦片等诸项”;一是他问章太炎对撰写新国史有何计划,太炎谓:“国史已受国人鄙弃,此下当不再需有新国史出现”。显然他写国史、论文化都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作出客观评价,尝云:“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挣,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而于新史学,他则强调“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J”钱穆治学本质上还是指导人们向前看的,自称:“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正如余英时所说:钱先生“一生以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自任”,“以抉择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

从这一目标出发,钱穆的许多著作首先都是根据社会需要而开课或者讲演,然后再将讲义或讲稿写成书。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也是钱穆学以致用的一个特点。据各书序言与《师友杂忆》记载,此类著作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论语新解》、《孟子要略》、《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人生十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学论丛》、《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等等。其中有关《论语》的三本书,可谓毕生为之。钱穆在小学教书时,授《论语》课,适读《马氏文通》,《文通》论字法,即仿其例论句法,成《论语文解》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其第一部著作。他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期间讲《论语》,又撰写了《论语要略》,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他在香港新亚书院还上过《论语》,钱穆谈道:“我开始写《新解》,是在一九五二年之春末。那时学校在桂林街,我开讲《论语》一课,讲堂上有许多旁听的。”可见他的《论语新解》也还是在讲稿的基础上不断加工而成的。


而《国史大纲》的写作则是他学以致用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最为突出的例子,严耕望介绍道:“先生在北平讲授《中国通史》四年,及来昆明复讲两年,每星期四晚间开讲,校外听课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盖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先生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讲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怀热烈,并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人心弦,故诸生折服,争相听受,极一时之盛。六年讲授既毕,《国史大纲》亦已成书。”《国史大纲》之所以受到热烈欢迎,产生巨大影响,主要是因为它满足了全国大学青年学生和时代的急迫需要。

三、贵在会通

钱穆在讲演中曾明确指出:“总之,学问贵会通。若只就画论画,就艺术论艺术,亦如就经论经,就文史论文史,凡所窥见,先自限在一隅,不能有通方之见。”他还在题为《推寻与会通》的讲演中号召人们“推寻再推寻,会通再会通。”

钱穆认为尚通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指出:“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即贵其学之能专,尤贵其人之能通。”后来,他在哈佛大学东方学研究所讲演,以欧阳修为例,重申了这一观点:“中国学问经史子集四部欧阳修已一人兼之。其实中国大学者尽如此。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故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苟其专在一门上,则其地位即若次一等。”其《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开宗明义第一段就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解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他还在该《序》的最后重申道:“余曾著《中国学术通义》一书,就经史子集四部,求其会通和合。今继前书续撰此编,一尊当前各门新学术,分门别类,加以研讨,非谓不当有此各项学问,乃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钱穆晚年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指出:“要之,从文化大体系言,余则以和合与分别来作中西之比较。从学术思想方面,余则以通与专来作衡量。”

在钱穆看来,博通是专精的基础,要想成为专家,首先应成为通人。早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他就对学生们说:“余爱《通典》制度,亦爱《食货》经济,又爱《禹贡》地理沿革。诸生当扩开兴趣,博学多通,乃能于史识渐有进。待他年学问基础既立,庶可择性近专精一门。此乃成学后事,非初学时事。倘诸生即今专骛一途,适以自限,非以自广。恐于诸生学业前途,有损无益。”后来,他在《新亚学规》中仍然坚持了这一观点:“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才性所近作专门之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新亚书院的课程设计,也体现了这一理念。他在1950年的《招生简章》中,对此也作了阐述:“本书院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首先注重文字工具之基本训练,再及一般的人生文化课目,为学者先立一博通之基础,然后再各就其才性所近,指导以进而修习各种专门智识与专门技术之途径与方法。”在《第一次月会讲词》中,他曾明确指出:“本院向来提倡通才教育,因为学问是不能分隔的,应该互相融会贯通。求学问的门户当宽,基础宜广。

教学如此,做学问当然也是这样。早在1940年,钱穆就谈道:“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1959年,他在演讲中谈道:“近人论学,有所谓通才与专家之争。其实不通则不能专,通了则仍须专。……故从事学问,必当先历通途,再入专门,由本达末,乃为正途。”

钱穆注重会通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研究历史时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首先是用全面的眼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治史者当识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这也就是《孟子·告子》篇所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不能夺也。”所以钱穆在该书中还强调:“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人机微。”他主张对某一时代、某一专题进行研究时,首先应当从大的方面进行整体把握。如余英时初到美国,对社会经济史感兴趣,钱穆在给他的信中指出:“弟在美盼能有机会多留心文化史和文化哲学一方面之研究。社会史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

钱穆用全面的眼光从事史学研究的代表作是《先秦诸子系年》,该书使诸子学与战国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钱穆在《自序》中谈了自己写作的心得体会:昔人研究诸子有一个缺点就是“各治六家,未能通贯”。“惟其各治一家,未能通贯,故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自为起讫,差若可据,比而观之,乖庚自见。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

是否用全面的眼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并不决定于研究课题的大小,在钱穆看来,一些题目很专的优秀学术论著,实际上也是在全面掌握相关知识、占有相关资料,并对该课题大的方面有了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如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骤看只是讲《春秋》,其实彼之学问绝不专在《春秋》。此乃读遍二十四史,博通史地典章制度,而后得成其为学者。又如胡渭之《禹贡锥指》,骤看亦如只讲《禹贡》,其实亦为广读全部中国史及中国地理之后,而用其所学来讲此一篇文章。”

其次,是用联系的观点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钱穆认为:“在同一时代中,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即)其互相影响处。但此也不宜刻意探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算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然的事项来看。”所以在研究某个问题时,应当注意一切与之相关的事件。例如“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他还特别指出:“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应当说钱穆的《历史地理论丛》、《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等等著作均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点。如他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中说:“本书宗旨,则端在撤藩篱而破壁垒,凡诸门户,通为一家。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自春秋以下,历战国,经秦迄汉,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遂若有以超出于从来经学专家藩篱壁垒之外,而另辟途径,别开户牗,此则本书之所由异夫前人也。”

他在一次讲演中,还特别提到文学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今天许多人多就历史来讲文学。我此所讲,则以文学来讲历史。此即是我所谓从入之门有不同。盖文学乃是各人自己内心之表现,故读历史须注意人物,研究人物又必须注意其诗文集。此只是读书做学问之一端而已。我只为诸位举例,贵乎诸位之自能举一反三。”钱穆尝云:“经、史、子、集,皆应涉猎。古今中外,皆应探求。待其积久有大学问之后,然后再找小题目,作专家式的发挥,此乃为学问上一条必成之途。”由于钱穆知识渊博,注重会通,作为一位史学家,偶尔谈论文学问题,往往也能见解独到,给人以启发,可参见其《中国文学论丛》。此再举一例,如1984年5月13日,他与严耕望在谈到唐代诗学极盛的背景时说:“妓女歌唱可能是一大原因。唐代官私妓女均盛,凡公私宴集,恒有歌妓娱宾,所唱往往为诗篇,宾主即席吟诗,可能即付她们歌唱,被之管弦。歌妓唱诗,犹如今日大众传播之电台、电视台,以此播之四方,这样诗人易出名,人亦群趋为诗。”应当说中国诗歌的发展与音乐相结合密切相关,钱穆特别注意妓女歌唱对唐诗繁荣的影响,显然点到了问题的关键之处。

▲左起:严耕望、钱穆、余英时

再次是用发展的眼光观察问题与分析问题。钱穆在史学研究中的会通思想,不仅表现在旁通上,而且还表现在上下联系上。他认为“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又说:“诊病必须查询病源,建屋必先踏看基地。中国以往四千年历史,必为判断近百年中国病态之最要资料,与建设将来新中国唯一不可背弃之最坚实基础。”我们研究历史,正是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特别重视通史研究,指出:“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人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本来北京大学的中国通史课是由北平几位研究断代史的专家合上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主动要求独自承担中国通史的教学任务,从1933年秋天开始连续上了四年,深受同学欢迎,每堂课听课者近三百人,坐立皆满。

他认为即使研究断代史,也应当上挂下连,溯源辨流。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提到一件事:“有某生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傅斯年字)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渊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两代有所窥涉,则须私下为之。”后来他在新亚书院指导研究生,当时余英时对汉魏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感兴趣,余英时回忆道:“钱先生仍一再叮咛,希望我不要过分注意断代而忽略贯通,更不可把社会经济史弄得太狭隘,以致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配合不起来。”

钱穆自己的学术著作当然充分地体现了发展的观点,《国史大纲》这样的通史巨著自不必说,就是一些专题论文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他写过一篇《理学与艺术》的文章,如何来讨论这一问题呢?他自己作了介绍:“今论宋代理学之与绘画艺术,当先逆溯而上,略论宋以前之演变。就学术思想言,略去秦前不论,姑分两汉为经学时期,魏晋南北朝迄于唐初,为老庄玄学与佛学时期。唐以下迄于五代为禅学时期。宋元明三代为理学时期。相应于此四时期学术思想之递变,而中国之绘画史,适亦有此四时期可分。”正因为作者将宋代理学与绘画艺术的关系置于学术思想史与中国绘画史的长卷中来讨论,则论文的深度与广度及其学术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钱穆说过:“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钱穆志在明道济世导群,治学既切合时宜,又注重会通,并为宏扬中国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而奋斗终生,留下了煌煌巨著《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其治学特点确实值得探讨,我只谈了一点学习体会,以就教于方家。

>原题《钱穆治学的若干特点》,载《古典文献研究》第九辑,收入《文献学管窥》。此处略去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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