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往事烟雨中：我的父亲陈占祥

原标题:多少往事烟雨中：我的父亲陈占祥

导读：有人说一个家庭的记忆在厨房，一座城市的记忆在建筑，如若没有诸位大家，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北京城的辉煌与苦难！

来源：《当代》2009年02期（节选）

壹| 引言

去国多年， 我与北京飞速发展的年代擦肩而过。我仿佛成了故乡的异乡人， 一切恍若隔世。

记得好像是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 我们有能力建无数座曼哈顿、纽约，但我们永远没有能力建第二个北京。一位看过北京旧城改造后的德国历史学家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会再有了。”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话更令人刻骨铭心：北京没有毁于战争，没有毁于革命，而是毁于建设。

十七至十八世纪， 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虽百年积弱，千年古都屡遭兵燹，遍体鳞伤，但承载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城市肌体尚存。新中国的襁褓时代， 激情满怀的梁思成先生和我的父亲陈占祥， 曾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 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

建国初期，担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和任职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的陈占祥正值盛年。一九五〇年时梁思成先生四十九岁， 父亲三十四岁。同在欧美留学的背景，专业上的志同道合，使父亲与年长他十多岁的梁思成夫妇结成忘年之交， 共同肩起了制定新北京规划的重任。

我的童年在父亲和梁思成、林徽因、程应铨等一大批建筑师身边度过。曾亲耳聆听他们动情描述古都北京规划的蓝图，慷慨评点巴黎、伦敦、莫斯科、列宁格勒规划的短长；林徽因娓娓述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考察中国古建筑时风餐露宿的艰辛； 父亲笑谈他连续数月埋头苦读于剑桥图书馆， 在饥肠辘辘中写出发表在英国著名杂志《建筑评论》上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

童年的我曾兴奋地围着家中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团团转， 目睹他们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 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翻江倒海，转瞬又笑逐颜开、云淡风轻。有时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 不知父亲躬身在绘图板上赶制什么鸟瞰图、立面处理示意图之类。母亲默默陪坐在一旁织毛衣，不时起身为父亲的茶杯里添着开水，递去一小碟他喜欢的核桃姜汁饼干。

梁思成与陈占祥

那大概就是父亲和梁思成先生联手通力打造《梁陈方案》的日子（一九五〇年二月，梁思成、陈占祥联合上书《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那段岁月，想必是他们生命中的节日吧？他们把积蓄于生命中的智慧、激情和能量，都绽放于这份《梁陈方案》里。这是两位受过完整系统西方教育的中国建筑师的呕心沥血之作， 也是他们奉献给古都北京的一份未来发展的蓝图。

梁先生是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清式营造则例》、《图像中国建筑史》使他成为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父亲留英八年，师从世界建筑大师贺尔福教授和“大伦敦规划” 主持人阿伯科隆贝爵士攻读博士学位，参加完成了二战后英国南部伯根翰、邦莫斯等三座城市的区域规划。不满三十岁的中国人陈占祥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的会员， 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

《梁陈方案》是一份将与这座伟大古都共存的历史性文件。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五日，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见证——再现古城门》的节目中，新华社记者王军说，在复建的永定门前，应该为梁思成、陈占祥二位先生立一块纪念碑，纪念《梁陈方案》的失败。这份失败的《梁陈方案》，“是一份全面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议书，所包含的内容正是世界最先进城市发展的科学理念。”（王军《城记》）

《梁陈方案》鸟瞰图

关于《梁陈方案》的论述已经很多，作为陈占祥的学中文的女儿， 我对专业性极强的建筑规划不敢妄加评论。但我觉得，父亲陈占祥不是《梁陈方案》中的一个符号，一个空空洞洞的名字。他是一个严格遵从科学理念的规划师，是被称为中华文化瑰宝的伟大古都的守护者， 他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各种复杂人性的普通人。他一生经历的悲喜，是一个高潮迭起的传奇，但那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命运。他的家庭和阅历，他的教育背景，他的社会关系，都是构成他性格和命运的总和。这也正是我把点点滴滴的记忆化作文字的初衷。

贰| 两位导师的厚望

在中国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大厅里，摆放着四尊青铜塑像， 以纪念中国建筑领域具有开拓性的四位代表人物。他们是：铁路建筑师詹天佑，建筑师梁思成、杨廷宝，规划师陈占祥。

城市规划是一座城市以及周边地区建设发展的综合性计划。其中包括： 确立城市发展性质、规模和用地范围；制定产业、居住、道路交通、公用设施、文化教育、环境卫生和商业服务业的建设标准与布局，以利城市沿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环境卫生的方向永续发展。

一九四六年， 正在伦敦读博士学位的父亲接到北平市国民政府建设局局长谭炳训的聘书，请他回国编制北平都市计划。“我当时不敢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阿伯科隆贝， 因为不敢相信这样的好运气会落到自己头上。”多年后，父亲曾对我这样说。

他的导师阿伯科隆贝爵士是享誉世界的“大伦敦计划”（Greater London Plan） 的主持人。二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英国也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西方大城市已经显现出工业革命前期城市发展中许多走投无路的困境，二战的破坏更加重了危机。阿伯科隆贝渴望在战后废墟上建起一座新城， 让新的规划摈除老伦敦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贫民窟蜂起、失业率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种种弊端。在“大伦敦计划”中，他实践了在世界规划界酝酿已久的城市功能“有机疏散论”， 即把超负荷的城市功能疏散释放到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及区域。

此前，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仅供居住，称为“花园城”（Garden　City）或“卧城”（Dormitory Town）。阿伯科隆贝的“大都市/区域计划”——亦称大都市圈计划（Metropolitan Region Planning ），对伦敦周边各小城镇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 并对各新城镇的功能范畴做了合理的安排，一改“卧城”仅供居住的弊病，为具有各自独特功能的新城镇，创造了居民就业的机会。这一改变，为人口膨胀的伦敦市找到了人口外溢的渠道， 使大都市与周边区域形成一个功能互补的有机体。

大伦敦计划

“大伦敦计划”实施之后，伦敦人口从一千二百万下降到七百多万。这一行之有效的科学理论与实践至今被世界各国仿效沿用。现在，世界上许多大学的“都市规划系”被称为“城市与区域计划系”，阿伯科隆贝的名字也因此而载入史册。根据导师的这一理论，父亲参加并完成了英国南部三座城市的规划。由于成效卓著，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第一次吸收一个中国年轻人成为它的会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父亲于一九四六年收到了北平国民政府邀请他编制北平规划的聘书。

父亲回忆说， 阿伯科隆贝得知这个消息时满面春风，“天哪， 查理。你要成为北平的规划师？我都要以此为荣！机不可失，快回去吧，大北平规划将是你最好的博士论文。我等候你凯旋！ ”

在十九世纪之前，作为两代王朝的帝都，北平一直是世界上同时代城市中的佼佼者。封建的专制集权， 反倒构成都市统一规划的强大优势。它拥有帝国首都的一切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布局又完备合理，天衣无缝。担负着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体制、朝仪礼制、宗教祭祀、武装警卫、文化教育、市井商贸、金融服务、后勤保障、仓储作坊等一系列功能的建筑群， 使这座城市成为蕴藏浩瀚中华历史文化信息的宝库， 吸引着全世界规划师的目光。

能为这座伟大的城市制订规划，该是多么幸运！ 做好北平规划，不仅是父亲的梦想，也是他的两位导师，一对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对他的殷切期望。那时的父亲真是福星高照。他有幸成为世界上两位学术巨擘的弟子，又有幸成为世界名城北平的规划师， 满天霞光照耀着二十九岁中国学子的锦绣前程。

父亲的另一位导师贺尔福勋爵是唯一进入英国贵族院的建筑师。在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就读城市设计硕士学位时， 父亲曾师从该系的系主任贺尔福教授。贺尔福在建筑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英国建筑学界德高望重的建筑大师和教育家。杰姆斯·斯特灵（James Sterling ）、考灵·罗（Colin Rowe）、罗伯特·麦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 ） 等一批在二战前后雄视欧洲的杰出建筑师， 皆出于贺尔福主政时的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一九四二年父亲当选为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时， 考灵·罗和罗伯特·麦克斯韦尔不仅是父亲的亲密学友， 也是父亲主持学生会活动中的积极支持者。

由于贺尔福的崇高威望， 逝世后被葬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地宫。那是英国人心中的圣地，里面安葬着在滑铁卢战胜过拿破仑的惠灵顿公爵， 领导英国人击败了德国法西斯的邱吉尔首相，还有邱吉尔说的，他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的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在安息着诸多“英格兰民族之魂”的地方，长眠着父亲敬爱的导师贺尔福。

父亲读研究生期间， 贺尔福亲自把这位中国弟子请到他家里长住， 这让许多冷漠的英国人大惑不解， 但这位中国学生很快成了贺尔福英国家庭中的一员。只要没有空袭警报，贺尔福家的下午茶沙龙，就是父亲最好的课堂。他的丰富知识、思维方式，甚至襟怀气质，得益于青年时代朝朝夕夕对他耳濡目染的贺尔福沙龙。

梁思成先生曾对知识分子沙龙予以很高评价，他说：“不要轻视聊天，古人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从聊天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过去金岳霖是我家的座上客，他、林徽因和我三人常常在茶余饭后海阔天空地神聊， 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思想，是平时不注意的。学术上的聊天可以扩大你知识上的视野， 养成一种较全面的文化气质，启发你学识上的思路。聊天与听课或听学术报告不同， 常常是没有发表的思想精华在进行交流， 三言两语直接表达了十几年的真实体会。

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最初的思想渊源是从聊天中得到的启示，以后才逐渐酝酿出来的。英国剑桥七百年历史，出了那么多大科学家，可能与他们保持了非正规的聊天传统有一定联系。不同学科的人在一起喝酒、喝咖啡，自由地交流想法、看法，聊天之意不在求精，而在求旁通。”父亲说，没有感同身受的人，很难对沙龙做出这样精准的评价。

在导师家中， 父亲很快学会了烹制大吉岭茶、阿萨姆茶或格雷伯爵茶来招待导师的客人，也学会了烘栗子蛋糕、野山楂派、烤核桃姜汁饼干。战时供应困难，栗子、核桃都是稀有之物。山楂是从弹痕累累的荒村野坡上拣到的。野山楂很小，只有一粒白果那么大，但晶莹剔透，像一颗颗鲜红的玛瑙。一次，一位来自法国北部的客人带来一包生栗子， 沙龙的全体客人们一边喝茶，一边人人动手剥栗子壳，为蛋糕准备原料，戏称这是“以团队精神烘焙的二战蛋糕”。

父亲说，沙龙像个小联合国，聚集着利物浦大学及英国科学文化界的精英， 也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国的博士生。轻松愉悦的聊天里，有广博的知识和智慧，有睿智的幽默和感悟，有妙语连珠的思想接力，也有动人心弦的浪漫激情。就像在群星璀璨的夜空中遨游，不知哪一句笑话，哪一桩感慨，哪一个故事，就突然让人灵光乍现；转瞬即逝的火星， 蓦然迸裂出一枝独秀的思想花朵。父亲后来刊载于英国《建筑评论》及发表于利物浦大学《都市计划评论》中两篇论文的选题，都孕育于沙龙的“侃大山”。

谈及本国的建筑史、建筑规划史，连来自巴基斯坦和波兰的博士生都能在沙龙中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而父亲却只能沉默。半个多世纪后，在康奈尔大学林中别墅的壁炉边，许多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父亲和我促膝长谈他的人生路途，我才一步一步地走近了父亲，才知道我曾经多么不了解他。

父亲说，中国的古建筑史、建筑规划理论，写出来应该是浩如烟海的鸿篇巨著； 极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中国建筑， 是世界多元建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可是数千年来，中国的科举只考道德文章，虽说“学而优则仕”，但学的都不是自然科学。连下旨编纂《四库全书》的乾隆，也把科技书籍与小说戏曲一起列入不登大雅之堂者流，只在“子部”中收录了极少的农、医、天文、算学类的科技著作。

不注重发展自然科学的王朝，怎么可能强盛？ 怎么可能长治久安？ 又怎么可能不被船坚炮利的殖民者欺凌？ 我们有大名远播的古都长安、北京、开封、洛阳，我们有无数辉煌的古建筑群； 中国古建筑的成就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然在中国帝王及士大夫眼中，此乃不足挂齿之匠人雕虫小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没有一部自己的古建筑史！

英国著名建筑史家佛格森(James Forgusson) 曾鄙夷不屑地说：“中国建筑和中国的其它艺术一样低级……对他们来说， 色彩比造型更重要。在艺术的低层次上做到这点简单易行，但对于高层次的艺术来说，则另当别论。”还有许多不堪入耳的评论，让父亲心潮难平。不仅为祖国，也为自己。

西方建筑师的偏见源于他们对中国建筑的无知，而他们的无知，正是因为中国建筑师没有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有什么。父亲说：“我无颜指责谁， 因为我本身就是学建筑的中国人，我只能深深地抱愧国家，抱愧先人。但是，写中国建筑史谈何容易，这是一项多么浩大繁复的工程！ ”

一九二九年， 曾任北洋政府内政部长的朱启钤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先生应聘为该社的研究员和法式部主任， 一批建筑精英正从研究宋朝建筑巨匠李诫的《营造法式》入手， 考察中国的古建筑史。父亲对于战火中仍为事业艰苦奉献的中国同仁们， 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期待。可对于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华建筑文化，身在异邦的父亲又该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可以从现有的资料中总结出中国建筑及规划的理论， 此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做过这件事。我至少能为中国建筑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父亲说。

一九四二年暑假， 李约瑟教授从重庆回到英国，准备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父亲向他谈及自己的愿望。这位英国生物学家、中国科技史专家立即建议父亲去从《古今图书集成》中寻找线索。

李约瑟教授对父亲说，研究中国的建筑，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的视角。东、西方的审美、价值观都相距甚远， 假如追随西方人的标准来研究中国建筑，你一定会失去自己。“自己”就是个性，个性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个性的研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语重心长地叮嘱父亲：“你必须让中国建筑发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

父亲说， 这就是越有民族性的东西才越有国际性。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的东西不是鹦鹉学舌。要把好的东西吃下去，经过消化之后变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这是生成了新物质的化学反应；东拼西凑的“混合物”是最简单的物理现象， 不足取。齐白石老人有一句话说得剔肤见骨：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似”是一种毫无创意的模仿。

一九四二年夏天， 父亲是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里度过的。康熙亲自下令组织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梁思成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给了他诸多启发。那是一段不知晨昏饥饱的日子， 他甚至常常饿得饥肠响如鼓时才知道午餐、晚餐时间都已经错过了。但剑桥浩瀚的藏书给了他丰盛的精神食粮。

父亲认为，中国建筑对风水的高度重视，决不是什么浅薄的迷信，那是一门高深的科学，只是被江湖术士和愚氓们曲解了。对风水的严格考量表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智慧， 表现了中国建筑对自然的敬畏、尊重与融合。

我国优秀的传统建筑，小到民居、庭园、回廊牌楼，大到宫殿、宝塔、寺庙、陵墓，都高度重视建筑布局和大自然的天人合一。在布局上，建筑尽量顺乎自然，充分利用水光山色、树木丛林和丘陵谷壑等自然形态， 在有限的物质空间中营造开掘出无限的视觉与心理空间， 使建筑美与自然美融为一体，达到天与人情意相通、情景交融。

譬如北京的四合院居室坐北朝南，庭前植树，冬季树叶散尽，阳光无遮无挡地洒满房间，居者可充分享受大自然赐予的温暖。夏季浓荫如冠，朝南的居室亦受不到阳光的直射。祖先的智慧，使四合院沐浴着冬暖夏凉的大自然恩泽。而西方的建筑，很少顾及建筑物与阳光、风向和水流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的建筑思想体系中， 表现这种建筑意境的语言其实非常简洁， 那就是以最简单的木结构开间为基本模数。但这最简单的基本模数却可以通过排列组合创造出无穷尽的大千世界。正如科学家伽利略所说的：“数字是上帝用以描绘世界的基本语言。”犹如简单的“零”和“一” 可以构成计算机要表达的万语千言一样。

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目的很明确，即充分利用和表达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数千年来，中国建筑就是用各种建筑语言来与自然、与人进行交谈对话的载体。中国的诸多名胜古迹、亭台楼阁，总会有无数对联诗句或词赋伴随其间。这些诗词歌赋并不仅仅是装饰，而是对此时此地建筑物与自然相融合的环境设计的评价， 表达了这种环境在古代骚人墨客中留下的心理印象和情感反馈。

父亲说，林徽因创造性地称之为“建筑意”，即建筑之意境。数世纪以来， 这些诗词歌赋为中国建筑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而出色的建筑创作又为中国文人和艺术家们提供了无尽的灵感。

西方人海德格尔对建筑的理解居然与遥远的东方建筑意念不谋而合。海德格尔认为，建筑就是容纳聚集“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物”，人类以在物中逗留的方式而实现自己“诗意栖居”的梦想。

海德格尔说：“在‘物’那里的逗留乃是在四重整体中的逗留，是四重一向得以一体地实现的唯一方式（《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孙周兴译）。”

从正统方面论述， 模数的排列组合也可以用来表现封建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譬如故宫， 他就是封建王朝的礼制在建筑上的具体表现。这种建筑表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话。

我曾听父亲讲过一个外国使臣出使中国的故事。乾隆年间，自认为是泱泱天朝的乾隆爷要求外国使臣在谒见中国皇帝时必须三跪九叩，该使臣执意不从，自己亦是一国之使，岂有下跪之理！ 该使臣穿过天安门、午门等一道道铜墙铁壁的大门， 连绵不绝的宫殿森严雄伟，登上如天梯般的石阶，更觉自己渺小如蚁，在刀枪明晃晃、双目如虎狼的卫队中穿过，不禁又加了一层胆战心惊。当该使臣在高大阴森的大殿中见到乾隆时， 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这是建筑群对其心理的压迫，建筑群所能释放的意蕴就是建筑与人的对话。这种对话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

中国古代建筑与西方古典建筑的最大区别是， 中国建筑及城市多由功能齐全的建筑群组合而成。平面上疏密有致，空间上起伏呼应。造成平面与空间处理上充满音乐的节奏感， 浑然天成的内在韵律使整个建筑群和谐优雅， 把这种组合推向具有高度艺术审美价值的极致。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群就是最好的例证。

父亲还曾和我天南海北地谈起许多东、西方文化的有趣差别。他说，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表现在思想、文化艺术甚至建筑上也是防御的、封闭的。这与向外扩张的西方海洋文明有天壤之别。大至国家，有万里长城包围塞北疆土，有壁垒森严的城墙包围城镇， 有高高的围墙包围私人的宅院。城府森严，既形容建筑，又形容心态。

甚至我们的包子、饺子、馅饼、汤圆，也是深藏不露、含蓄内敛的，你不打开它，就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馅料。自己耕种，自己收割，自己养畜，自己酿制……自己把大门一关，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各种生息功能齐备。不同功能的建筑群，构成完全自给自足的独立城郭。兵临城下，即使围困一年半载，亦不妨碍城内居民的生存。历史悠久、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把这种封建生活形态和文化品相发展到顶峰。

工业革命后的西方， 生产关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文化差别就更大了。海外扩张使他们的文化充满开放意识， 因而也出现了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开放和多元是自信的标志。他们的大学没有围墙， 他们的住宅没有院墙。白宫或国会大厦可以购票参观。国会议员们的会议，参观者可以驻足聆听。他们的“匹萨饼”馅料花花绿绿地铺在面上，一目了然，任你选择或挑剔。开放必然导致多元，但多元要求更广阔的视野和襟怀，这来自于实力的强大。

“文化和地域也有关系吧？ ”我问，“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紧密相连， 可地域也和经济密不可分吧？ ”“当然。”父亲说，“农耕和游牧的生产方式不就是地域的产物吗？ 还有，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 秋天去香山赏红叶，那是清一色的红，春天是清一色的嫩绿，夏季是清一色的墨绿。简直好像土壤里就孕育着接受某种大一统的基因。集体随大流，集体赶时髦，集体一窝蜂上。但谁也不能标新立异，不然就枪打出头鸟，就是出头的椽子先烂。

可纽约呢？ 一年四季，树叶颜色从来都是不同的。尤其到了秋季，漫山遍野就像在举办狂欢节。你不觉得千万株树就是去赴盛大的舞会吗？大家都用最美的色彩精心装扮自己，赤橙黄绿青蓝紫，绞尽脑汁让自己与众不同。几乎每棵树都是有个性有特色的，即使同一个树种，同一季节的颜色也不尽相同。这就是地域不同带来的差异吗？ 难道什么特殊的基因蕴含在他们的空气、土壤、水质中， 连树木都追求个性化？ ”

和父亲围炉夜话的日子， 成为我快乐难忘的人生记忆。父亲说，剑桥图书馆，成就了他两篇论文的初稿。多年后，梁先生曾告诉父亲，他下决心要为中国写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起因和父亲极其相似。

完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硕士学位后， 梁思成和未婚妻林徽因同赴哈佛， 决定以《中国宫室史》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因为在留学期间， 他们亲身感受到西方同行和公众对中国建筑的偏见， 而在偏见上生出的歧视与贬斥更令人不堪忍受。

梁先生说：“我们有责任让世界知道， 在西方古典建筑、哥特式建筑这两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体系之外， 还有一个高度发达的中国建筑体系与它们并存于世。”当时哈佛图书馆里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料， 即使有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的论述，也基本是一知半解。梁先生毅然决定回国，实地考察，收集资料。最后，这项考察成了梁思成夫妇大半生的长征， 原计划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宫室史》成了浩瀚的《中国建筑史》。

父亲对我说：“考察期间的艰苦卓绝， 是你们这代人无法想像的。我们感谢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让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建筑史，这部书是一对同祖国共患难的优秀学者， 用性命写出来的。他们的坚韧执著，他们在国难当头时的高贵节操，永远令人敬仰。”

在贺尔福家的耳濡目染， 使父亲原本纯熟流利的英文，在遣词造句上更加从容优雅。美国锡拉丘斯大学赛明斯·马文教授夫人魏玛明·塞塔曾对我说：“陈先生的英文， 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那种典雅，连以英文为母语的人都很难达到。”

贺尔福的沙龙也大大开阔了父亲的眼界和人脉。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著名英国建筑评论家尼古拉斯·潘胡斯诺爵士（Sir Nicolas Pevsner），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利物浦交响乐团著名的指挥沙詹特爵士（Sir Malcolm Sargent），英中友协会长法格森(Fargueson)，沃灵顿主教(Bishop of Warrington)等诸多英国文化名人， 都是在贺尔福的沙龙里与父亲结下了友谊。

当父亲在贺尔福身边完成了硕士学位之后， 导师推荐他去伦敦大学跟随阿伯科隆贝爵士攻读博士学位。贺尔福诚恳地说，在城市规划学方面，他是阿伯科隆贝的“学术继承人”。都市计划需要“都市计划立法”和“区域法”（Zoning Ordinance ）来实施，阿伯科隆贝是英国都市计划立法方面的创始人。

离开英国前，父亲去向恩师告别。得知父亲要回国去完成北平规划， 贺尔福脱下自己厚厚的黑色羊绒长大衣穿在父亲身上，“留个纪念吧，查理！ ”贺尔福拍拍这位自己视如孩子的中国学生肩膀，深情地说，“我等着那一天：你在全世界的舞台上拉开帷幕， 让人们看到中国最古老的帝都北平，焕发出耀眼的光彩！ ”

父亲泪流满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父亲的很多照片里，都可以看到那件黑大衣。

在课堂上，在利物浦夜晚的炉火边，在下午茶的沙龙里， 他们多少次地谈到过这座辉煌的城市北平， 这座数百年前就有着严谨完美的规划， 被世人称为另一部《永乐大典》的伟大城市——不知在战火和铁蹄蹂躏下的故国古都是否已经面目全非？ 这才是他最担心最牵挂的。

身穿导师大衣的父亲紧紧拥抱了贺尔福，心中默默地说：“为了梦想，我愿付出一生！ ”　想不到，一念成谶。这也成了他与导师的诀别。

叁| 绝望的三年

一九四六年初冬， 父亲雄心万丈地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迎接他的是内战的枪声。刚刚从八年抗战烽火中劫后余生的中国人， 又被推入了内战的血海。北平规划对于在血火中飘摇的中国来说，太过奢侈了。北上的计划无法实现，南京政府内政部任命他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兼任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此间，他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而后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都市计划委员会编制上海都市规划，并兼任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

工作期间，父亲提出了开发浦东的计划， 原因是上海城市的功能已经饱和了，再发展下去，上海要窒息了，必须把城市的功能向周边疏散。那是一九四七年。他几乎一生都在牵挂着浦东的开发， 直到一九八八年去美国柏克莱大学讲学时， 他还和美国柏克莱大学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林同炎相约长谈， 商议推动开发浦东的大计。

一九四七年，其实是父亲学术上的丰收年。在父亲离开英国一年之后， 享有国际学术声誉的英国权威性杂志《建筑评论》发表了父亲署名查理·陈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该杂志以查理·陈的论文为主，组织了一些英国著名学者撰稿，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专门出版了一期“中国专刊”， 这是该权威刊物空前绝后的一次举措。

此举令一向把中国建筑排斥于世界主流建筑之外的西方人震惊错愕， 也向西方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建筑文化的窗口， 让他们对中国建筑刮目相看。国祚衰微的现状，使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蒙垢受辱，但走出国门的那一代学子，以自己坚韧的努力和超群的学养， 以来自东方礼仪之邦的学人风采，也以他们真诚的人格魅力，架起了文化沟通的桥梁，拭去了文化误解的尘垢。

父亲说，他在回国的远洋轮甲板上，读到了导师阿伯科隆贝要他转交给蒋介石的一封推荐信——因为导师得知中国总统将要接见他的得意门生陈占祥。天真的阿伯科隆贝在信中说：“即使哪一天查理·陈成为中国总统， 我都不会感到惊讶。”

父亲虽然是涉世不深的一介书生， 却也懂得导师这样口无遮拦地厚爱弟子， 是要给他招来杀身之祸的。父亲慌忙把那封推荐信投进了大海。一九九〇年， 父亲去哈佛大学演讲时曾与费正清夫妇小聚，谈及梁思成夫妇的早逝，费正清动情地告诉父亲：失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于我们来说，就好像失去了大半个中国。

梁思成与林徽因

无论人们来自哪个国家， 只要他们的文化素养、人格气质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理解与沟通就不会困难。文明的土壤上会生出善良的祝福、美好的思念、感天动地的友情。若文明的距离相差着半个世纪或者更多， 文化的冲撞就会化作刀枪剑戟，最终酿成良知泯灭、人性蜕化的惨剧。

学术上的成就， 并没给父亲带来太多的欢悦。战火的蔓延，国民政府的腐败，百姓的民不聊生，让父亲痛心疾首。他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南京的火车上， 车厢里挤满了迫于生计而跑单帮的人流。走出火车站， 身边缓缓踏过的黄鱼车里，冻饿而死的尸首垃圾似的高高垛起，有的衣不蔽体，有的赤着双脚。

父亲说：“每看到这些， 泪水会从眼里倒流进心底，那是说不出的绝望，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物价飞涨，贪官横行，连大学教授都无米下炊。人们上街购物，物价一路狂飙。满满一大布袋纸币，买不到一升大米。

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杨宽麟先生是父亲的朋友， 而校长的夫人不得不亲自在校园摆摊，出售自己烘制的糕饼。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潮。

南京中央大学学潮中一位印尼归来的华侨青年梅振乾是父亲的学生， 因学潮中的激进言行而被国民党当局追捕通缉。亲眼目睹当局对青年学生下毒手， 父亲激愤不已：“国民党连手无寸铁的学生都不放过，国将不国！ ”

一九四九年暮春， 面对贝当路上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逃兵，望着即将人去楼空的家，父亲心如刀绞。他无论如何不愿把自己的命运，拴在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战车上。可他又并不真正了解共产党。在英国，他读过无数遍《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笔下的陕北和陕北的共产党，是一个被红星照耀的神话。八年的留学生涯中，他应邀为英国民众团体做过数百场讲演。

其中中国人抗战的壮丽篇章，许多来自埃德加·斯诺那本让他热血沸腾的传奇。可是，共产党真像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吗？他从没有真的接触过、看到过这支军队啊！

父亲的祖籍是浙江奉化溪口，虽然他厌恶政治，远离官场，但陈家与行将崩溃的蒋家王朝那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共产党能接纳他这个受过“英帝国主义”教育的读书人吗？ 还有北平的规划，这个他追寻了多少年的梦想，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吗？果真如此，他无颜再见两位如父亲一样关爱他、对他寄予厚望的导师啊！

肆| 命运，在一夜之间转折

二十六箱书籍已经运往码头。这是三年前父亲从英国运回来的。现在又要伴他远行。第二天飞香港的机票放在窗边的写字台上。导师阿伯科隆贝应香港总督之邀，去做香港规划。他立即向父亲发出邀请， 希望他的中国弟子助他一臂之力， 就像当年共同制定伦敦南部三个城市的战后规划一样。父亲举棋不定。他渴望回到导师身旁大展宏图，但又对编制古都北平的规划，存着一丝不灭的梦想。

一九四九年暮春， 上海一个不寻常的雨夜即将到来。傍晚，最后一批国民党败兵远去了，多日来犬吠人嚎的贝当路渐渐恢复了昔日的宁静。惊魂未定的居民仍不敢开灯， 不时向窗外惶恐地张望着，忐忑地提防着，共产党军队要进上海的消息在千家万户不胫而走。

那一夜，父亲和母亲像无数上海市民一样，在焦虑的等待中难以入睡。父亲站在面对贝当路的四楼窗口，呆望着窗外漫天飘洒的雨丝。一大锅“罗宋汤”一直煨在煤气灶上，牛肉的浓香从厨房溢进了客厅。父母谁也没心思吃晚饭，晚上只就着餐桌上的一支蜡烛， 胡乱吃了几口面包。国民党的军队刚刚前脚撤退，共产党的军队后脚又要跟进，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上海还要再经历一场洗劫吗？前些天，一些装成伤员的国民党败兵曾冲进民居、商家劫钱掠物，多亏虎背熊腰的白俄门卫和狂嘶猛吼的德国牧羊犬，才使我家的集雅公寓躲过一劫。可撤走的是强弩之末的残兵败将， 进城的是所向披靡的精锐之师。如果他们真的冲上楼来杀人放火，白俄门卫和德国牧羊犬也都不是对手了。

“偏偏是明天的机票，只差一天就躲不过他们进城。是生是死，就看这一夜了……”没有灯光的客厅里，响起母亲轻声的艾怨。“快看！ ”父亲忽然向母亲转过头，“他们来了。”父亲用手指着窗外。母亲如惊飞的鸟儿，一个箭步冲到窗前，哗地一下拉上了窗帘，一把拖开父亲，“你不要命了？乱枪打上来，一粒子弹就够了！ ”

父亲还是蹑手蹑脚地走向了窗口， 透过窗帘的缝隙，向外张望着。那是一支望不到尽头的队伍。雨夜中，像一道黑色涌动的河流，带着摧枯拉朽、震慑人心的力量，无声无息地潜入雨夜的大上海。

母亲也悄悄凑到父亲身后， 探头望着窗帘缝隙之外的贝当路。黑压压的队伍如蜿蜒不断的河流在窗下奔涌，只听得刷刷的脚步，如江河的涛声， 拍打着街道两旁一扇扇没有灯火的窗口。

不知过了多久，涛声蓦地止息了，军队在窗下不走了——他们要开始了吗？ 父母的心也仿佛停止了跳动。母亲走向靠后花园一面的卧室，看了看一对熟睡的儿女。她早就向阿旺娘交代好了，万一玉石俱焚，即使有一线希望，也拜托阿旺娘带两个孩子逃去宁波乡下， 阳台的花盆下面，有准备好的首饰和金条。一旦改朝换代，钞票就是废纸。

母亲握着一把大剪刀，慢慢走向窗口。“这是做什么？ ”父亲压低声音，“剪刀对枪口，不是儿戏么？ ”“至少可以对付自己，不必受辱。”母亲冷冷地说，泪水默默地夺眶而出。父亲把母亲拥入怀中，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楼下。他们相敬如宾却形同路人已经很久很久了。

解放上海时的宣传车

黑色的江面上好像起了轻微的波浪。转瞬间，停留在楼下的队伍三人一组，每人紧抱着怀里的枪，背靠背席地而坐。不一会儿，贝当路成了风平浪静的江面，寂然无声。几个没坐下的军人，也许在执勤。他们不时在人群中巡行，有时俯身在某个战士耳边，悄声说些什么，又起身离去。没有一个人高声说话，没有一个人去敲百姓的门窗， 更没有人去踹开商家的门板抢财劫物。

雨越下越大了，轻柔的雨丝化作了迅猛的雨鞭，抽打着地上的战士。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的队伍太疲惫了， 风雨和黑夜对他们来说似乎根本不存在，他们很快在大雨中酣睡了。任滂沱大雨冲洗着满身征尘， 在风雨洗礼中迎接上海的黎明。

夜深了， 父亲默默注视着大雨中静坐安睡的队伍。《红星照耀中国》里那些工农红军纯朴的笑脸渐次扑面而来，在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史诗”的长征中，十几万这样的战士倒在血泊中。父亲记得书中的一个细节，斯诺说红军将领贺龙“像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他已年过半百，但仍很健康，不知疲倦。他经常在长征路上揹着受伤的部下行军”。

在英国战时介绍中国抗日的各种讲演中，父亲无数次讲过《红星照耀中国》里的那支队伍。虽然他从不曾接触过这批人，但无论如何，在二战中高傲倔强的英国人面前， 斯诺的故事让父亲也能为自己的民族骄傲地仰起头颅。此时站在公寓的窗前，望着雨中的士兵，他在心中问着自己，这就是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吗？是的，一定是。

这就是斯诺笔下曾经从雪山草地，从陕北黄土高原上走来的队伍！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才能锤炼出一支这样的队伍？能拥有这样一支队伍的政党， 难道还不能带领中国人走出屈辱，走出苦难，走向光明与强盛？

拂晓时分，雨停了。父亲轻轻拉开窗帘，对母亲说：“放下剪刀，把热汤端下去吧，他们在雨里淋一夜了……”父亲端着一大锅牛肉汤， 母亲臂挽着一藤篮小瓷碗，走进浑身湿透的战士中间。“小兄弟，喝碗热汤吧，淋了一夜雨，都冻坏了。”父亲把一碗热汤端到一个大概只有十七八岁的战士跟前。

小战士腾地跳起来，连连摆手，忽然想起什么，又慌忙向父亲和母亲立正，行了个军礼：“谢谢大哥大嫂，俺是人民子弟兵，俺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另一些士兵也站了起来， 他们用五湖四海的乡音告诉这一对年轻夫妇：谢谢你们的心意，可我们不能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这是我们的纪律。

天亮了，很多战士都醒了，许多居民都怯生生地凑过来。不知从哪一群战士中间，忽然响起了歌声：“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从另一群战士中间， 又传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歌声。

端着牛肉汤的父亲和母亲站在晨曦升起的贝当路上，站在此伏彼起的歌声的海洋里，热泪伴着歌声流淌， 歌声又在他们心中激起滔天巨浪。回到四楼的公寓时，父亲掩面抽泣，哽咽无言。

他没对母亲说一句话， 却拿起写字台上的机票，撕得粉碎。能带领出这样一支军队的党，一定是值得托付、值得生死与共的，他一定能让饱受蹂躏践踏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新中国的曙光即将升起，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自己的祖国？他又触到了心中那座珍藏着的北京，那座已经在心里无数次为她描绘过蓝图的城市，一个滚烫的希望在胸中翻动着。晨曦伴着解放军的歌声冲进窗口，照亮他三年来晦暗的心头，他几乎想加入到楼下那早潮般惊天动地的歌声中去。

他也许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一生的命运，从此走向了不可逆的转折。第一次听父亲述说这段往事， 我说：“你选择了一条不归路。”父亲说：“我无愧无悔。”后来，我真的相信，这也许就叫信仰。因为在四十年后的另一次抉择中， 他仍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伍| 北上前夕

父亲说， 他把取消香港之行的计划告诉导师阿伯科隆贝时，电话那边竟是长时间的沉默。良久，导师才问了一句：“你觉得，他们会把北平规划交给你吗？ ”“我想试试。为了北平规划，我决不放弃任何一次努力。”父亲自信地回答导师。“愿幸运之星照耀你，查理。”父亲没有听出，导师祝福的背后是深深的忧虑。

刚满三十三岁的父亲，毕竟是太年轻了，他被幸运宠坏了。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你父亲一生的好运在三十岁之前都享尽了， 真不如年轻时多些困苦。”那时的父亲从不曾遇到真正的困苦， 所谓“初生之犊不怕虎”，并非牛犊强于虎，而是对虎无知罢了。

他首先给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教授写信，寄出自己的履历，说明自己对参加制定北平规划的愿望。梁先生立即回信了，他在给北京市长聂荣臻的推荐信中说：“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他不仅邀请父亲参加制定北平规划， 还希望他推荐更多的人才北上，共襄新中国建设的盛举。

北平解放前夕， 一辆军用吉普载着老朋友张奚若和两位解放军来到清华园梁思成家。他们向梁思成夫妇展开一幅军用地图， 请他们在上面标出北平城内必须保护的古建筑位置，以便解放军不得已攻城时，让炮火避开文物建筑。梁思成夫妇激动得潸然泪下。与许多并不了解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被这支蓬勃向上、亲近人民的军队感动了。

梁先生和清华建筑系的师生共同赶制出了《全国建筑文物简目》，解放军又把它们印发给南下作战的部队。此后，和平解放的北平及南方诸多城市的古建筑， 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得以幸存。

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更名为北京，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梁思成被聘为党中央建设方面的顾问， 担任中央直属修建处的副主任委员，完成了改建怀仁堂的重任。他还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特约代表， 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对于梁思成先生的复函， 父亲的欢欣难以言状。梁思成当时是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委员，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 这应该是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邀请。曾经积郁在心头的重重疑云， 被上海大街小巷迎接解放军的秧歌锣鼓一扫而空，他恨不得插翅飞往北平。虽然因为内战的阻隔，回国的三年里他无法北上，但那张挂在墙上的北平地图，早在英国写《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时就已烂熟于心了。

堪称帝都之魂的中轴线长达八公里， 如一条卧龙贯穿于京城南北。永定门是昂扬的龙首，沿永定门北行， 左右双侧的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建筑群，宛若腾空欲飞的一对龙爪。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头之后， 雄歭于内城的正阳门与中华门之间经过了一个起伏跌宕。到天安门前的又一次高低起伏中， 雄阔的天安门广场忽然令人眼前一亮， 这是一个极富勇气和创意的空间处理， 犹如交响乐中疾风骤雨的快板之后，出现了行云流水般如歌的慢板。

高远的蓝天，朱红的宫墙，金色的琉璃瓦，汉白玉的华表和金水桥……辉煌庄严的画面给人以波澜壮阔的惊喜。天安门后的太和殿、神武门是中轴线前半段的短暂休止符。抵达景山峰巅的亭子忽然奇峰兀起，把乐章推向华丽的高潮；恰似巨龙蓦地躬起躯体，欲向长天腾云高翔。再由此向北依次到达地安门、鼓楼、钟楼。

中轴线在龙尾上舒缓地结束了。这种神来之笔的建筑布局，在世界建筑史上是一枝独秀的奇葩。当父亲向自己的导师、学友谈及北京的中轴线，谈及代表着老北京各种建筑功能的街巷名称，“菜市口”、“珠市口”、“锣鼓巷”、“缸瓦市” ……他们都仿佛在听一个遥远美丽的东方神话。

南锣鼓巷

那段时间，父亲喜悦而忙碌。他积极支持陈家两个最年幼的弟弟陈占隆、陈占时参军入伍，当时他们都还是高中生。参军后的两兄弟随解放军南下， 七叔陈占隆复原转业后在上海华东电器开关厂工作， 八叔陈占时复员后被送入师范大学读书， 以后一直在西安的一所中学执教。

在借调到国民政府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期间,父亲结识了一批英美归来的留学生，其中有志同道合的四位朋友，分别是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和黄作燊， 都已是声名卓著的建筑师。他们与父亲合作成立了“五联建筑与计划研究所”。

其中陆谦受先生是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的设计师，王大闳先生先留英，后去哈佛，设计过台北国父纪念馆。“五联”中的前三位已经决定去香港或台湾，只有黄作燊先生犹豫不决。黄作燊教授是导演黄佐临先生的弟弟，长父亲一岁，毕业于英国伦敦建筑学院及美国哈佛大学，师从于世界著名的现代派建筑大师格罗乌皮斯。回国后， 于一九四二年在上海亲手创建了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父亲和黄作燊夫妇很快成了至交，他游说黄作燊夫妇同行北上，梁先生也为黄作燊安排好了北京的职务。

没多久，父亲接到电话，黄作燊先生说将由太太到贝当路来谈他们的决定。那天母亲穿了件蓝色阴丹士林旗袍， 为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咖啡， 只有两岁的我忙不迭地跟在母亲身后。母亲一会儿细细擦拭镶着金属圆框的红玻璃托盘， 一会儿来回调试着煤气灶上的火苗。

门铃响了。母亲脚步匆匆地去开门。我连忙揪住母亲的旗袍角，跌跌撞撞跟到门边。

门开了， 站在门前那个窈窕美丽的少妇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三四十岁时的事情我忘得一干二净， 但儿时的往事却如一幕幕彩屏上的影像，点点滴滴都记得清清楚楚。也许人的记忆是能量守恒的，这应了母亲常说我的那句话，小时聪明，大时了了。黄太太那张美丽的脸庞，让一个小女孩心里生出莫名的惊喜。我只会仰起脸对着她笑，可她一点也没有关注我的意思。

“Hello, Mrs Chen! ”她伸出两臂，同母亲礼节性地拥吻一下。“Nice to meet you，Mrs Huang ! ”母亲毕业于上海沐恩堂教会女子学校， 待人接物的英语很流利。黄太太身边还有两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儿，我只记得其中一个叫太平。母亲把两个孩子安排到沙发上坐下后， 忙转身进厨房关照灶火上的咖啡。

父亲走向黄太太时， 她张开双臂扑进父亲怀里，“哦，查理！ 我再也不可能回到北平了……”她好像是北京人，说一口流利的京片子，霎时在父亲怀里泪如雨下。父亲似乎怔了怔，便轻轻拍了拍她的背说：“作燊的选择一定有他的道理，圣约翰建筑系是他一手建起来的，就像他的Baby，自然舍不得离开……”

“可是，你不知道我多想念北京。北京是个多大气、多有文化的城市！ 上海算什么？ 附庸风雅，小市侩，洋泾浜！我不喜欢上海……”她边哭边数落，像个一肚子委屈无处倾诉的小女孩儿。两个儿子已经在沙发背后研究起我的新三轮自行车，母亲即使发动世界大战也与他们无关。

可我无缘由地跟着这个美丽的女人难过起来，看到她把头埋在父亲肩头， 我也很想把头埋在母亲怀里。我四处寻找母亲，只见母亲正拿着滚烫的咖啡壶从厨房走出来。瞥见扑在父亲怀里痛哭的黄太太，母亲愣住了。接着，她走向餐桌，微笑地招呼着：“咖啡好了， 黄太太。是新磨出来的，要尝尝吗?”

母亲从容地微笑着， 把咖啡壶放到餐桌上——“啪啦啦”，一阵突如其来的爆裂声，所有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餐桌。刚从灶上取下的金属咖啡壶， 被母亲失手错放到搁着糖缸奶壶的红色玻璃托盘上，玻璃炸裂了。父亲趁势走到桌边，把破碎不堪的玻璃托盘扔进垃圾箱。黄太太一边流着泪， 一边往咖啡杯里加着奶和糖，用一口掺杂着英文的京片子，诉说去不成北京带给她的痛苦。

后来听母亲说，黄太太也是留美学生，英文一流，行事率性而为，做派完全西化。多年后，忆起那天的情景， 母亲笑说：“要不是我在沐恩堂读过几天书，那天碎的就不是玻璃盘子，而是玻璃窗子了！ ”

黄作燊夫妇最后还是留在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但仍有几位圣约翰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同父亲一起来到了北京。不过我一直记得令人惊艳的黄太太，甚至上大学时，自己也喜欢穿黑色的西裤，把花格衬衫塞进裤腰里。其实那是我两岁多时，看到的黄太太的装束。

陈愉庆，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奉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愉庆、马大京夫妇共用“达理”笔名著有小说、剧本多种，屡获全国各种文学奖项。后旅居美国，现重拾笔墨，已有描绘旧金山硅谷华人生活系列作品问世。如长篇小说《飞舞芳邻》、《如若不曾相识》、《不再承诺》，中短篇小说《带我回家》、《伴你同行》、《空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