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拿这该死的“灰犀牛”怎么办？

原标题：我们该拿这该死的“灰犀牛”怎么办？

最近，“灰犀牛”一词大热。7月17日，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首个工作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文中提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这头与“黑天鹅”并列的“灰犀牛”，到底是怎样一种金融风险呢？如果说“黑天鹅”是小概率的突发灾难，那么“灰犀牛”就是大概率的潜在危机。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于2013年1月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提出的。在这位学者看来，“灰犀牛”的危害比“黑天鹅”更大。“黑天鹅”事件发生很突然，让人有紧迫感，大家会很快采取应对行动。与之相反，由于“灰犀牛”风险或可预见、或很明显，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尽在掌握中，从而不在意，最终酿成苦果。

灰犀牛生活于非洲草原，体型笨重、反应迟缓。人们长年看得见成群的犀牛在远处吃草，但从不担心其靠近并造成伤害：“那么笨重的家伙，等它过来我早就躲开了”。然而，灰犀牛群受惊狂奔起来，却是造成许多致命伤害的“杀手”。一旦成群的灰犀牛向你狂奔而来，它们憨直的路线、爆发性的攻击力，会让你猝不及防，直接被踩倒在地。渥克用这一比喻说明，危险并不都来源于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意外（“黑天鹅”），反而有时是来自于熟视无睹、或自信能够躲开的、但发生时却谁也无法扭转的大局趋势。

用渥克的话说：“当你正面临数头两吨重的猛兽，愤怒地喷着气，直直地盯着你，随时准备向你扑来，将你撞翻在地的时候，为什么要去害怕一只奇怪的鸟儿呢？”这有点像中国人说的“积重难返”或“尾大不掉”，也有点像晋景公的“病入膏肓”，或扁鹊见蔡桓公时说的“在骨髓，司命之所属”（病到深处，无从医救）。无数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其实早有迹象呈现，但人们总是一再忽视。直到危机无药可救，像火山般爆发出来。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金融危机吞噬掉希望，毁掉原本可以安宁度日的生活。

换句话说，那些如“黑天鹅”般从天而降的金融危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早有预兆的“灰犀牛”，是许多系统性风险累积的结果。比如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2008年的希腊债务危机，以及此后的美国次贷危机。这些危机爆发之前，其实早有大量财经媒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美国联邦调查局，针对各类危险信号提出过警告。然而人们并没有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更令人遗憾的是，在危机发生之后，人们还总将这些人为因素积累的结果，怪罪于不可知晓的偶然，称其为“不知何时会降临的黑天鹅”，从而回避关于金融监管部门失职和风险防范机制缺位的质疑。

从历史上看，金融的系统性风险从来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而是许多因素叠加且同时发挥作用的结果。一步步逼近的“灰犀牛”，直到冲到眼前时，才显得无比巨大和危险。而在那之前，人们或许还觉得“问题不大，局势可控，情绪稳定”，或者“成绩和问题并存，主要是成绩”。与此同时，还带有一种“这地雷未必会在我任期内爆炸吧”的侥幸。然而，很多时候，正是这种盲目乐观和侥幸心态，使得我们错过了直面“灰犀牛”，发现危机，并在危机形成之初，就加以防范的时间窗口。

那么眼下为何这个词大热呢？我们到底面临着怎样的金融风险呢？换句话说，灰犀牛离我们还有多远？形势的严峻程度，或许超过想象。近来，中央在金融监管领域内动作频频，“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正成为决策层的高频词汇。七月中旬，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紧接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召开，领导人对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密集发话；同期，《人民日报》在头版连续三天刊发评论员文章，三论如何做好金融工作；随后，《人民日报》再刊出对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陆磊的采访，题为《国务院金稳会做什么怎么做》。

陆磊在这次采访中，用前所未有的沉重语气谈及金融领域内潜伏的风险：“当前，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正在积累，金融市场上也乱象丛生，套利投机泛滥，利益输送严重，大案要案不断滋生。而金融监管不协调、监管缺失、执法不严等问题不断暴露，不适应跨行业、跨市场金融产品创新发展。”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试着来解读一下：

一是正在积累的风险，已经遍布了金融界的各个领域。所谓的不良资产风险，是指银行放出去的贷款，可能收不回来，要变成呆账坏账；流动性存在风险，意味着企业、机构和投资人都“手头有点紧”；那些以政府的信用筹措的资金，可能暂时会“有借无还，再借更难”；以互联网的名义，开展的P2P和集资行为，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新的庞氏骗局与集资诈骗的代名词；房地产集聚了过多的资金，撬动了过高的杠杆，积累了过厚的泡沫……不知于何时、在哪里，就可能会出现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二是套利投机泛滥，利益输送严重，弊案不断。尽管银监会不断下发“集中开展银行业市场乱象整理工作”的通知文件，证监会屡屡开出天价罚单，打击“老鼠仓”、“市场操纵”和“突击入股”行为，保监会掀起全面清理产品风险的监管行动，但这些动作，或力度不足，或来得太晚，导致违法成本严重低于违法收益，远不足以让金融精英们在暴利面前“金盆洗手”。加上产品衍生创新的速度，以及交易结构的复杂程度，都可谓日新月异；这场监管堵漏洞与市场钻空子的“猫鼠游戏”中，猫总是落后半步，或者更多。

三是监管存在着不协调、不给力的问题。特别是一些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行为，在“三会”的“三不管”灰色区域内野蛮生长，或在“三会”各自治下，利用监管口径的差异进行套利——比如，同样的财富管理、代客理财，在证监会治下是基金业务，在银监会治下是理财和信托业务，在保监会治下，是资管业务。哪家的监管口径宽松，资金就往哪里跑，反过来又助长了某些监管领导为了“做大蛋糕”、无原则放松监管的自私短视风气；久而久之，比赛着放松监管，成为了促进行业发展的另一种说法。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要解决这些问题，同样不是一朝一夕。然而，当“灰犀牛”已经出现在视野里时，恐慌、逃避和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渥克谈及中国问题时，曾有这样的说法：“我经常说‘灰犀牛’是你的朋友。如果你意识到它，在问题变得更严重之前，应该树立起紧迫感去处理它，这是关键……那些以诚实和开放的心态面对挑战的人，通常能成功应对挑战，并将其变成机会。”那么，应该怎么做，才能妥善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呢？或许，我们可以看看《人民日报》三论的标题，来理解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思路。

这三篇的标题核心内容，分别是“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首先，是“回归本源”，让金融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属性上来。2016年，我国GDP的增量是5万多亿，而金融业的增量是30万亿。金融领域内的资金空转，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如何让老百姓不再拿钱去放高利贷，而是投资于实业，于国于民都十分重要，但也同样不只是金融一个部门的工作。

其次，是“明确底线”，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首要位置。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强风险监测预警，防范化解重点领域——比如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政府债务——风险。

最后，要向监管者自己“开刀”。要严监管，但不是为了管死，而是为了管好。以前面提到的财富管理业务为例，产品领域的乱象，一定程度上就是监管体制机制不合理、叠屋架床、功能重复、政出多门所致。所以，提高监管的效率，提升监管的科学性，还是要“将改革进行到底”。

不过，市场上也存在另一种声音，要加强监管，但可能还是要注意避免走极端，避免从监管套利走向监管竞赛，避免“运动式的治理”，“不管是不是乱世都用重典”。要防范“灰犀牛”，也要注意方式方法。渥克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她注意到，中国政府近日提出要防范金融风险。但是同时她说，制造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主要是举债投机者，但也有一小部分是投入自己金钱的人，“对中国政府来说，在处理投机者的同时不伤及这些散户，也很重要”。

用一句玩笑话说，尽管“灰犀牛”可恶，但犀牛说到底还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草原生态良好的一种表现。风险无处不在，但说到底是金融市场运行的产物。毕竟，这世上没有无风险的市场；而当犀牛绝迹，恐怕也意味着草原已失去生机。或许，我们可以如渥克所说，和这可恶的灰犀牛“做朋友”。以之保持一种紧迫感，将其作为一种风向标，和一种促进监管体制不断完善的力量。正视风险和危机，并和它们泰然共存；不对牛“弹琴”，但与牛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