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战士追忆戍边西藏：叛匪打黑枪 车身“叮当”响

边防军人在雪山高原骑马巡逻，这张珍贵的照片田奎文保存了五十多年

田奎文在边防检查站与上级电话联系

原标题：一腔热血高原情 专访西藏戍边二十年老战士田奎文

◎本报记者 陈国华

零散的叛匪打黑枪，打得装甲车车身“叮当”作响

84岁的田奎文老人，担任过北京市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1979年转业之前，曾在西藏边防一线工作过二十年。在雪域高原守边二十年，对于他而言，是一生中最为艰辛、颇为自豪的难忘岁月。

1958年夏季，田奎文从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地语专业毕业，他和另外几位同学被总参机关挑中，高高兴兴地穿上军装。“我们全班共有10个人，主要方向是培养外交官，学校聘请了四五个印度专家负责教学，学了整整四年。”国家精心培养，掌握一门当年稀缺的外语语种，能投身到国防建设中去，这让二十出头的田奎文初出北大校门，平添一种书生报国的意气。

1959年初夏西藏呈现了复杂的局势，达赖集团开始叛乱的迹象，引起中央高层和国内外各界的高度重视。采访时，田奎文回忆起当年紧迫的情景：“当时非常突然，让我随同总部王亢少将到西藏参加平叛。我们一起从北京出发，先坐飞机到西安，住了一宿，第二天又起飞至青海格尔木。当时到拉萨通航没多久，飞机性能较差，飞雪域高空尚无太多经验。为抢时间，我们飞到离拉萨一百多公里的当雄机场。当时有不少领导干部到达一线，各军种人员组成总参工作队也奉命到来，其中大多是作战、通讯、情报等参谋人员。”

田奎文他们还未适应高原反应，就迎来严峻的斗争考验。“刚在当雄下飞机，我们就乘坐装甲车进拉萨城，一路上有零散的叛匪打黑枪，打得装甲车车身‘叮当’作响。”虽然对人身没有直接危险，但那种一路的“叮当”响还是给没有军事生活经验的田奎文留下很深的印象。

叛匪的猖獗和作恶，初到拉萨的田奎文感受尤甚。他们在军区住下后，有的叛匪在几公里外的山上高处，向军区大院冷枪射击，由于距离较远，并没有人受伤，但能感觉到“嗖嗖”的子弹声。“叛匪的罪恶行径对藏区的生产发展、百姓的日常生活破坏极大，局势越来越恶劣，平叛部队的责任越来越重大。”田奎文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是，叛匪发动叛乱时，拉萨只有解放军七八个连队，加上一支炮兵部队，从四川、青海调来的兄弟部队很快赶到藏区，他们作战非常英勇，打出了强盛的战斗气势。

田奎文亲眼看到，参加平叛的炮兵部队把火炮架在布达拉宫前面岳王山的小山包上，大小火炮配合有序，战士们技术熟练，指哪打哪，打得很准，对一些叛匪据点发射三至五炮，就炸得据点四处开花，叛匪纷纷打出白旗缴械投降。

“当时从兰州军用机场起飞了两架轰炸机，准备对顽固的叛匪阵地实施打击。叛匪们见势不好，上交了武器，立即投降了。”在司令部工作的田奎文切身体会到当时的紧张氛围：“平叛指挥部首长当即命令轰炸机飞行员返航，那两架飞机在拉萨上空转了一圈，‘轰轰’地飞走了。”

“解放军对一般叛匪分子的政策是缴枪不杀，多方挽救。参加叛乱活动的多是被欺骗上当的受苦人，也是被抓壮丁而来的。”田奎文说，经过几个月党的政策教育，解放军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一般参与分子表现良好，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大多被释放回家，只是处理了一些罪大恶极、有血债的大农奴主。

田奎文在军区司令部亲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达赖叛国集团携带数千武装叛匪和大批上层贵族从拉萨出走，经逐级请示，上级指示不让打。当时达赖他们从拉萨出走到国境线约有四五天时间，靠着沿途部队电台汇报和群众反映的渠道，军区掌握他们的整个动态。田奎文回忆说：“我们在司令部都知道所有的情况，他们最后出国境前，有一支部队可以堵住山口，请示要不要打？上级说‘让他们走’。”

解放军进藏引入先进技术，带来革新式的变化

平叛以后，西藏掀起民主改革的热潮，农奴跟着党翻身得解放。田奎文曾到过拉萨以外的山南分区，那里是西藏的农业区，人口集中，有不少几百人规模的大农庄，可以看到农奴们围着一大圈、火烧农奴契约的场面。“群众发动起来，农奴们有一种天下解放的感觉，契约一烧，分到土地，高兴得趴着坐着，大声尽情地跳舞唱歌，喊口号震天响。解放军帮他们干活，做好事，老百姓都说解放军好，赞颂金珠玛米。”田奎文听藏族干部介绍说，农奴们原来没有人身自由，被迫依附有钱有势的农奴主，受尽欺压，在外面行走要低头弯腰，伸舌头表示谦卑，没有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

田奎文到过拉萨的八角街，在那里就可以看到鲜明的贫富对比：尼泊尔商人、印度商人开许多商店，有香料、服装、化妆品、皮鞋、大衣等商品，西藏农奴主、贵族分子用尼泊尔币、美元购买，贵族生活非常讲究，而广大农奴则处在饥寒交迫的生活困境之中。

田奎文在实际日常生活中感觉到，当年西藏的生产技术、卫生条件、市容面貌等都比较落后，都是解放军进藏后引入新技术，带来一系列革新式的变化。

在驻藏部队中，毛主席的一条指示最为大家广而所知：“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就是解放军的生活供给，不由西藏地方政府负担。刚入藏时，部队生活非常艰苦，吃不到什么新鲜蔬菜，青菜、牛肉、西红柿酱等食品都得靠内地罐头供应。

田奎文刚到拉萨不久，就随总参工作队搬到八一农场居住，有机会目睹部队种植方面的喜人进步。“部队带着先进的种植技术进藏，八一农场有专职技术员，负责种子培育、栽培。农场招了很多藏族工人，培养他们学技术，也从青海、甘肃、四川招了熟练的农业工人。”田奎文听农场的专家介绍，拉萨日照时间长，紫外线厉害，土地肥沃，但夜间寒冷，温差大，也有不利于蔬菜生长的一面。“农场专家和工人们一起努力，摸索出蔬菜生产的经验，建立了暖房，像西红柿、圆白菜、萝卜、白菜等青菜长势良好，有的蔬菜重达五十多斤，彻底改变了西藏种菜难的局面。原来贵族只能吃点进口的小红萝卜，而现在藏族百姓和部队都能吃上新鲜菜。”

在田奎文的印象里，拉萨的市容卫生原来也是有名的脏乱差，公共设施极其简陋，也是靠部队带去了先进的卫生技术，善于做群众工作，逐步制订并完善了环保措施，拉萨的卫生面貌有了根本的改观。“一座城市素质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解放军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当初入藏的先头部队很艰苦，后勤供应不上，吃过老鼠和草根。”田奎文刚到西藏时，常常还能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一年需一辆解放牌汽车供应一个驻守藏区战士的饮食用品，因一路上没有这么多的加油站，一支进藏的车队还需要一辆汽车专门拉汽油，以便供车队沿途用油。田奎文对此深有感触：“后勤运输确实非常困难，市政基础建设需从内地招来邮政、电话、供水、供电等专业人员，但不敢多招人，因为多一个人，就是多一辆车的供应。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藏军民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打开了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官兵们一路说笑唱歌，把疲劳都抛到天边外

1959年西藏边防发生了著名的朗久事件，印方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印军哨所一点一点向前移动，建立暗堡，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对方军事人员还开枪，打死我方边防战士。《人民日报》对此做过专门报道，中国外交部予以强烈谴责。

朗久事件是印军侵略我国边境的第一次武装冲突，田奎文亲身经历了这个事件。“当时军区和地方组成工作队，率边防部队一个加强连到米及墩，进行群众工作和地形调查。上级指示：不开第一枪，把印军侵占我国领土的据点挤出去。”田奎文他们昼夜不停地赶往出事地点，等到了现场区域后发生意外，印方开枪射击我先头部队，造成我边防部队自卫反击。外交部要求我们速报冲突的位置、经纬度。两天后，印军占据朗久的哨所人员向我武装挑衅后撤退。“我们在哨所中发现印军的东北特区布防图，工作队派人急送军区。外交部指示我们，准备在那里现场谈判，原地等候。”

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田奎文和队友们在森林里打木头桩子搭起帐篷，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五个多月。“原始森林里，生活非常艰苦，说来雨就来雨，雨水渗透进帐篷，再挖防水沟，还得防毒蛇。没有电，就点蜡烛，吃猪肉罐头，吃黄豆、花生米，有时每天每人只吃一碗黑木耳。”大家忠于职守，坚守上级指示的岗位，丝毫没有退后一步。田奎文记得，守候的时间很长，有说不出的枯寂，有时大家休息时到森林里采蘑菇，辨识三七草药，采集后放到小麻袋里。等圆满结束此次任务、走出大森林后，大家如释重负，脚步越来越欢快，心情敞亮得高歌了好几曲。

田奎文舒缓地告诉记者：“在西藏工作，得有耐心和修养。”

1962年10月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田奎文和参谋人员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到达前线指挥部，编号为419部队。“前线指挥部设在错那县的深山里，离前线一线部队很近。当年公路没修好，山路崎岖，我们背着行李，翻过两个大山头，一天走80多公里到达，行军场面很有气势。张国华备有两匹马，一匹马装行李，他也跟我们一起行军，没什么架子，平易近人。”田奎文描述道，指挥部设在山涧里，搭木头棚子，打仗时气氛紧张而有序，生活条件非常简单，在简易帐篷里每人发一块方块雨布，垫在地上入睡。炊事班每天做大锅面糊糊，手指头厚的面片下锅，放足作料，大家匆匆扒拉几口就投入工作。

二十多天就打了大胜仗，班师回拉萨。田奎文形容道，从错那县上了军车，官兵们一路上说笑唱歌，把疲劳都抛到天边外。时隔五十多年，他忘不了的是前线军民勇往直前的劲头：“战士们负重很大，各种武器是人扛马驮。每人要背一个弹药基数上前线，一个迫击炮班肩负的武器量很大，炮筒50多公斤，炮座80多公斤，都是人扛。当地百姓对于解放军大力支援，大米、盐巴、罐头、压缩干粮、脱水青菜等物品，都是靠老百姓一袋一袋地背到前线。所以我们说，前方打仗英勇，后方实际打的是后勤仗。”

放映电影《白毛女》，不少印度兵看哭了

最让田奎文感佩的是，那些四川、陕西、甘肃上阵地的新兵特别能吃苦，与老兵一样非常勇敢。“印军是雇佣兵制，三四十岁左右，拿工资养家糊口。一开始还看不起中国的小兵，但没想到遇到的是不怕死的英勇小兵。”

学印地语的田奎文曾到前线帮助审讯俘虏，并教战士们战场喊话，教“缴枪不杀”等几十句印地语。他说：“有的印军军官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刷牙时被我们小战士抄上去抓获，心有不甘，但切切实实地知道我们战士的厉害。我们对俘虏宣传政策，不污辱，保护他们的财产。在前线审讯时，由团长问询前方的桥梁、河道、路况、布防、装备等情况，我来当翻译，审讯时不需要什么太深奥的语句。”

此役俘虏印军七千多人，建了三个俘虏营。“调来外文局、外交部、对外文委、新华社等单位的印地语翻译，有不少是我的同学、同事。有一次放映电影《白毛女》，由外交部女翻译现场同声翻译，不少印度兵看哭了。”在俘虏营，我军实行优待政策，吃住条件较好，尉级以上的军官还到中国内地游览一个多月，由中国红十字会从广州口岸送他们回国，他们为此非常感动。

在前线时，田奎文曾到过达旺一带，对那里的建筑、碑文、图书馆、学校留有印象，尤其“稻谷像鸡爪一样，特别好吃”。他感慨道：“西山口战役中，在一线进攻的部队已经看见了印度梯士浦尔火车站，但遵守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停止进攻，将缴获的武器装备和被俘人员交还对方，我边防部队都坚决做到了。”

胜利结束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西藏军区高度重视对外斗争的人才培训。1964年，设在松宗的西藏步兵学校开始专门培养军队外语人员，军区政委谭寇三特地招了中学毕业生和西安炮校学员各一百名，田奎文被任命为外文教研组副组长，同时多名外文翻译被调去当学校教员，“我们共训练二百多名外语类学生，培养不少有用人才，为西藏部队的长远建设做出了贡献。很多学员表现出色，有的学员被提拔为我军中高级干部。”田奎文对自己在西藏军区教授印地语方面的成绩颇为自豪。

海拔五千米的检查站，天注定的战友情谊

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田奎文都在一线边防工作，1968年至1974年在中印边境东段，1974年至1979年在中印边境西段。“我被分配在日喀则军分区担任瓦解敌军工作，管理两个检查站。检查站都建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大山口和通道上，高山严重缺氧，刚去时心脏很不适，身子发软，嘴唇、腮帮子发紫，血色素上升，血液浓稠，需要几个月才能适应。”

田奎文描述说，边防检查站大都是土坯营房，木头窗，有围墙、岗哨，还有一辆给养大车来回跑。“最多编制是11人，都是干部编制，周围驻有部队，如遇叛匪袭击，用报话机呼叫，要有一定的自卫能力。”

边防检查站多与往返边民、香客、小宗贸易商人打交道，宣传政府政策，守卫边境，赢得一方安宁。“六七十年代，逃亡尼泊尔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就住在我们检查站的对面木斯塘地区，敌情严重。我们集中力量做他们的瓦解工作，争取、动员他们回来，并给予奖励，分房子、土地及粮食，让他们回来过正常日子。”

在海拔五千米的检查站，田奎文每年都要住上几个月，完成重点工作。虽然呼吸困难，生活艰苦，田奎文细细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有一种天注定的战友情谊：“身处那种环境，人会觉得孤独，人们越知道友爱、互助，深夜在岗哨站岗时，知道身后睡觉的战友是依靠。”休息时大家最好的朋友则是熊猫牌收音机，上级给每一个检查站都配备当时最好的收音机，放在挎包里，就能听到中央台、西藏台播送的声音，搭建起了与外界的联系通道。

周末时，大家去山地打野羊，改善生活。费尽辛苦找来天鹅蛋，放置在榨菜缸，用盐巴、花椒腌制半年，平常舍不得吃，待休假时蒸熟，带回内地送给亲友，视为珍贵、少见的高原礼物。田奎文对检查站的简易伙食至今不忘：“当年守卫疆场非常艰苦，边防军人要有极大的承受能力。大雪封山，后勤供应不上，只能靠干燥、适宜长年保管的一麻袋黄豆，一吃就是小半年。大家用煮、炒、蒸、捣碎成泥等办法，加上花椒大料，想尽办法做各种黄豆菜。”

1961年初秋，同在西藏工作的爱人欲回内地生孩子。“从拉萨到青海柳园车站，坐车要走七至十天，搭乘拉货的大卡车，驾驶室只能坐一个人，我们戴上皮帽子坐在没篷的后车厢里。傍晚到兵站后，背着自己的行李下来，睡几十人的大通铺，可吃一顿烧萝卜白菜、加猪肉罐头的热饭菜，第二天天不亮就赶紧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我爸妈在天津工作，我们就到天津254陆军医院生孩子。”田奎文夫妇未等孩子满月，托老人照顾，就匆匆赶回拉萨部队驻地，直到孩子三岁进了天津河北军区幼儿园，才见到第二次面。“由于条件不易，直到八年后我们才要第二胎。”

从1979年转业回到北京工作，田奎文始终牵挂西藏发展的一点一滴信息，关注边防建设日益完善的状况，今昔对比，为西藏今天各方面事业的繁荣、稳定而倍感欣慰。他说：“我们把西藏当成自己的第二个故乡，完成了那一代军人戍边的光荣任务，把青春献给高原，无怨无悔。有了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这一生也有了酸甜苦辣的回味之处。”

本版供图/ 田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