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争先 击水中流——习近平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

201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厦门市金安社区考察，社区居民李文玲老人将亲手剪出的“福”字送给习近平总书记。（资料图片）

原标题：改革争先击水中流——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改革篇

东南网7月17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吴毓健林侃方炜杭）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爱拼会赢、敢为人先，福建的改革求索从来不甘人后，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擘画了福建发展的新蓝图：“希望福建的同志抓住机遇，着力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努力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这当中，“机制活”可谓根本保障。机制一活，发展大势气象万千，发展大潮汹涌澎湃。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总书记对福建改革发展寄望甚殷，关怀备至。

其实，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始终重视改革，大力推动改革。其探索与实践，留下清晰而深刻的足迹：

他冲破思想和体制的重重阻力，推动福州国有企业改革；他六年七下晋江，在多次调研后总结“晋江经验”，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方向；他倡导建立外经“一栋楼”，推进简政放权，给企业家回信，呼吁理解、尊重、爱护、支持企业家；他亲手抓起、亲自主导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餐桌污染治理为抓手，着力打破部门藩篱，统筹推进，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望当年的探索历程，我们仍为改革者的勇气和智慧所震撼，并从中得到宝贵的教益。

经济体制改革

迎难而上，敢为天下先

“只要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要在实践中大胆去闯去试。”

——2002年，习近平《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背景】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福州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私企等各种类型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因自身体制机制弊端，步履维艰。而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则存在姓“社”或姓“资”的不少争议。如何打破观念枷锁、突破重重障碍，让国有企业真正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通过扎实调研，力排众议，推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成为福州首个“试水”股份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吹响了福州乃至全省国企改革的“冲锋号”。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着力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可在选择首批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时，“卡”住了。

“市里最早筛选出一批国有企业，但大家都不敢试、不愿试。”省政府顾问团成员、时任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明森回忆，“压力来自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

“全民所有制企业还能搞股份制？”“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既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又没有先例可参照，该怎么做？”

陈明森说，当时改革开放刚十来年，即便是决策层，也有不少人对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革一时不能理解，也无从下手。

1991年，民营企业福耀玻璃酝酿上市，找陈明森帮忙制订福耀股份制改革方案。

“听说福耀谋划上市，习书记想了解情况，即邀请我到他办公室聊聊。”陈明森说。

那是1992年初的一天。这一聊，就是一下午。

陈明森回忆道，同他一起受邀的还有当时的福州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习书记开门见山，说邀请你们来就是专门研究借鉴福耀争取上市的做法，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显然，他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光福耀还不够，要推动更多的企业改制上市，特别是国有企业，已经不得不改了。必须进行政策扶持，加大改革力度，才能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当时习近平的一席话，让他对习近平推进改革的“果敢”有了切实感受。

这次聊天后，在习近平推动下，福州市很快决定，由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来“试水”股份制改革。这是一家从事马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前体量偏小、经营面偏窄。

1992年2月，习近平在福州市经济研究中心递交的《关于加快开发区建总股份制试点工作的建议》上作出批示，“抓紧落实，尽快促成”。

此后，开发区建总的改制上市工作步入了快车道。其间虽亦经历波折，但1996年11月21日，企业顺利在深交所正式上市，挂牌交易。

“1992年3月以后，习近平持续推动福州市国有大中型企业陆续推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在几次会议上，他反复强调，国有企业要在市场上大胆去闯去试，政府政策上要予以扶持。当年，福州就选择了近10家符合产业政策、经济效益好、有明确投资项目的大中型国企作为推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陈明森记得很清楚。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曾经说过，改革要有一个‘敢’字，‘要勇挑重担，敢于迎难而上；大胆开拓，敢为天下先’。当遇到各种各样困难的时候，‘不能老强调条件太差、优惠太少、历史包袱太重、人事关系太复杂，等等’。”福州市的几位老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新组建的鑫利森公司，使福州丝绸印染厂彻底跳出了亏损泥潭；福州轧钢厂与济南钢铁总厂联营，进而由松散型合作转为紧密型合资，并引进外资，成立“中中外”企业；福州硫酸厂成功兼并了两家下游企业，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1995年6月15日，习近平在《福州晚报》上发表《福州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一文。文中说，福州国有企业通过深化改革，涌现出一批“拳头产品”“全国单打冠军”和全国同行中的佼佼者。据初步统计，1994年福州市第二产业增加值148.6亿元，增长45.1%。

“推动国企改革，习近平站得高、看得远。他在调研国有企业时多次说过，摆脱企业困境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改革。”在时任福州市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方庆云看来，当年国有企业能否实行股份制的争论与探索，带来了新旧观念的激烈撞击，而改革攻坚，无疑成为推动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2000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兼任福建省国资委主任，以更大力度推进全省国企改革。

延伸阅读：

山海情怀赤子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党建篇

六年七下晋江

【背景】2002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分别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发表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的署名文章，总结“晋江经验”，提出“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晋江经验”及其启示，至今读来仍发人深思、启迪心智。

“习近平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福建省长的6年里，7次来晋江调研，我陪同了4次，受益匪浅。”时任晋江市委副书记陈章进说。

陈章进今年76岁，已退休在家。老陈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4次陪同调研的时间分别是1996年、1998年、1999年和2002年。

2002年下半年，《人民日报》和《福建日报》刊发了习近平的署名文章。文章高屋建瓴地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老陈说：“这应该是习近平对晋江发展如此关注的原因。”

“改革开放前，晋江穷啊，不少人只能靠地瓜、稀饭填肚子。”陈章进是土生土长的晋江人，记得当年的苦日子。

改革开放初期，晋江陈埭镇的群众奋起突破“左”的束缚，立足侨乡“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多的特点，联户集资兴办乡镇企业，1984年陈埭成为我省的第一个亿元镇，其他乡镇纷纷学习、仿效，在晋江大地上形成了一股兴办乡镇企业的热潮。

到1989年，晋江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达几十个亿，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一个亿。

1992年，晋江撤县设市，年均近30%的GDP增速仍在继续。随着改革开放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全国上下一片生机勃勃，晋江市党委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放开手脚搏击商海。1994年，这个县级市开始领跑福建县域经济。

“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老陈记得，在1999年的那次调研中，习近平提出这个极具前瞻性的问题。

当时正值世纪之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步入新的十字路口：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深度融入全球化体系；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平……

以乡村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晋江模式”也遇到了发展瓶颈：“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烟囱比电线杆还多”。多则多矣，然而“只见星星，不见月亮”；富则富矣，却是“低端竞争，富而不强”。

晋江经济快速发展，究竟要走怎样的路子？带来怎样的启示？

“习近平除了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重点走访了恒安、浔兴、亲亲、优兰发、环球等十几家企业，与企业家交流谈心。他问得很细，经常一个厂一呆就是一个多小时。”老陈回忆起调研时的点点滴滴，“每一回进企业，他都仔细询问有没有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市场是怎么开拓的，企业要怎样才能做大，存在哪些困难。”

“晋江市委市政府按习近平在调研中提出的要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积极培育了一批专业市场和综合市场，举办各类博览会，开通晋江企业网等，还致力各类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先后建成创意创业创新园、高校科教园等5大创新载体。有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原先小个子的民营企业，就能长得更高，长得更快。”谈起晋江经济的发展变化，老陈深有感触。

安踏的成长轨迹，就是一个缩影。

“习近平平易近人，我们办企业的，喜欢跟他说心里话。”回忆起16年前的场景，安踏体育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丁世忠感觉仿佛就在昨天。

2001年4月20日，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博览会。开馆仪式后，他便径直来到安踏展馆。在这里，他与丁世忠有了约20分钟的交流。

当时安踏成立9年，只生产运动鞋。习近平听完介绍，对企业发展提了三点要求：把好质量关，创出自己的品牌，要有自己的创新产品。

而品牌意识、创新意识，在晋江企业家中亦相当欠缺，为“大牌”代工是晋江鞋服企业赖以为生的生存模式，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

鞋博会后，安踏决策层开始反思：既然做品牌，就一定要打响，要与匡威、双星、李宁等当时国内一线体育品牌一决高低。

安踏决定，力邀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为企业代言。很快，央视播出了安踏广告。

习近平对于创品牌的要求，在晋江企业家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晋江企业的品牌意识开始觉醒。紧跟安踏之后，晋江企业纷纷邀请中国的体育明星代言，打出自己的品牌。

弹力胶、能量环、远红外保暖科技、防泼水科技、智能跑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创新已成为深入安踏骨髓的重要元素，亦是安踏崛起为国内体育品牌龙头的关键。2016年，安踏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成本达5.1%，而在2000年不到0.5%。安踏2016年的营销收入达133.5亿元，连续三年增长率超过20%。在体育用品行业排名中，安踏市值紧追耐克、阿迪等业界“大咖”，位列全球第五。

今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考察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时，身着一件深色运动羽绒服，上面红色“安踏”商标分外醒目。通过电视画面看到这一幕，晋江的企业家们倍感振奋：“这是总书记对中国体育用品品牌的鼓励和支持。”

“中国伞都、中国鞋都、中国食品工业强市、中国陶瓷重镇”等14个“国字号”区域产业品牌，相继落户晋江。很多晋江干部谈起这些年的变化，一脸骄傲。现在，晋江已建成纺织服装、制鞋2个千亿和建材陶瓷、食品饮料、纸制品、装备制造、化纤等5个百亿产业集群，亿元以上企业超过700家；拥有驰名商标42个、境内外上市企业数量达46家。

总结“晋江经验”15年来，晋江人民按照习近平提出的“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走出了一条全面发展之路。至2016年，晋江连续23年居福建省县域经济总量第一位、第16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前十行列。

199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在长汀县河田镇察看精制茶叶加工场。（资料图片）

政府职能转变

放胆、放权、放手、放活

“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政府职能不转变，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无从谈起。”

——2001年3月24日，习近平在福建省企业家活动日暨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外经“一栋楼办公”

【背景】上世纪90年代初，针对外商投资的审批慢、审批难，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倡导下，福州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办公”，各部门办事窗口集中于一栋楼，全部手续不用出楼即可办成，投资项目审批做到“马上就办”。从“一栋楼办公”推开，福州出台了一系列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的举措，还形成了现场办公解决企业问题的机制。

“就是这位韩国客商。”福州马尾区环保局局长许开东指着桌上的一张合影对记者讲述26年前的往事。

1991年的一天，这位韩国外商来到马尾外商投资服务中心，说要来马尾办金刚石加工厂。接待他的正是许开东。那年，许开东毕业后的头一份工作，就是在马尾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为外商“代办”各项审批业务。

许开东说，设立外商投资服务中心，是当年马尾区为落实习近平提出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而推出的创新举措，而“代办制”，亦为全省首创。“仅仅两天，所有的审批许可、营业执照、海关登记……我们全部代理搞定。当时，外商感到很意外，这和他们来中国前听说的不太一样。这位韩国外商很感激，所以就有了这张合影。”

令外商意外的“快”，源自当时刚设立的福州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也就是采访过程中，不少老同志口中的“一栋楼”。

设立“一栋楼”的倡导者，便是习近平。

那时候，福州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但由于“软环境”不配套，“硬件”的效益发挥不出来。“审批外资的环节多、手续繁、效率低是突出问题，帮外商跑审批，要到福州的好多部门盖一堆印，一套审批手续办下来，至少要一两周。”许开东说，外经“一栋楼”设立后，楼内集结了全市20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单位，实行联合办公，一个“窗口”对外、一支笔审批、一条龙服务，可以一口气办完外经批准证书、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一系列手续，再也不用满城跑了。

“‘马上就办’的提出，以及‘一栋楼’这项工作，都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前者，是问题导向下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执政理念，后者就是这一理念的重要抓手。”时任福州市副市长、分管外经“一栋楼”工作的龚雄介绍说，当时在福州，政府职能未能转变，体制机制还存在许多僵化的地方，有一个项目审批竟然要盖130多个公章。

“习近平还倡导将外经‘一栋楼’的工作机制从‘楼内’延伸到‘楼外’。针对外商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集合各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办公，当场拍板解决。”龚雄说。

尽管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龚雄依旧对当时的一件事印象颇深。“1993年，一个重大台资项目落地福清市，建筑队正在施工，有栋楼施工完发现楼板有些开裂。当时台商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认为有安全隐患要求重建。”

那时候，各部门对此有分歧，有的部门认为“裂了无非就是做个修补，不碍事”。在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听了各方意见后，当场拍板：“重建！”“习书记认为，百年大计，不能疏忽，这又是重大项目，处理不好会影响外商在福建的投资信心。”龚雄说。

会议结束，形成纪要，迅速落实，台商的问题得以解决。如今，这家企业已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

提高办事效率，还需要简政放权。

在时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吴金俤眼中，习近平推动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审批制度改革可谓大刀阔斧。“那几年，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福州出台了一系列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的举措。”

1992年3月，在福清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宣布了市委市政府日前出台的有关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办事效率的十五条意见。“其中，很大篇幅涉及审批改革。包括下放1000万美元以下项目的审批权限给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福清市投资区、郊区福兴投资区、马尾快安投资区；凡投资1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可实行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一次性报批等。”

吴金俤说，当时习近平多次在会议上谈及简政放权。“他反复强调，要把能放的、该放的权都坚决果断地放下去，真正做到放胆、放权、放手、放活；一时无法放的也要做到手续简化，服务优质。”

真抓实干，雷厉风行。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当时福州的政府机关作风焕然一新。20多年过去了，“一栋楼”早已转化为如今的行政服务中心、市民服务中心，但当时“一中午拟定一份文”“两天办好办厂手续”的故事仍在流传。

2000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亲自担任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全国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2001年，福建在全国第一个以省政府令的形式颁布政务公开实施办法，在全省推行县级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时至今日，加快转变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福建仍在先行先试，持续提速。

给企业家回信

【背景】福建企业家素有“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1984年，福建55位企业厂长经理联名向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2014年，恰逢“松绑放权”30周年，习近平在北京给福建企业家回信，肯定1984年的呼吁信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段佳话。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多次与企业家座谈，倾听企业家的心声，急企业家之所急、忧企业家之所忧，关心企业家成长，为企业发展提出合理建议，提出干部要与企业家建立“君子之交”的关系，成为事业上的“诤友”。

“没想到”“太欣喜”，已经83岁高龄的黄文麟回想起3年前总书记的回信，仍激动不已。“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还专门给企业家们写了363个字的回信，大家特别振奋！”

1984年，福建55位企业厂长经理联名向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30年后，福建的企业家们找到省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名誉会长黄文麟，写下《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一封信，向习近平总书记“说说心里话”。“从2014年4月8日到5月18日，共八易其稿，30位企业家依次传阅，字斟句酌。”

很快，总书记满怀关切的回信从北京飞到福建。“我认真阅读了信件，注意到开头处写着‘企业家同志们’，可见这封信不仅是习总书记对福建30名企业家，更是对全国企业家提出的殷切期望与诚挚要求。”作为前后“两封信”的主笔起草人，黄文麟认为，“习总书记回信中希望我们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于担当，勇于作为，这是全国企业家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与至高无上的光荣。”

黄文麟回忆道：“1984年松绑放权的呼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逼出来的，当时企业连修个厕所都要盖20几个公章，反映的是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习近平到中央任职后，仍多次提起松绑放权这一企业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2010年9月到福建考察，在会见老同志时赞扬松绑放权在全国的影响。2011年3月8日在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福建代表团时说，福建在改革方面有一些在全国运筹机先、起到突破作用的探索和创新，如当年的松绑放权。”

2001年3月24日，时任省长习近平参加省企业家活动日暨表彰大会，他说：“福建企业家素来有‘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当年55位厂长经理提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习近平在会上说的那句‘我们要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让在场的企业家们深受感动，还被作为大标题印在第二天的《福建日报》上。”当年的报纸珍藏至今，每每翻看，黄文麟心里还是暖暖的。

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习近平一直是这么做的。

“各种检查、考试太滥了，从今年起福州不再考厂长了。”1991年年底，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在和厂长们座谈时，几个厂长说起不久前福州市机械系统有7个厂长罢考的事。当时很多部门都可以出题考厂长，比如普法知识、经济合同、安全生产、消防保卫、保密制度、设备管理等，如不及格，还要重考、补考。习近平当即表态，不再考厂长了。同时他强调，这样说不是厂长不要再学习了，而是说最好的学习应放在岗位上。对厂长素质有关部门也还是要考核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同样还要。

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泉州，企业家们谈起习近平的关心，满怀深情。

1998年8月26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晋江西滨镇调研。

在民营企业优兰发集团的生产车间，习近平边走边听边看，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对企业的发展十分满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在肆虐，国内不少行业受到冲击，并不景气。而优兰发由于引进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设备，产品供不应求，基本没受影响。

“闽南企业家敢拼会赢，你们也不能满足，要不断地向前看，把最前沿的设备和技术引进来。”习近平说。

之后的问题则大大出乎优兰发集团董事长柯文托的预料，习近平问道：“公司有没有党员？有多少党员？企业可以建支部嘛，不然党员平时怎么过组织生活。”

习近平对企业发展提出的要求，柯文托牢牢记住了。1998年底，优兰发集团就成立党支部。此后的发展，老柯也逐渐明白“党建强、发展强”的道理。自公司成立党组织以来，90%以上的创新成果都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党员创新平台完成。

从优兰发开始，晋江也成为探索非公企业党建的热土，目前已建立非公企业党组织1306个、党员6571名，恒安、安踏等知名企业，成为全国、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单位。

“企业家的事，习近平特别上心。”时任晋江市委副书记陈章进回忆道，比如说，民营企业一开始靠自家闲房生产，企业发展了，要扩大生产规模，带来用地问题比较突出；各项手续的办理太繁琐，时间长，有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还有很多村向企业收管理费，增加企业负担。习近平在调研中了解这些问题后，督促政府为企业解决。晋江市很快就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把所有职能部门都集中在一起，并限定时间办结。随后，针对“村里乱收管理费”，晋江发文禁止向企业收管理费，同时对村集体收入不到20万元的村，由市财政补到20万元。

习近平与企业家的互动，让4次陪同调研的陈章进很有感触，也让他对习近平在泉州与民营企业家座谈时的这番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提倡党政干部与企业家之间建立‘君子之交’的关系，成为事业上的诤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不搞权钱交易。”

200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省长）深入武平县调研林改工作，与当地林农亲切交谈。（资料图片）

改革惠及民生

增进福祉，让百姓真正受益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两个文明建设的最根本出发点。各级领导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2001年8月24日，习近平在全省治理餐桌污染暨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林改“三定”迸活力

【背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被称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的又一场伟大革命”。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赴率先探索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龙岩市武平县进行专题调研。在听取汇报和实地调研后，习近平强调指出：“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并要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历经15年的积极探索、大胆突破和持续改革，这场由习近平同志亲手抓起、亲自主导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福建保护生态、农民增收带来巨大活力。

在福建工作期间，事关群众利益、百姓福祉，无论大事小事，习近平都记挂在心，尽力解决。同时，他更注重以前瞻的眼光，谋划改革方略，寻求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路径和长远之策。

习近平同志亲手抓起、亲自主导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是个典型例子。

福建山多、林多、树多，森林覆盖率已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

“林改前，福建林业发展面临种种窘境，广大林农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时任省林业厅厅长黄建兴记忆犹新，福建是南方集体林区，当时的问题也恰恰出现在“集体”二字上。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集体山林的产权主体没有明显界定，林农作为集体山林真正的所有权主体被虚置，林权归属不清、机制不活、分配不合理，出现了“乱砍滥伐难制止、林火扑救难动员、造林育林难投入、林业产业难发展、农民望着青山难收益”的“五难”困局。“针对这种状况，习近平同志当年多次深入林区开展调研，亲自抓起和主导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2002年5月，黄建兴刚担任省林业厅厅长，时任省长习近平就专门找他谈话。

“当时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加快林业体制改革。”习近平的话，黄建兴至今难忘：“他说，‘我们干林业，很多人只见林，不见人。但林是人种出来的，人对林的关注、感受、利益关联却往往被忽略。你们要抓紧做好调研，尽快开展工作’。”

山林承包到户，这在当时还没有先例。“习省长给我们提的要求是既要慎而又慎，又要积极推进。他说，‘为官一任，我们必须考虑老百姓的诉求和期盼，就要不怕冒险，但要试点逐步推进’。”

试点，选择了林改先行一步的武平县。

据黄建兴回忆，当时武平在进行更换旧林权证时，由于“权属不清，边界不明”的历史问题，导致换证工作进行不下去，纠纷不断。

破解困局，唯有改革。2001年，武平在两个村进行试点。针对“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万安乡捷文村提出了“山要平均分、山要群众自己分”的思路，把所有集体山林按照“耕者有其山”的原则落实到户。当年12月30日，捷文村村民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版林权证。

此后，武平在全县17个乡镇各选一两个村进行试点，开启集体林权“分山到户、家庭承包”的新路。2002年4月，县委县政府成立林改领导小组，并制定《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虽然没人反对，但结果如何，时任武平县委书记的严金静没把握。武平县37万人，改革涉及的林农就有35万人。“改革稍有闪失，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从30多个村到200多个村，随着改革推开，问题也在增多，比如这个村山场几十块，地块怎么分，历史上的所有权难以界定；有的干部认识不到位，方法欠科学，分山的程序不到位，这让群众意见很大，认为“分得不公平”。

这一年，涉及林改的上访增多，愈发让县委县政府头疼。

在改革最关键的时候，习近平到武平县调研农业农村工作。

2002年6月20日晚，在下榻的宾馆，严金静怀着忐忑的心情向习近平汇报工作。他回忆道，当时汇报的内容，主要包括武平县正在推进的一系列改革事项，林改只是其中一点。听完汇报，习近平特别把林改“拎”出来，语重心长地说：“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

第二天，习近平亲自到点上察看。“林怎么分，老百姓有什么意见，他看得很细，也问得很细。”严金静回忆说。

通过调研，习近平充分肯定了该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作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重要指示。

调研结束后，7月初，武平县便召开全县改革动员大会，全力推进林改。

“虽说有了一颗‘定心丸’，但我还想多听听省长的意见。”7月27日，严金静专程到福州，习近平也专门抽出时间与他会面。在这次一对一的交流中，武平林改工作再次得到肯定。“他依旧认为林改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再次强调，要把工作做细致，做到位。”

回来后，严金静专门整理了一份林改的阶段性工作报告。8月29日，他把报告送到习近平办公室。仅仅两天后，习近平就在报告上批示。

这之后，在省林业部门指导推动下，武平县的林改试点工作逐步推进。

2003年4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充分总结武平等地经验基础上，出台了《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旨在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当年6月9日，人民日报驻福建记者经过深入调查，以《林权分到户，小康上了路》为题，报道福建林改激发林农活力，带来勃勃生机。

林改如何持续推进？黄建兴回忆说，习近平当时向全省林业部门提出，要解决好“钱从哪里来、树要怎么砍、一家一户怎么办”这三大问题。

“这些话通俗、明了，直指林改如何深入推进。”黄建兴说，根据这三个问题，福建省做了不少尝试，也取得了很好的实效。“针对钱从哪里来，永安首创了林权抵押贷款，让林农实现了‘撬开银行门，盘活万重山’；针对树要怎么砍，当年习近平就提出要做到‘农民得实惠、生态得保护’，根据这一思路，我们改革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提倡在依规依法的前提下自主采伐；针对一家一户经营，我省探索以亲情、友情、资金、技术为纽带组建林业新型合作经营组织，实现规模化经营。”

200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把“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作为文件的核心内容，林改上升为国家决策。林改星火，迅疾成燎原之势。林改也被认为是继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重大变革。

2012年3月7日，已到中央任职的习近平，在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福建代表团代表时，对武平林改予以充分肯定。他说：“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多年来，在全省干部群众不懈努力下，这项改革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林改十年，武平实现了生态美和百姓富的良性发展。”武平变化，让严金静颇感欣慰。从2002年至2012年，武平的森林覆盖率由74.2%提高到79.7%；GDP由12.43亿元提高到104.67亿元，财政收入从1.12亿元提高到8.1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733元提高到8728元。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背景】新世纪之初，福建人民的餐桌和全国人民一样面临着新困扰：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改善，食品供给虽无数量之忧，但存安全之虞。一些水源和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农副产品中有害残留物超标严重；畜禽养殖和食品加工过程中一些企业使用过多抗生素或违禁使用添加剂、激素等，食品中有害残留物增加；食品加工、运输、储存等环节的设备落后，缺乏有效的检测手段，食品后续污染问题日益突出……2001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在全国率先提出并亲力亲为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建立全程监管体系，守护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民以食为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关系我国13亿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抓得紧而又紧。”2017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时间回到16年前，习近平正是在福建打响全国治理餐桌污染的第一战。“人民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关心的事情，人民群众不放心的事情、不满意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过失所在!”2001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谈及这项工作时的一席话，至今听来，仍掷地有声。

“现在再来回想十多年前习近平倡导并推动的这场‘民生战役’，依然能看出他的改革魄力、首创精神和为民情怀。”钟安平说。

钟安平，2013年退休的原省经贸委副主任、省食安办主任，这场战役的见证者与亲历者。

“瘦肉精是当时老百姓餐桌上的‘公敌’。2000年5月，福州组织了一次抽检，结果令人咋舌——定点屠宰场的瘦肉精检出率高达76%。”钟安平说。显然，这就是习近平口中人民群众“不放心、不满意”之事。餐桌污染，不能不治。

“餐桌污染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就意味着失职。” 习近平说。

2001年2月，新华社接连刊发两条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报道。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阅后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个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关系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此前不久，省政协委员金铁平在省两会期间提交的“加强食品卫生的管理、检查和监督”的提案，已得到了习近平的高度重视。“当时他也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主管部门尽快拿出整改措施，使政协提案的建议落到实处。”

省长的接连两次批示，在全省吹响了治理餐桌污染这场战役的号角。

“为何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习近平曾在会上这样问大家。他认为，问题就出在体制机制上。”钟安平回忆说。

在批示中，习近平着力于治理工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他强调：“农业生产要推广绿色食品标准，加强病虫害生物防治，远离各种饲料药物添加剂，努力使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都是无公害、无污染的产品；环保部门要强化环境保护措施，防止工业‘三废’对农产品生产造成污染；卫生监督和工商管理部门要把好市场的入口关，加强对进入市场农产品的检验，坚决防止被污染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对已进入市场的被污染农产品，要依法对销售者进行惩处；环保和卫生检验部门尽快建立科学的检验标准，完善检验技术。”

“在当时，对餐桌污染明确提出综合治理的路径和机制，非常不容易。”据钟安平回忆，当年，在各有关部门上报的治理方案中，习近平最终肯定并拍板了原省经贸委起草的方案。“原因就在于，我们所报的治理举措更全面周详，更系统有力。”

根据方案，省政府建立起由23个部门组成的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联席会议，自2005年起又改设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在这场“舌尖上的安全”守卫战中，打破部门藩篱，统筹推进，逐步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各部门开始真正地形成合力。

一头猪从“八个部门管不住”到管出安全、管出放心，是凸显综合协调机制作用的最好例证。

2001年8月，习近平曾在福建电视台演播中心接受央视记者的“面对面”采访。“采访中，他介绍说，我省已经率先建立定点屠宰、销售一条龙信息网络平台。这样，每天定点杀了多少猪，市场上又在卖多少猪，有多少是私宰的，第一时间就能得出结果。”钟安平回忆道，在那次采访中，面对记者各类提问，习近平的改革思路十分清晰坚定。

“记者问省长，民间有一种让猪爬坡的土方法分辨有没有瘦肉精。吃了瘦肉精的猪，45度的坡准过不了，这种方法可不可行？省长认为，这种方法并不准。”对这一幕，钟安平印象深刻。

当时，习近平笑着回答：“现在我们引进外国的检测设备，一台设备20多万元，检测可以通过尿样检出阳性，这就可以马上判断。如果没有这个设备，凭着刚才讲的那种方法去测验，就有一个精确度的问题。”他介绍说，福建正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大对瘦肉精尿样检测需要的设备、试剂等经费的财政投资。对蔬菜农残，福建的农业科研部门自行研制出一种速检仪器，已在全省推广。

“这说明治理餐桌污染，他重视依靠专业技术手段，要求政府部门包括科研单位都来出把力。”钟安平说。

重拳治“污”，效果可谓立竿见影。2001年当年，全省生猪产销环节的瘦肉精检出率就下降到8%以下，次年又降到1%以下。此后，各级政府各部门对治理餐桌污染依旧没有放松，一任接着一任干。十多年来，我省食品安全工作形势不断趋向好转，没有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我省每年都将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还多次与福建的同志谈话，强调要继续抓好治理餐桌污染工作。”钟安平说。

将人民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是习近平秉持的原则。

“群众的衣食住行、开门七件事，始终是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1991年初，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刚满7个月时说。

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赵守箴回忆说：“习近平抓改革，始终坚持一个主导思想，即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多次强调，要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社会反映最强烈的事情，扎扎实实地办几件实事。”

“‘福州的路，这边起火，可烤焦对面老伯的花白胡’，老百姓如此形象地描述福州旧城道路的狭窄。对这么一座城建欠账太多的城市而言，仅靠国家投入的资金改造旧城，显然只是杯水车薪。”赵守箴回忆说，习近平一上任，就深入到茶亭街改造工地、晋安河边、荒芜的尤溪洲等逐一调研，他对旧城改造有了清晰思路，“那就是要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同旧城改造有机地结合，采取群众集资、吸收外资和国家投资一起上的办法。由此，福州旧城改造出现了崭新的局面，由原来的见缝插针式零星改造，发展为连线成片改造。”

在福州期间，习近平还推动出台《城区内河污染综合整治规划》，用制度创新还市民清新内河；主导福州温泉资源保护，将温泉的有序开发纳入法制轨道；针对福州环境卫生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条保块管、强化依法治市的措施……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举措，让福州的城市建设翻开了崭新篇章，让市民真正感受到了身在福州之“福”。

改革争先，犹如中流击水，不进则退。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改革探索和实践，在思想、胆识、情怀等诸多方面给福建干部群众留下深刻印象，并转化成为不懈推进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巨大动力。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到深水区，需要啃下硬骨头。福建唯有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勇于先行先试，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倒逼改革，一往无前，才能早日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新福建”蓝图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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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党建篇

在这绿树荫浓的日子里，走过96年光辉历程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自己的生日。再过几个月，还将召开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就在一年前庆祝“七一”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当3800万八闽儿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想当年他在福建工作的日日夜夜，感触尤深。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福建这块充满激情的热土上，习近平同志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探索奋斗了17年半，在改革、开放、发展、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领域，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199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在上杭慰问“五老”人员。（资料图片）

一、“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最深”

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以中国的繁荣昌盛为己任，尽短时间使整个国家“脱贫”，尽短时间使中国立于发达国家之林，是更为紧迫、更为切实的思想和行动。

              ——习近平《摆脱贫困·跋》

1988年6月，34岁的习近平赴任宁德地委书记，成为当时宁德地委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个。

上世纪80年代末，宁德基础设施极其薄弱，没电、没路、没钱。到福州开车要8个小时，途经的飞鸾岭有36个弯。外商过来投资，一问电话、二问路、三问项目、四问住。干部群众思想陈旧，等靠要的多，怨天尤人也不少。“这么年轻的干部到这样艰苦的地方来工作，大家普遍热情欢迎，既期盼他能带来新思想、新发展，又担心他太年轻、扛不住。”当时一些宁德干部这样想。

时间很快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后来，我与同志们谈心，形容习书记好比一棵大树，一植根闽东，就成为我们的主心骨，为我们遮风挡雨，还不断输送氧气，让生命增添活力和生机。”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时任宁德地区行署专员陈增光说。

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是习近平宁德两年艰苦工作生涯的全面写照。在书中收录的《滴水穿石的启示》一文中，习近平以滴水穿石的自然景观来比喻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脱贫过程。他在文末写道：我推崇滴水穿石的景观，实在是推崇一种前仆后继、甘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完美人格，推崇一种胸有宏图、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精神。

黄褐色封面的《摆脱贫困》显得十分朴实。全书12万字，共收录了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的29篇讲话和文章，围绕闽东地区加快发展、脱贫致富这一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广泛涉及闽东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内容。

陈增光说，收到福州市委办寄来的2本《摆脱贫困》后，他反复研读：“这本书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扎根艰苦地区带领群众摆脱贫困的坚定理想信念，翻进去看每一篇都能看到他满满的为民情怀，在他心里从来没有一刻忘记人民。”

“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只有心中装着群众，事事为人民打算，才能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都要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在福建，许多曾经与习近平共事过的干部说起他，都会谈到，“人民”二字是习近平提起次数最多、频率最密、场合最多的词。

习近平曾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写道：“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同志，都应当同焦裕禄同志作个比较，经常想一想，自己为人民服务是不是做到‘完全’‘彻底’了。”

1990年7月15日，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文思萦系，当即填下《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阕。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焦裕禄的宗旨意识、公仆情怀和奋斗精神，让习近平为之敬仰。怎样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习近平认为，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习近平的为民情怀，让身边的人深有感触。

“我感觉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最深，我从内心敬佩他。我觉得闽东有这样一位好领导，一定有希望。”时任宁德地委常委、统战部长姚智梅在回忆与习近平共事的两年时光时这样说。在她看来，习近平总是想方设法到基层去，了解百姓的所想所盼，汲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群众在他内心具有最重的分量，基层是他去最多的地方。

1988年6月，一到宁德赴任，习近平就一头扎进了基层。

第一个月，习近平轻车简从，只带着两三个人下乡调研。第二个月，习近平还是调研，基本是2天一个县，每个县的主要乡镇、村庄都要走一走。到任不到3个月时间，习近平走遍闽东9个县，后来又跑了绝大部分乡镇。

时任宁德地委政研室副主任李金煊回忆说：“只要不开会，一有点时间，习书记就要下乡去，一年里半年的时间都在下乡。” 李金煊多次跟随习近平深入基层调研。他说，习近平心里总是记挂着老百姓吃得好不好，住得暖不暖，每到一村都要走村入户到老百姓家里实地察看。当时有政研室的同志总结习近平到闽东后不知道“掀了多少锅盖、掀了多少桌盖、掀了多少铺盖”。

习近平第一次去屏南调研时，当地老百姓拿出艾叶蛋招待他——用艾草熬出的热乎乎的汤汁，冲进打散的生鸡蛋里，再加些白糖搅拌一下，这是当地招待贵客的“最高礼节”。工作人员担心习近平喝不惯，连忙阻止。习近平摆摆手说：“要是不喝，老百姓就觉得你是官，你和老百姓就有距离了。”他二话不说端起碗把艾叶蛋喝了下去，老百姓很高兴，一下子就和他熟络了起来。

“为了让闽东群众尽快摆脱贫困，习近平同志以低调亲民的身影深入群众，开展调研，探索思考，倡导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工作思路和对策。”陈增光说。

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顶着炎炎烈日，徒步到不通公路的省定特困乡——寿宁县下党乡现场办公，当时办公地点在廊桥边上的土坯房里，午休吃饭就安排在廊桥上。参加调研的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访贫2个小时，一路风尘，大汗淋漓，辛苦程度不言而喻……”

1989年7月26日、1996年8月7日，他又两次来到下党，协调解决下党建设发展难题。

下党乡的徒步调研，正是他所倡导的“现场办公下基层”的起点，随后逐步建立以“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为主要内容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

“习书记在下基层的时候，特别注重发现好的典型，希望通过树典型，以典型引路，带动更多地方发展起来。”李金煊说，“习书记常说，地委工作大多数涉及农村，没有典型的东西，说服不了基层。”

1990年1月，来参加宁德地委工作会议的同志，每人都领到了一本叫《滴水集》的册子。这本近400页的册子里，一共有72篇文章，收集整理了当时宁德地区的各领域典型经验例子。

李金煊是当年《滴水集》的主要编写者之一。他回忆说，1989年底，习近平请他牵头准备这次会议典型材料汇编，并交代他：“要把这两三年工作中典型的、有进步的、有发展的都收集起来。”

筹备小组经过43天的调研，走遍闽东各县，最终整理出一本材料。册子编好了，习近平看过之后，建议取“滴水穿石”之意，把这本册子的名字定为《滴水集》，还亲自做了序。

后来，这本《滴水集》中具体详实的做法、例子，成为各地学习推广的良好典型。比如古田县瑞岩小学校长苏玉桂适应山区艰苦办学环境、创新探索教学方法的典型经验得到推广后，原本教育不算拔尖的古田县，第二年升学指标排到了全地区第一。

1989年2月25日，《福建日报》头版刊发了《山鸡飞上凤凰台》的报道，说的是宁德农民给地委干部作报告的新鲜事。

福安市坦洋村老大队长刘少如带头办起福安市第一家村集体企业，带领全村种茶致富。习近平到坦洋村调研时评价刘少如：官不大，但敢于担当，站在改革的前头，带领大家致富，很不容易。

习近平亲自邀请包括刘少如在内的八位基层农民代表到行署会议厅向地直机关副科以上干部作报告，用一村、一户、一人的变化，讲述了十年来改革政策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巨大转变。

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声音，汲取各方智慧，更加坚定了习近平带领干部群众加快改革开放、致力摆脱贫困的决心：“我觉得越是艰苦的地方、困难的时刻，越能磨练人的意志、锻炼人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他调任福州时，人民日报有一篇“闽东脱离贫困线”的报道，他得知后表示：“我也坚信，‘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闽东跨越了这一条‘贫困线’，若能继续卧薪尝胆，矢志如初，再接再厉，奋斗不息，必能彻底摆脱贫困。”

“摆脱贫困，让百姓生活好起来，是习近平同志工作的重心。” 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钟雷兴回忆说，“习近平同志把百姓的事当作最大的事，总是想方设法解决群众困难。”

“当时群众要上访就得到宁德地委行署。上世纪80年代末，闽东交通不便，路不好走，一路颠簸，一天都到不了。”钟雷兴说，“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在原先约访群众制度做法的基础上，转换思路，转变工作方式，改约访为下访。”

“我们工作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申冤，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种事，这是不应该的。”1988年12月20日，习近平率先到霞浦县接待来访群众，在当天的总结会上他这样说。这一次接访，也揭开了宁德地县乡三级领导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日历的第一页。

1989年3月30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雨水给早春的霞浦增添了几分凉意。这一天，是霞浦县的接访日。

一大早，霞浦县委党校的门口就聚集不少上访群众。得知地委的领导要来接访，很多人早早就赶到了这里。

“我要找地委习书记。”人群中，一位上访者高声说。

接访一开始，这位上访者就奔着习近平去了。习近平热情地接待了他，耐心询问他遇到了什么困难。

“原来习书记这么亲和。”一开始还有些忐忑不安的群众放下心来，把自己的困难一五一十和习书记说了。原来，他是霞浦乡下某学区的一名教员，因家中情况特殊，老母亲孤身一人留在城里，体弱多病，年事已高。

“我放心不下老母亲，想调回城里照顾她，以尽孝道。”他说。

习近平认真听完他的叙述，详细了解了相关情况，对照有关政策，明确表态：可以回城，考虑今年暑假给予解决。

这件事习近平一直挂在心上。没过多久，他向相关部门跟踪了解这件事情的进展，当得知事情并没有抓好落实时，一向态度温和的习近平却显得特别严肃起来。

习近平批评相关办事人员说：“这个问题符合相关政策，没有违反原则。你们设身处地为群众想一想，遇到这样的情况，让孩子回到城里照顾他老母亲有什么为过呢？”并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给我答复”。

“习书记心里有群众，从来不是光喊口号。”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方庆云回忆说，习书记关爱民生，总是把群众的苦，群众的难放在心里，常常带着四套班子的干部到基层接访群众，尽心尽力解决群众的困难。

对此，时任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文贵深有感触。“习书记赴任福州的第二天，就下基层调研，了解群众想什么、有什么困难，这让我们印象深刻。当时我就感到，福州要有大变化了。”

在福州，习近平大力倡导“马上就办”，推行“四个万家”，提高办事效率，切实解决困难。

1991年3月，习近平登上低矮逼仄的连家船，实地察看船民的生活，登岸之后，立即召开现场办公会解决船民搬迁上岸问题。十个月后，104户船民家庭结束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生活，搬进了台江区红星新村的新居。

自1990年起，在习近平推动下，福州市委、市政府每年都为城乡人民办20件实事，办事项目通过新闻媒介向全市公布，项目的最终确定采用人民群众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年终公布项目完成情况，并让群众投票评选完成最满意的项目。

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大力实施“安居工程”“广厦工程”“造福工程”，改善百姓居住条件。2000年7月，已担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接近40摄氏度高温的正午，走进拥挤闷热的福州苍霞社区棚屋区，与各级干部一起亲身体验群众疾苦。在他的推动下，2001年5月1日，回迁安置的所有楼房就全部竣工。

“习书记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首位。”时任福州市委办副主任赵汝棋说。

赵汝棋当年曾在市委政研室工作过，政研室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件讲话、开展调查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长时间都俯首案前。有一次，习近平对赵汝棋说：“你们不能把眼光只放在政策研究上，要把眼光放到人民群众中去。”

赵汝棋说，后来政研室根据习近平的这个想法，将20多名工作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下基层调研，收集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梳理后形成短平快的“一事一报”刊发在《福州调研》上。

习近平对“一事一报”非常重视。赵汝棋说，习书记基本上对所有的“一事一报”都要看，大部分都有明确的批示，比较详细的批示占到其中的三分之一。有的他认为还不够深入的，会批示再深入调研。

习近平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群众来信，一律都要交给我过目。”并提议把信访工作列入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还要求自己无条件做到四个“亲自”，即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批阅、亲自查办。

根据1993年福州市委督查科的资料，习近平任职福州市委书记后，批阅的群众来信函件达千余件，他对群众来信几乎每封必看，每看必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朴实亲切、饱含深情，温暖了亿万人的心，鲜明宣示了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200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在武平检查指导防抗“碧利斯”台风工作。（资料图片）

二、“从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清风”

共产党人要承担起廉政建设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过好“两关”。第一关是自我关。自身不正，何以正人？“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第二关是“人情关”。是刚正不阿、铁面无私，还是手下留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在一个人身上丧失原则，我们就会在千百万人心上失去信任！

——习近平《摆脱贫困·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闽东夏日，万木葱茏，坐落在半山腰的宁德老地委办公楼静谧庄严，院子里七棵绿树随风轻摆，树叶的沙沙作响陪伴着石砌三层办公楼。

“沙，沙，沙，沙……”这是1988年的一个清晨，新来的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在院子里清扫落叶和垃圾。在没下乡的日子里，这是他上班前常常做的事。办公楼的卫生原来由年轻人做，习近平来了后，很自然地参与进来。在他带动下，地委的干部们也都渐渐早来上班，一块打扫卫生。习近平一边打扫卫生，一边有说有笑地与大伙聊工作聊生活。扫院子成为他与干部们沟通的一个好方式。

李金煊回忆说，习近平特别认真，不仅扫院子，还一级级清扫通往后山的石阶，即便秋天黄叶满地也是如此。打扫完卫生，他就去一楼走廊尽头打开水，拎上自己在三楼楼梯左转第一间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繁忙的工作。

当年习近平的办公室加上会客室一共22平方米。一进门是会客室，墙角简易的木架上放着淡黄色搪瓷脸盆，一圈小沙发，一副简单的茶盘，一个热水瓶和两个写着“宁德地委”的白瓷杯，这就是当年习近平接待客人的全部家当。

“习近平的工作和生活作风，简朴得出乎我们意料！”回忆往事，姚智梅说道。到任那一天，习近平和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坐一辆车下来，没有搞欢迎仪式，更没有搞任何排场。地委办的同志通知地委干部说：“新书记来了，请大家到会议室开个会，见个面。”大家才知道习书记已经到了。

第一次打交道，宁德地委领导班子就对习近平的艰苦朴素作风有了深刻的印象。

到任后，习近平要求办公条件都不能变。办公室、宿舍不做一点翻新装修，宿舍里简简单单只放了一张床和一个写字台。他的用车和驾驶员，也是从前任手中接下的。那辆已经有十多万公里里程的上海牌老轿车，后来陪着他跑遍了闽东大地的山山水水。

平时，他就在地委食堂里排队凭饭票打饭吃，理发也就在行署边上的一间小店理。这期间，后勤部门多次提出要给习近平开小灶，但都被他拒绝了：“这样吃饭很好，和大家一起，可以了解情况。”习近平喜欢和大家交流，打成一片。他和干部们坐在一起，聊聊天，顺便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工作上有什么不好办的事情？下乡去了哪里？家里有没有困难？

后来，地委办的一位同志跟习近平说，书记您别去排队了，我们给您买了端过来。他却回答说：“不用麻烦，我又不是不能做。”习近平和普通干部打的菜也差不多，一份饭菜大概一角多，一个月不到十元。很快，地委的同志们都和习近平熟络起来，也打心眼里对他又敬又爱。

不仅严于律己，习近平对自己的家属同样从严要求。姚智梅回忆，习近平母亲齐心和妻子彭丽媛来宁德看他时，他不要公家接待，就在宿舍简单搭个炉灶，一家人自己做饭吃。大家还看到彭丽媛挎着菜篮子去行署前面的菜市场买菜，生活跟普通干部家庭一模一样。

“从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清风。三十多岁的年纪，还是地区一把手，却能够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正人先正己，这才是共产党员的本色。”姚智梅回忆的话语中满是崇敬之情。

打铁还需自身硬。1989年8月16日，习近平在宁德地区全区廉政公告大会上强调说：“各级领导首先做好廉洁自律，正人先正己，从我做起，当好表率，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涉及自己和家属的问题，要做到不庇护、不隐瞒、不说情，用党性作为衡量自己行为的准则，严格执行党纪制定的廉洁自律规定。”

1988年底，习近平采用“拉练”的方式，到宁德的九个县开现场会。一天中午，工作队伍来到霞浦县溪南镇。午餐时，当地干部拿出了水果和高档烟酒招待客人。一看到那大约价值十元的高档烟，一向亲切待人的习近平沉下了脸。他拿起烟，跟在场的干部严肃地说：“这包烟，值老百姓多少个工分！”从溪南镇开始，后面一路上各地都不再准备烟酒。

时任宁德地区纪委副书记张经喜回忆，在习近平的严格要求下，宁德地委风气一新。1989年工作总结报告这样提到：“目前地区几套班子成员中没有一人建私房和经商办企业，在工作中也没有乱批条子和为私人介绍承包工程谋取私利等违法违纪现象发生，领导成员不配专车，实行私人用车收费制度，禁绝大吃大喝，下基层一律用工作餐。大家都做到保持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防微杜渐。”

“一身正气敢碰硬，两袖清风不染尘。”1990年6月，习近平到罗源、连江、长乐三县开展调查研究时说道，“不贪，这是对干部起码的要求，也是绝大部分干部都能做得到的，但是对党的领导干部而言，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是很不够的，还应该敢于同各种腐败现象做斗争。”

2013年1月，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们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和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1988年的冬天，对于宁德的不少干部来说都是一个难忘的冬天。

“人生三大事——盖房、修墓、娶媳妇。”当时宁德地区的干部队伍受陈旧观念的影响，纷纷占地建房。根据一份当年宁德地委清房办的材料记载：至1988年底，干部建私房人数之多，占地面积之大，建房标准之高，令人触目惊心，与闽东经济贫困很不相称；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成为诱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成为削弱干部队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到任宁德的第一轮调研中，习近平就发现了这个严重问题。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近平决心把查处干部违法违纪占地建房问题作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在全区全面展开。一次会议上，针对有干部提出清房问题牵涉面太大的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就是“要紧紧盯住四百多名处级干部”。他对张经喜说：“你们是愿意得罪两三千名的干部，还是闽东二百七十万的人民？”从他的这一提问中，张经喜刹那间领悟到这位年轻书记惩治腐败的锐气和决心，心中原有的些许犹豫顿时一扫而空。

1988年12月30日，离新的一年到来还有两天。习近平在全区加强土地管理、整顿干部建房、查处干部建房中的违纪问题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严肃提出：这次我们对干部建房问题采取的措施是“停”“清”“理”，即从今天起先停下来，然后全面清查，再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停”即在1989年春节前全面冻结。

“清”就是摸清底子。

“理”就是在停、清基础上，转入查实况的攻坚阶段，不纠缠枝节。

一声令下，建私房行为全面冻结。当天的会议之后，宁德地委雷厉风行，紧紧抓住春节前夕这个私人建房高峰期的关键节点，在全区开始清房。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干部有私房占公房问题也被纳入彻查范围。

回忆起那段清房工作的经历，时任福鼎县纪委副书记、福鼎清房办主任的洪恒针仍激情澎湃。

福鼎当时刚刚规划出了龙山开发区，其中的上龙山一带由于离县政府近、地盘又小，成了干部争相占地建房的“香饽饽”。洪恒针一从纪委抽调到清房办工作，接到的任务就是去拆上龙山六户人家的“门头”！所谓“门头”，其实就是房子外的院门。这六户人家，四户是处级干部，都占道几十厘米修建自己的院子。在福鼎人的习俗里，拆“门头”是要触大霉头的，谁敢拆，那可就把主人得罪大了。

敢不敢拆？当时福鼎群众当中流传着一句歌谣：“党风正不正，关键看龙山。”

习近平对于全区清房工作的每一阶段进展，每一次会议，每一个事项，都时时过问，一抓到底。他获知福鼎的情况后，说道：“问问这些干部，是想要受到党的纪律处分，还是国家法律的处理？”

拆！洪恒针在丈量清楚占地多少后，坚决地拆去了六户人家的“门头”。福鼎县同时还严肃处理了2名正处级干部和13名副处级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问题。

清房工作迅速在全区从严公正推开，赢得百姓一片拍手叫好声，大快人心。

当回想起习近平的这次清房工作，张经喜一口气说了五个“非常”：“态度非常坚决，决心非常坚定，力度非常大，实效非常好，群众非常拥护！”

不仅是清房，习近平在宁德和福州都注重查处一批腐败的大案要案，特别对于严重以权谋私、严重违纪的，他强调要“敢碰硬，严肃查处，不能姑息”。张经喜说：“那段在习书记领导下开展纪委工作的经历，我们感受到的是习书记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对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上世纪90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炒股热”，福州的不少机关干部也心痒痒。对此，习近平强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福州的干部都不准炒股。“为什么不能呢？因为那时候很多干部所谓的买股票，其实是占着职权之便去买企业的原始股，这是干部占企业便宜！是不正之风！”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赵守箴说，这一决定得到了福州干部群众们的坚决拥护。

“人民把权力交给了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人民放心？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章立制。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使用，这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施。”1990年2月，习近平在《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一文中这样说。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要求：“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989年3月29日，宁德地委、行署出台《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主要包括12条：

一、在职期间不准以任何名义占地营建私房。

二、不准个人介绍基建工程。

三、不准贪污受贿和索贿。

四、不准违反招工、招干、招生、毕业生分配、征兵、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和人事调动的有关规定，私自安插子女、亲友，谋求特殊照顾。

五、不准在干部的提升、晋级和调配选拔上，违反组织原则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

六、公务往来不收礼，不向基层单位索要各种产品、礼品，索购紧俏商品。

七、下基层不准大吃大喝。要严格要求按接待标准办伙食，按规定缴纳伙食费。

八、不准公车私用。如特殊情况私事要用车，要向车辆管理单位缴纳用车费。

九、不准利用职便以任何名义参与经商办企业。

十、不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奖励。

十一、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带头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不准为违法乱纪的人和犯罪分子说情袒护、徇私枉法。

十二、教育管理好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一个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出台，共5条：

一、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

二、不准修建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

三、领导下乡要轻车简从，不要到当地边界迎接上级领导。

四、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除有关人员外，不要层层增加陪同人员。

五、今后领导干部生病，各部门、单位不要用公款赠送慰问品；不以各种理由，用公款向领导赠送礼品。如有违者，财务部门不予报销，领导干部要把物品退还有关部门、单位或上交。

1993年6月，习近平在福州全市党建工作会议上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问题专门强调了五条廉政纪律：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不得收受以各种名义赠送的礼金、有价礼券和贵重礼品；党政机关干部不得参与炒买炒卖股票；不能利用党政机关的职能去经商办企业；党政领导和执法执纪等监督部门不能经商办企业；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能收取回扣。

担任省长后，习近平在一次全省重点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不要让“修一条路倒一批干部”的现象发生，对搞好重点建设的防腐倡廉工作提出“约法六章”。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的建立，对清廉党风政风的形成起到长效约束作用。

1989年1月，习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四句话：第一句话，“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是作为党员干部的起码要求。第二句话，“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第三句话，“寸心不昧，万法皆明”，贪污受贿，鱼肉乡民，这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第四句话，“为官一场，造福一方”，当干部的宗旨就是奉献，利益问题上，“拿来主义”要不得，不能图实惠，谋私利。

“与习书记共事的几年是我深受教育的一段经历。”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赵守箴深有感触。他说，从反腐倡廉到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习近平都强调要从严要求。

时至今日，赵守箴仍然对自己到福州工作参加的第一次常委会记忆犹新。“习书记在会上说，我们一起工作要互相帮助，更要互相监督。每个人都要诚恳虚心地接受监督，形成风气。”赵守箴一字一句地回忆当时习近平说的话，“这两句话令我深受教育，到今天还觉得受益匪浅。”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得民心呢？靠的就是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条真理。”1990年2月，习近平在《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一文里这么写道。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道：“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

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党带领闽东人民取得了翻身解放，也只有党才能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我们应当继续加强党的建设，突出地抓好思想建设、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

——习近平《摆脱贫困·同心同德兴民兴邦》

在福建，习近平先后在宁德、福州担任党委一把手多年，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也是着力探索的问题。其中，思想建设、班子建设、基层组织建设是他重要的抓手。

习近平到宁德上任，别的行李少得很，却带了几大箱书。

到任见面会上，习近平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学习”。他说：“闽东是老区、革命根据地，我来这里工作，对我本身也是一个鼓舞，要好好向大家学习。”姚智梅说，当年谦虚好学的习近平给班子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增光回忆说，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学习，读书学习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特别喜欢看马克思主义原著，看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当年工作时，我经常到习近平的办公室。办公桌上，在一堆文件材料中经常能看到翻开的《邓小平文选》”。

抓思想建设，习近平着重抓学习，高度重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个显著特点。

1990年5月，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习近平不无感慨地说，马列主义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的。

1997年和2001年习近平分别发表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两篇学习马列主义的论文。

“习近平外出开会和调研都带着书，休息时一有空就拿出来潜心研读，见到有新书、好书便立刻买下来读。”陈增光向记者回忆道。

让大家记忆犹新的是习近平“夜找书店”的故事。

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到寿宁县下党乡调研。下党是寿宁最边远的山乡。习近平一行从县城出发，沿崎岖山路步行2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晚饭后，他们又步行回来，到住处已是晚上10点多。大家不仅疲惫不堪，而且脚上都磨出了血泡，匆匆处理一下，都赶紧回房休息了。处理完脚上的血泡后，习近平思考着白天调研的收获，竟然毫无睡意。他问地委随行人员：“知不知道哪里有书店？”大家都回答不清楚。于是，他决定自己到街上找找。

深夜的寿宁街头，一片寂静，空空荡荡，偶有行人经过。习近平一路走，一路问，终于找到了一家书店。他很高兴，走进书店，看了又看，找到一本自己喜爱的书，赶紧买下来，回到宾馆细细品读。

多次陪同习近平调研的连德仁在日记中记载：每次习书记来寿宁，晚饭后必到街上逛书店，而且是认认真真看，不是简单地逛一逛就走了。

让连德仁印象更深的是，习近平第一次到寿宁调研，就要求县里把《寿宁县志》找出来认真阅读。这还不够，他又请人找来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任寿宁知县期间写的《寿宁待志》。采用第一人称写就的《寿宁待志》，既是有地方色彩的志书，又是冯梦龙在任四年的总结。习近平边看边点头，对提倡男女平等和“无讼”理念的冯梦龙倍加赞赏。

1988年8月10日，习近平到霞浦县调研工业。晚上，他看完《霞浦县志》，又点名要看清代李拔编撰的《福宁府志》。工作人员找到后，他高兴地说：“今晚可以轻松地过了。”

有一次，与习近平一同调研的陈增光忍不住问道：“习书记，这么辛苦跑了一天，为什么还要加班看县志？”习近平对陈增光说：“一县之志，就是一县之史。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学县志，就是学当地的人文历史；尊重县志，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历史记载，有正面，也有反面，可以供后人借鉴。”

当时地委班子的成员们都被习近平这种刻苦读书的劲头所感染。“习书记爱读书、好读书，而且能从书中汲取智慧，善于运用历史思维分析现状、认清趋势、把握未来。”如今大家聊起时，都说习近平总书记有如此宽广的世界眼光，洞悉世界发展大势，历史典故信手拈来，这与他长期坚持读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不仅带头读书学习，还在多个场合语重心长地叮嘱领导干部要好学乐学，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经常给自己“加油”，不断给自己“充电”。

海拔800多米的屏南仙山草场，地远山高，只有一条狭窄的山间小道通往外面，很少有领导干部去过。

1989年8月底，主政宁德还不到一年的习近平打破常规，率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各县（市）委书记及地直机关部门负责人，专门来到这里，举办一期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

盛夏的仙山草场酷暑难耐，大家走得大汗淋漓。实地看到百姓肩挑手提运送农产品，亲身感受大山深处百姓的艰苦生活，干部们顿时感到肩上的责任十分沉重，上了一堂加快发展的“现场课”。

就在这偏远的大山里，干部们平心静气、认真学习。围绕落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就如何增强党的领导、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大家通过互相交流、碰撞思想，有了很大启发。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求实、求真、求深的精神，抓好思想理论建设，带头学好、用好马列主义，真正掌握理论武器。”读书班小结时，习近平提醒大家，我们的工作比较繁忙，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很少。所以，我们应当有一种雷锋的“钉子”精神，挤时间学习，争分夺秒地学习。要虚心向书本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

“在仙山草场，大家边学边思边议，对学习这件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全区领导干部的学习风气浓厚起来。领导班子学习中心组的理论学习自此开创了一种新形式。”回想起这段往事，李金煊不无感叹地说，习近平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如果能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习近平这样忠告地委的同事们。在大家看来，习近平要求干部注重学习特别是理论学习，就是希望大家能通过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素质，从而增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战斗力。

1988年9月，宁德地委部署在全区开展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再学习再讨论。通过认真的学习讨论，不少地方的干部，提高了认识，开拓了视野，重新分析了本地的优势和劣势，寻找落后的主要根源，调整修正了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和规章制度，促进了经济工作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组织建党，重在队伍建设。

“习书记关心大家学习工作，也关心大家的成长。”陈增光说，宁德是艰苦地区，优秀人才少，优秀青年干部更少。习近平主政宁德时，积极探索青年干部宏观管理办法，并大胆试验。

1989年3月，宁德地委决定对地直机关新任领导实行试用制。从当年起，凡新提任的地直党、政、群机关副处级和处级领导干部，一律实行试用制，试用期为一年，期满考核依成绩决定去留。

“习近平同志当年倡导的这一用人制度改革，在全国属于首创，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年轻干部多‘墩墩苗’。”张经喜回忆道。

张经喜说，当时闽东落后，干部思想状况不一，有的急躁冒进，有的思想贫困，这引起了习近平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在《从政杂谈》中说，青年干部是党的事业的希望，他们热情高、有闯劲，但也有许多短处。在成长过程中应当扬长避短。

他提出注意四忌：一忌急于求成。人们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三把火”该不该烧，什么时候烧适宜，都要从实际出发。二忌自以为是。任何盲目的“自我感觉良好”，都会对真理产生排斥心理，使我们与真知灼见隔离，与成功无缘。三忌朝令夕改。“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青年干部要不为一时议论所动，不为一时扬抑所惑，不追赶时尚，不迎合潮流。四忌眼高手低。在“做大事”上，青年干部都要有一种老实的态度，甘做最普通的事，乐于扮演拾遗补缺、跑龙套的角色。

“育人是用人的基础，是造就和选用高素质人才的前提。习近平同志的这一用人理念一以贯之。”赵守箴说。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对青年干部的一番话让大家感到十分温暖：对青年干部既要热情爱护，又要严格要求；既要充分肯定他们的优点，又要热忱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从1991年开始，本着“全面锻炼提高，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福州在年轻干部中普遍开展了岗位轮换、纵横交流、外派挂职、担任助理、压担子锻炼。

广为闽东干部熟知的是，习近平提倡念好知、举、用、待、育的“人才经”。他说：“干部问题就跟摆棋子一样，要摆得恰当，发挥最佳效果，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他强调，闽东是一个穷地方，需要一批能吃苦、讲奉献的人去工作。对闽东干部的评估不能注重于他近期内做出多少醒目的成绩，而要注重于他是否尽心尽力去做长期性、铺垫性的工作。

同时，习近平也提出“为官四要”，即“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一方，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为官之德在于清廉，为官之义在于明法”。

1990年7月25日，在福州市领导干部会议上，习近平谈到自己在实践中的体会时说，有“四种人”不能用——

一是做官期望值过高的人。做官要求一直得到满足，唯独一次得不到满足，于是就躺倒不干。

二是善于钻营的人，专门去揣摩领导意图，精力不在工作上。

三是“天桥把式”的人，光说不做，专摆花架子，不肯办实事，也叫作“空里客”。

四是欺上瞒下的人。

习近平的话掷地有声：“要你当官，不是叫你来经营自己的‘安乐窝’，搞自己的‘根据地’，来当‘山大王’。在其位谋其事，谋共产党的事，谋社会主义的事，不是谋你自己一家一户的事，不是谋你小集团的利益。一个地方能不能发展，首先在于领导班子一班人，能不能形成一股正气，为人民谋利益。”

“习书记对当官为什么、怎样当好官、选什么人当官都有自己的思考。”陈增光说，一个地方风气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人用人的导向。习近平襟怀开阔、识人善任，对干部既真诚又严格。在宁德的两年，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合适的岗位。

干部要严管，也要保护。

时任平潭县书记刘嘉静在开展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难题。对此，习近平还专门作了批示，鼓励刘嘉静克服困难，大胆地做好工作。过了20多年，刘嘉静回忆起总书记关爱干部的情境，仍然很激动。

不仅重视选人用人，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把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来抓，打牢基础，把堡垒建在基层。针对农村中存在“少数党组织落伍了、散伙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见了”的现象，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有的村党支部，说话没有力气，农民不愿听，那一定是因为这个党支部的作用已经是日薄西山。”

1989年1月7日，习近平就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批示，要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搞好基层组织建设，调整不适应、不协调、不健全的“三不”班子。

为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1989年，根据宁德地委的部署，全区整顿、调整了429个农村基层党支部，评出基本不合格和不合格党员3650名，占党员总数4.4%，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群众反映这次评议是‘雷声不大雨点大’。”说起这件事，张经喜历历在目。

1991年起，福州市委实施党的“堡垒工程”建设纲要。两年后，一类支部从52.8%上升到86.4%，三类支部从8.37%下降到2.4%。全市162家具有建立党组织条件的三资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还出现了外商主动向市委“讨”书记的新气象。

“‘上头千条线，下头一根针’，只有把基层组织建设好，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否则，上级机关的工作就只能是自我循环式的空转，忙来忙去只是瞎忙。”这是习近平1990年6月到罗源、连江、长乐三县开展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昔日纸褙军门前，今日文明一枝花。”这是1995年4月习近平送给福州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的一副对联，借此褒扬军门社区以党建创新推动社会管理的好做法。

习近平前后三次到军门社区调研。2014年11月，已经担任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三次到军门社区调研。他特意走到“昔日纸褙军门前，今日文明一枝花”的对联前，给大家介绍当初为什么要用“褙”这个字，重温了他初来军门社区时看到的情景。

那是1991年初，习近平第一次到军门社区调研，军门居委会党支部刚刚成立，办公条件很简陋，还是低矮的平房，与社区民房一样，墙壁上都褙着报纸。

“当时，我们社区党支部艰苦的工作环境，对习书记触动很大。他给大家加油鼓劲，每个人都备受鼓舞。”从1972年起，军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就在这里工作。林丹说，后来，在社区党支部带领下，社区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习近平第二次来调研时，看到这一情况很高兴，这副对联脱口而出。

“20多年来，这副对联一直贴在我们军门社区展厅门前，这14个字激励着社区每一位工作者。”林丹说。在社区党组织带领下，党员、社区管理者、志愿者拧成一股绳，为社区管理和服务献策出力。军门社区探索出的“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已在福州全市所有社区推广。

“大伙儿就是记住了对联上的一句话，齐心协力，创建了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还获得100多项荣誉。”林丹这样向习近平汇报。习近平叮嘱她说，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社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天天同居民群众打交道，要多想想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这是2016年习近平对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对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成为福建加强党的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力投身新福建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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