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教育三君子:抗战时陈鹤琴 赵朴初 刘湛恩事迹

难民教育三君子

——上海抗战时期陈鹤琴、赵朴初、刘湛恩事迹考略

导言：

2017“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由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创办于2011年，迄今已举办七届。回顾往届论坛主题，从“人文纪念与城市精神”，到“先贤与城市发展”，到“国际友人与中国共产党”，再到今年的“全民抗战中的上海与国际友人”，所涉主题始终围绕着先贤和上海，“人”与“城”这两大焦点，铭记那些为这座城市的变革与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先贤们，让他们的精神生命长久绽放。

本系为2017“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稿集。

今年是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8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不由回想起抗战爆发起，我父亲教育家陈鹤琴和赵朴初、刘湛恩在上海办难民教育和难童教育的事迹，以及他与创建南市难民区的法国饶家驹神父的合作与友谊。

一、艰难风雨忆畴昔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接连出动了100余架飞机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闸北、南市火车站和大量工厂、民房被毁，数以千计的居民被炸死，熊熊大火延绵数里，满天红光，硝烟滚滚。那时候我还年幼，只有6岁。记得我们站在住家楼房（兆丰公园对面愚园路）的阳台上，亲眼目睹日机野蛮的大轰炸，机翼上涂有太阳旗的日机，疯狂地轮番向地面俯冲，隆隆的轰炸声震撼着大地，也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

面对着数十万难民进入租界，他们露宿街头，生活无着，无家可归，据当年《立报》所载，1937年10月初统计，上海的难民不下130万人，拥入租界的最高峰时达70万人次，仅在上海租界越界区和南市安全区，躲避战火的难民人数大约为30万人。在上海各慈善团体的努力和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成立大批难民收容所和难民教育机构。

赵朴初先生回忆：“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我负责战区难民收容工作，在两三年中，先后收容难民五十多万人次，其中有老年、壮年、青年，也有少年儿童。我们曾在一个地方搭了一个很大的棚屋，收容上千人，叫作难民营，先后共有二百多所难民收容所。当时有两位教育家主动来帮助我们办难民教育。一位是过去沪江大学的刘湛恩，他是非常爱国的，后来被敌伪特务暗杀了；另一位就是陈鹤琴先生，他那时负责上海公共租界的教育工作。他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在难民收容所进行的教育，主要是抗日救亡教育和扫盲教育及对儿童的一般教育。陈先生当时不仅关心抗日救亡教育，并且关心拉丁化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把它作为扫盲的工具。”（原载《陈鹤琴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213页）

1938年初，父亲陈鹤琴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简称慈联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任副主任，赵朴初、陈望道、陈选善、韦悫任委员，朱启銮为教育组组长，并聘请朱启銮、周克、丁瑜、杨昌镛、吴宝龄等5人组成巡视组，指导各收容所难民教育，扩大了难民教育的合法权力。他们在难民收容所的儿童和成人男女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和抗日教育。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初步计划，内容包括（1）儿童教育；（2）成人教育；（3）职业教育。陈鹤琴主持编写了一整套教材，在各难民收容所儿童读书班广泛使用。在他的倡导下，许多难民收容所开展难民生产自救，改善难民生活，如织袜、织麻袋，开办儿童玩具工厂等。

由于难民年龄、文件程度不同，各收容所分设儿童班、成人班、妇女班。儿童教育班之学级编制，依照小学六年制组织，在第五所中设幼稚班。成人教育则根据程度及性别分班，如成人班、妇女班。然而，有的难民收容所因环境关系，用分棚编制，每一棚为一单位，采用个别教学法，不分年级。其他特殊训练，如新文字班，刺绣班，则另行分班。

各所教师均由社会热心青年义务担任，救济会略给津贴，每一位教师专任者每日任4小时，每周任课24小时为原则，半日服务之教师每日以任课2小时，每周以任课12小时为原则，不及规定时间者为兼任教师。在儿童教育方面，由于各难民收容所没有教室和桌椅，也缺少经费，陈鹤琴便以自己的声望募集经费，借附近小学教室上课，使儿童得以在较好的环境里学习。

在成人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方面，除了文化知识学习外，各难民收容所举办生产自救和技术培训，在16个收容所内组织了11种生产活动，如印刷、织袜、缝纫、编织、儿童玩具、木器等，这对节约救济经费，改善难民生活也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这些教育活动，使得难民中的儿童没有因为战火丧失受教育的机会，而一些成年人在经过扫盲教育与技术培训后，在战争结束后也更有能力适应新的生活。陈鹤琴指出：“难民问题是不能单靠给饭吃、给衣穿和给住宿就能全部解决的。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被最好地运用。只有慈善的施舍，而没有教育和工作，就可能产生乞丐，因此给难民适当的教育和有益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载陈鹤琴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208页）

二、大棚里的难民学校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查阅到一份珍贵的档案史料，即1938年刊布的《上海国际救灾会六个月工作报告》，档案自民国廿六年八月十三日起，至廿七年二月十五日止，刊布会址：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三楼。内容包括成立经过，工作概况，难民教育，难民医院等八章。为中英文合刊。序言由上海领事团首席领事、挪威国驻沪总领事、上海国际救济会会长奥尔撰写。该报告第五章“难民教育”中，明确提出“本会教育工作属于本会行政之一部分，设置一教育组主持之，请由陈鹤琴先生为主任，办理所属六收容所之难民教育事宜，并请定视导员一人，专司教育视导工作。办事员一人，专司购办保管分发教育用品之职。关于行政方面由主任召集所教育负责人员共同商讨解决，每两星期开会一次。本会所属六所教育，因环境及组织而异其设施（《上海国际救济会六个月工作报告》“沪西区难民之营救”，页7。上海国际接济会主编，民国廿七年七月出版，第五章《难民教育》，“一、行政”，页23。）。”

在这份历史档案中，还有一幅“上海国际救济会组织系统”示意图，从图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在上海创办了南市难民区的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红十字难民救济委员会负责人饶家驹，与担任难民教育组（又称难民教育委员会，实则是同一组织名称）主任的陈鹤琴，是同属一个“组织系统”，即上海国际救济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两个人其实还是真正的同事与国际友人的关系！（见该列表，引自1938年奥尔撰序、编辑出版的《上海国际救济会六个月工作报告》）。

当时，国际救济会陈鹤琴和饶家驹神甫合作，在震旦大学操场上的大棚难民营内，还设有一所难童的“国际中学”，约100名学生分设两个班，陈鹤琴担任名誉校长。关于这所国际中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院顾问、《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难民》一书作者阮玛霞女士所提供的影象资料中，曾有过鲜活而生动的纪录：银幕上，我们看到学生在分班之后，排着整齐的队伍，井然有序地走进教室读书学习。在另外一个片断中，我们看到了难民乐团的学生们在练习鼓乐，他们一个个神情专注，训练有素。这些乐团的男女年龄大约都在十二、三岁之间。由陈鹤琴领导的难民教育组还配置了难民乐团（《上海国际救济会六个月工作报告》第五章《难民教育》，“十、其他活动”，页28。其文云，“除受儿童教育成人教育之普通教育外，各所尚有其他教育活动，如新文字研究班，查经班，小先生训练班，刺绣班，编织班，戏剧班等活动，并因各所事务上之需要，训练服务人员，如医务，警务，妇女家事训练等，以资助理各收容所日常事务。”由文中则可知，难民乐团实为开展难民教育之一内容。），并常常派难民乐团到饶家驹神甫创办的南市难民区和其他区的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救亡演出。如《战事画报》刊载的关于难民乐团演出的新闻报道，就曾经出现过14次。演出时，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职员于各收容所之屋顶张悬红十字会旗帜以示区别。

又，据潘光教授《饶家驹神甫与国际救济委员会的难民收容工作》所述，其父潘大成（中共老党员）与饶家驹有师生之谊，潘大成在负责国际一所难民所时十分重视难民教育工作。教育家陈鹤琴担任国际救济会教育组负责人，教育界、文化界、慈善界名流刘湛恩、陈选善、赵朴初、姚惠泉、何清儒、韦捧丹（韦悫）、陈望道、陆高谊等都积极支持、参加难民教育工作。据家父等亲历者回忆，难民教育分三个层次进行：儿童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在儿童教育方面，由于各难民收容所没有教室和桌椅，也缺少经费，陈鹤琴便以自己的声望募集经费，借附近小学教室上课，使儿童得以在较好的环境里学习。在成人教育方面，教育组组织难民积极参加职业训练，方式包括课堂指导、讲课、体育锻炼、看电影和讲故事，尤其注重自身能力和卫生习惯的培养；很多难民所还成立了男、女班，免费放映与教育和卫生相关的电影。在职业教育方面，不少收容所组织妇女刺绣，生产工艺品，并组织青壮年参与制造和推销工作，还有难民所办起了玩具工作和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技工和专业人员。饶家驹神父对国际一所和其它所的难民教育工作大力支持、积极参与，陈鹤琴则一直亲自主持和指导上述各项工作。

苏智良教授通过查阅史料和实地考查提供了一个实证：难民区在梧桐路老天主堂处设7所难童学校，招收了2000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得到教育的难童有3万人。除教授难童文化外，还注重品德教育，培养他们“自助·品格·责任·节俭·互助·勇敢·公益·诚实”的精神。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问诊处12处，并在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区内还设立了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200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办起一个刺绣与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执教，收难民妇女为徒。

除了文化知识学习外，还举办生产自救和技术培训，在16个收容所内组织了11种生产活动，如印刷、制袜、缝纫、编织、儿童玩具、木器等，这对节约救济经费，改善难民生活也起了积极作用。

三、在难民教育中推广新文字

抗战初期，教育家陈鹤琴与语文学家陈望道组织和领导了上海的新文字工作。据赵朴初先生的回忆：“当时的一些教育家，如知名人士刘湛恩、陈鹤琴等人和一些同情我国的外国人士也主动来支持我们的难民收容工作。陈鹤琴先生当时负责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他大力支持在收容所推行新文字运动。胶州收容所几个教员被日寇指名要求租界当局逮捕引渡，巡捕房把他们扣留了。我们通过陈鹤琴的关系，把他们保释出来。”

在难民教育运动中，由于陈鹤琴大力倡导与推动，上海举办了很多难民新文字班，成为全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中心。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广泛建立“新文字学会分会”、“新文字小组”，积极开办新文字讲习班、研究班、学习班、训练班等约150期，培训了一批新文字师资和宣传骨干。有资料显示，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等人在40所难民收容所、3万难民中进行扫盲实验，取得显著成绩。教育家陈鹤琴大力支持这一工作。他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活动，热情宣传和推广新文字。在推行新文字过程中，陈鹤琴亲自编写拉丁化新文字《民众课本》2册，《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肯》等中外历史名人故事15册，并翻译小说等。通过这些教材的内容，我们可以感受到旧时代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倪海曙先生撰文述及当时的情景，他回忆：“为了在难民收容所开展大规模教学实验拉丁化新文字教育，（陈鹤琴）先生亲自设计了一种徽章，这种徽章是圆形的，中间画有一把象征开启知识之门的钥匙，徽章上有‘扫除文盲’4个汉字，周围有一圈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的话语：‘我能看书写字’。读书识字的难胞们学会拉丁化新文字后，就奖励他一枚这样的徽章。1938年6月，难民教育股发布由（陈鹤琴）先生起草的《收容所新文字教育草案》，并且举行各收容所的第一次新文字总考试。难民教育股出版的难民教育刊物《民众常识》，也用四分之一篇幅辟了一个《新文字专栏》，供学习新文字的难胞阅读。

四、以难民教育推动抗日救亡活动

前已述及，陈鹤琴在讲到开展难民教育的一个宗旨，“是为难民服务和谋幸福的良好机会。在人口密集的收容所里，整千整万的难民预备受教育。有了教育，这些儿童将长成为国家有用的公民。有了教育，各收容所的难民会变成有益于社会的人们。”他又指出，“我们想方设法给他们受些教育，受些简易的职业训练和公民的训导，使他们离开了收容所，可以从事社会上健全的活动。”

难民教育委员会在章程里规定，除受儿童教育成人教育之普通教育外，各所尚有其他教育活动，如新文字研究班，查经班，小先生训练班，刺绣班，编织班，戏剧班等活动，并因各所事务上之需要，训练服务人员，如医务，警务，妇女家事训练等，以资助理各收容所日常事务。

抗战爆发后，陈鹤琴发起组织“儿童保育会”，被推选为理事长。办报童学校，聘朱泽甫为校长。报童仍住在收容所，他们在街头卖报认识街头许多苦孩子，于是把这些苦孩子组织起来，进行学习。1938年春，报童学校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办起来。从外滩到静安寺，从杨树浦到曹家渡，因地制宜，分点设校。陆续办起了10所报童学校，吸收了3000多名报童。报童学校学生一部分后来也转入了慈联中学，之后，有一些人参加了新四军。

笔者查阅相关史料，抗战时期上海的难民教育不仅注重教育和培养难民的谋生本领，还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在中共地下组织推动下，由陈鹤琴为首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在全市各区办起11所夜校，吸收工人、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夜校共办5期，有5000名学生参加，这是一支活跃在“孤岛”上的文化战斗队伍（凌集熙：《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载《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二辑，页132。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编辑，1983年6月出版。）。

1938年9月，在国外进行抗日宣传的陶行知返程抵达香港，在致张宗麟的信函中，陶行知特别提出：“陈、赵、黄（按：即陈鹤琴、赵朴初、黄定慧）诸先生发起难民教育协会，对难民进行战时教育，成立儿童保育会，举办报童学校，培养报童人才幼苗，均为善举，甚合我意。行知立定志愿，回国后尽力保育难童工作，培养人才幼苗，为抗战积蓄力量，为建设培养专门人才，请你和泽甫弟代我向陈、赵、黄诸先生致意。”

另，潘大成《关于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的工作》一文亦云，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该所在组织难民参加劳动生产、对难民进行语文、算术与急救常识等基础知识的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国际救济会教育组负责人陈鹤琴的支持下，该所办了一至六年级小学、一年级的中学、无线电通讯训练班。该所地下党支部还以遣关难民回乡为名，把有的难民输送到浙东、苏北打游击，一部分从上海出发经过温州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争取国际救济会发给每人五元的路费。

在1938年8月至1939年初，赵朴初争取到国际红十字会和各界的赞助，以“移民垦荒”为由，巧妙地分三批安排受过培训的青壮年难民千余人赴皖南、苏北，参加新四军。据时任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副组长的杨昌镛先生文章说，1938年上半年，中共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交与他一个任务：在短期内在难童中挑选学员，筹办一个无线电报务人员训练班。杨昌镛即和难委党团领导朱启銮相商，由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掩护，征得难委领导成员丁瑜及吴宝龄二位收容所主任的支持，于1938年7月在宁波路川康实业银行内筹办了“电训班”，人数约50人。名义上是培养难童一技之长，谋取生活出路，其实是为中共革命根据地培养服务人员。

经过2个多月的紧张训练，第一批15名能够熟练掌握发报技术的学员，由刘少文、吴成方陆续送往新四军工作。嗣后又紧接着举办了第二期，“八办”派了电讯专家李绳铭担任技术教员，学员的技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前后两期训练班共培养约50余名学员，其中有38人被送往新四军工作。

五、刘湛恩从事抗日惨遭暗杀

由于父亲陈鹤琴及一大批爱国志士积极从事上述大量抗日救亡活动，遭到日寇和汪伪之忌恨，由此被列入暗杀名单。当时汪伪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设立“76号特工总部”，专门从事对抗日进步人士的暗杀活动。1938年4月7日晨8时半，父亲的挚友、难民教育委员会副主席、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携子出门，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口公共汽车站候车去圆明园路学校时，突遭日伪收买的暴徒狙击，当即牺牲，年仅43岁。

父亲获知这一噩耗，十分悲痛。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在《救灾会刊》上发表了一份悼词，我将这份悼词的内容抄录如下：

志悼

本会难民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刘湛恩博士，于四月七日上午八时半，惨遭狙击，重伤殒命，噩耗传来，同深惊悼！除致唁刘君家属，并派员协助治丧外特志本刊，用表悲思。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谨启（《救灾会刊》，民国二十七年三、四月合刊。）

刘湛恩先生被汪伪特务暗杀之后，激起上海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义愤，同时纷纷向刘氏遗孀伸出援手，捐钱捐物，刘夫人痛悼之余，复能善体遗志，承讣告亲友，将赙仪分助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当时的报道内容是这样的：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呜谢启事

敬启者：本会难民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刘湛恩博士，惨遭狙击，重伤谢世：刘夫人痛悼之余，复能善体遗志，承讣告亲友，将赙仪分助本会，俾充救济；急公忘私，良深钦佩！除登报纸奉扬仁风外，兹先将四月十九日前经收数额，详细披露，籍囊微信并呜谢忱。

但是，日寇和汪伪的猖狂杀戮，并没有吓倒正义的人们。沪江大学师生和各界人士三千余人举行了盛大的席刘湛恩先生遗体送葬仪式，震动了上海。

结语：

打开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英文档案，其中的汪伪黑名单情报及1939年11月13日汪伪特务闯入陈鹤琴寓所（上海胶州路300弄17号）行刺的情报赫然在目，这份英文档案的内容全文如下：

“目前，盛传日寇资助的恐怖小组正计划在农历新年假期期间，进行暗杀行刺行动。中国当地的一批文化界领导人物，包括陈鹤琴，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以及办公地址位于福州路436号的《平报》和爱德华七世大道160号的《新闻文摘》的主编成员，均被列为暗杀目标。鉴于该等情报，上述人员已经采取额外戒备措施，以确保其人身安全。前述人员居住地址及办公地址如下：

姓名：陈鹤琴

办公地址：上海工部局大厦，福州路

居住地址：胶州路300弄17号（戈登路地区）”

每看到此，于是童年时代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又在脑海涌现——

汪伪特务先暗杀了著名教育家、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接着传出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的消息。父亲为了躲避敌人的跟踪，他蓄起胡须，化装成商人的打扮，继续从事抗日进步活动。1939年10月26日他得到中共地下党和工部局警务处通知，立即秘密离沪去宁波隐蔽。1939年11月13日晚，汪伪特务持抢闯入我们家寓所，企图行刺暗杀我父亲。当时，我们家寓所在上海胶州路300弄17号，是一座小花园洋房，周围环境较清静。13日晚7时半左右，正好我们全家母亲和兄弟姐妹吃好晚饭时，突然有人敲门，一开门就冲进来3个男人，全部头戴西服帽，身着深黑色长大衣，每人手里都拿着手枪，为首的一个长着斜白眼，他把我们赶到厨房间，凶狠地叫嚷：“陈鹤琴在哪里？”并用手枪对着我们，母亲和我们说“不知道”。其他2人就手持手枪上楼对每间房间搜查，搜查无结果。为首的一个就用手枪柄将挂在客厅里父亲的大幅照片的玻璃打碎，将照片取下带走，然后在家门口用手枪连续打了3枪，3个特务才离开。我们亲爱的父亲，由于事先得到中共地下党和工部局警务处的通知，及时转移，才幸免于难。第二天清晨，我们在家门口大理石的地板上拣到了3颗手枪子弹壳，我把它保存起来。我心里默默地想，这是日本鬼子和汪伪特务妄图杀害我父亲的铁的罪证，我要永记心头。

父亲逝世于1982年，他离开我们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如今我自己也已步入耄耋之年。但是，父亲的在抗战时期对难民教育所表现出的种种往事，如今回忆起来，依然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恍惚如隔昨日！这些已成遥远的往事，它是那么地温馨，烛照着后人，鼓舞着我们永远珍惜今天，面向美好的未来！

图一：赵朴初先生手迹

图二：难民学校的女生与男生同班读书

图三：上海国际救济会组织及行政系统图表

以下数帧图片就是当年难民教育付诸实践的场景。

图四：难民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街头向人力车夫传播文化知识，宣传抗日道理。 

图五：难民教育学校的学生正在给一名老虎车工人上课。

图六：棚船也是课堂。这是船民在教师的辅导下进行扫除文盲的读书活动。 

图七：图为陈鹤琴设计的徽章，用来奖励难胞们学习新文字，在他们学成结业时颁给。 

图八：陈鹤琴（右一）与刘湛恩（左一）在宜兴桥工学团踏勘时与该校农友和小先生合影。 

图九：陈鹤琴因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遭汪伪之忌，被列入暗杀名单(英文)。

图十：为了躲避敌人的跟踪，陈鹤琴蓄胡改装，继续从事抗日进步活动。

（作者 陈一心，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之子，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相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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