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落马的国企老总，都有怎样的“花样任性”？

原标题：那些落马的国企老总，都有怎样的“花样任性”？

国资委原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张喜武被立案审查后，很多人关注到对他的降级处分。与此前那些“断崖式降级”不同，张喜武仅降了一级，降为正局级非领导职务。这一处分初看起来，似乎颇有令人意外之处。

张喜武最重要的任职经历是在神华集团，从1995年入职神华到2014年调任国资委，他有近二十年时间都在神华集团这一煤炭行业的龙头央企。而恰恰是张喜武深耕多年的“大本营”，在他调任国资委之后的两年里连发腐败大案。神华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助理、神华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张文江，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监察局原主任师刘宝龙，神华能源公司原副总裁华泽桥等五名高管先后被查。

张喜武作为曾经的一把手，其下属这样大面积腐败，而对他的处罚仅降了一级，很多人可能觉得“轻了一点”。其实，这只能说明张喜武没有太大的经济问题，但其政治问题仍然相当严重。通报中指出张喜武违反了四项纪律，尤其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党内选举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打探巡视信息。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当下，这种种“任性”都是难以宽宥的问题。看似他只被降了一级，但对于曾经的中候补来说，这样的处分堪称严厉。

就在张喜武被宣布审查六天前，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要求今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对为数众多的国企，要求其在半年内完成改制，凸显了改革的紧迫性。在有限的篇幅里，我们很难对国企做整体性的盘点，但如果以一把手为切入点，梳理一下这些国企“老虎”们的种种行状，就不难理解国企改革的紧迫性。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国企高管，大部分留下的口碑都是能力很强、脾气很大、有浓厚的家长制作风。比如，中石油原总经理廖永远大学毕业后扎根油田基层十年，凭着自己的稳扎稳打在1992年成为默默奉献大学生的典型，还受到了时任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但当他身居高位后，任人唯亲、独断专横的一面就开始显露出来，被多名中石油员工举报。而一汽集团原掌门徐建一，曾两次在公开场合掌掴下属。原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雪枫，当年在煤企当老总时，据说“骂副总像骂儿子”。他父亲生病，企业的一些处长在陈父病床前，“像见到自己亲爹一样痛哭流涕”。

这些国企高管除了确有一定工作能力外，其业绩也搭上了整体经济迅猛增长的顺风车。犹记得刚做记者那几年，国企的宣传材料里最突出的，都是优秀企业家如何带领企业做大做强。但在经济开始转型之后，规模成了负担，业绩表难看起来，优秀企业家们那些高瞻远瞩的战略仿佛一下子都失灵了。这种落差背后，其实意味着某些国企高管并没有转变自己的管理思维。当兼并做大不再能带来丰厚的利润、企业更多的要靠“内功”去拼市场时，他们原来的那三板斧就不灵了。

徐建一在入主一汽集团之初，曾投巨资打造一汽红旗汽车。他的想法是先拓展公务车市场，然后借势开拓民用车市场。这在追捧“政府专用”的社会氛围下，未必不是一条路子。然而，随着公务车改革启动，中央严格规范政府采购公务用车，需求大幅减少。徐建一脱离市场需求的经营策略遭遇惨败。

原中石油董事长、党组书记、后晋升国资委主任的蒋洁敏，是周永康“石油帮”的骨干力量。正如人们后来所知，周永康提拔蒋洁敏的同时，在暗地里搞“非组织政治活动”。蒋洁敏担任青海副省长后，曾放言“生进中南海，死入八宝山”。陈雪枫在担任河南煤化集团一把手时，为了谋求河南副省长的职务，划拨几千万企业经费为自己大造舆论，一时间河南的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煤化集团的广告。而他如愿获任后，分管的又是工业，继续在更高的职位上谋利。这种利用经济资源优势，进而谋求更高权力的做法，对政治生态也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中央深改组通过的《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虽然还未公布全文，但其宗旨已经明确，就是推进“公司制”改制。不断剥离国企的行政色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尊重董事会在企业重大决策中的决定作用。这样的改革不但能杜绝国企一把手的家长制作风，对遏制腐败增量无疑也是有好处的。

（文/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