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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藏书第一人韦力:别人的“散”,构成了我今天的“聚”


来源:青年史学家

原标题:专访中国藏书第一人韦力:别人的“散”,构成了我今天的“聚”


猛犸新闻·东方今报首席记者 梁新慧/文 袁晓强/图


人都会有点爱好,但能把爱好做到极致很难,而能把爱好做到全国第一的,则凤毛麟角。今年53岁的韦力,就是这样一个人。

作为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在他天津的别墅、北京的书库和书房中,共存有8000余部、70000余册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50余件、200余册,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近20部、300余册。

作为赫赫有名的藏书家,它不但藏书,他还潜心钻研,相继出版了《古书收藏》、《书楼寻踪》、《芷兰斋书跋初集》、《芷兰斋书跋续集》、《古书之美》等多部著作。

用他的话说,“我对书的挚爱,尤其是那毫无节制的展延,正是我乐观向上的最佳注脚。正因为爱书,所以愿意去探寻跟书有关的一切,凡是与之相关者,都能给我带来无限欢欣,这让我更加留恋这个世界的美好。”

于是,他开始寻访历代藏书楼,自然而然,又有了洋洋洒洒几十万文字的专著《书楼觅踪》。6月6日,韦力来到郑州做客松社书店,举行了一场以“藏书楼让历史永恒”为主题的新书分享会。分享会开始前,韦力接受了猛犸新闻记者的采访。

我的寻访,是向历朝历代藏书人的祭拜、纪念和礼敬


▲甘熙津逮楼 江苏南京

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梁启超的饮冰室、傅山的红叶龛、沈括的梦溪园、顾炎武的读书楼、刘鹗的抱残守缺斋、曾国藩的富厚堂、顾颉刚的宝树园、叶恭绰的幻住园……这些年,藏书家韦力踏遍全国,寻访被时光和尘埃掩埋的一座座古旧藏书楼。

这是项繁杂而庞大的“工程”,韦力把这种自己花钱吃苦受累的事情当作一种“行为艺术”,用行动来做实证,提醒人们注意藏书楼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价值。

翻阅这套书,既是韦力先生的点滴真实经历,更是对每一位读者的邀约。这套书带领着每位读者走南闯北,在一座又一座保护完好或者濒临损毁的藏书楼前留下到访的印记,对每一位传承着中华文化和古籍文物的藏书家予以致敬。

所以,不管你之前对于古籍、藏书楼、藏书家是有所了解还是毫不知晓,只要翻开这套三卷本的《书楼觅踪》,你就会发现,身边还藏着众多不为人知的历史遗迹和典故,会发现古书的世界如此美好,更会感觉到中华文化是那么深入人心、隽永绵长。

其实,《书楼觅踪》并不是韦力撰写的第一部有关藏书楼的书。

2004年,他的《书楼寻踪》就收录了他所寻访的140处遗迹。该书出版后,赢得了不错的口碑,畅销程度超过韦力的想象。“这本书很火。火到什么程度?再版了三次。”

按照韦力的想法,这本书火了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人去干寻访藏书楼的事儿。可他等了几年,却不见任何动静。

身边的朋友分析后说,寻访书楼还是挺难的,要有时间、有精力,还要有钱。文人很少有闲暇去做这样的事儿,有钱人也大多不会这样做。

“确实是这个道理,寻访藏书楼要走遍全国,投入太大,而收入太少,即便是因为寻访出本书,稿费才有几个钱。”韦力笑言。

于是,韦力继续寻访藏书楼。

在他看来,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来说,书籍是重要载体和象征。大量传统典籍能够流传至今,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正是他们的尽心尽力,才使得斯文不绝。而他的寻访,则是向历朝历代藏书人的祭拜、纪念和礼敬。

我所能做的,就是在遗迹被消灭之前尽量把它拍摄下来


▲洪颐煊小停云山馆 浙江临海

韦力多次说,他是比较愚钝的人。“我喜欢藏书楼,我就去访,是否划算,根本不去想。”

中国到底有多少藏书楼?韦力也不知道,而国内也没有统计。很多藏书楼,历史上只有一个名称,而没有详细的资料记载。还有很多人,只有一个堂号,而堂号也可能随着个人的迁移而迁移。

在具体寻访的过程中,韦力总是先查名称,然后找负责地方志的人了解情况,再找地名办换算今天的地方,接着再托人去了解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如果确定有,他就要亲自出马了。

十多年来,韦力一直在寻找的路上。“我掌握的线索有上千条,总共找到了200多个私人藏书楼,公共藏书楼也找到了200多处。”

中国正在进行城镇化运动,未来城镇化要达到75%以上。这个过程中,大量藏书楼、藏书遗迹都会被拆掉。虽然城镇化对民生有好处,但任何事情有利必有弊。城镇化的弊端在于,人们不重视文化遗迹的保护,有的地方甚至在有意无意地进行破坏。

“访了十多年,这种事儿遇到的太多了。寻访的时候,还被人家赶出来。不管是开发商还是当地政府,其实并不欢迎我这样的人,有时候我找到一个藏书楼遗迹,人家就是不让进门,甚至向我要相关证明。”

就韦力所见,保存最好的私家藏书楼是南浔嘉业堂,历史最悠久的则是宁波天一阁,但绝大部分遗迹已被雨打风吹去。许多古代藏书楼就是近几十年才被毁掉的,而那些保存下来的,也大都是因当初被归入一个比较重要的单位,才得以幸存。

“我是一个小人物,我无法、也没有能力阻挡大的社会巨变。我所能做的,就是在遗迹被消灭之前,尽量把它拍摄下来,以便有一天重新恢复的时候有迹可循。”

当年,梁思成想尽各种办法保护北京城墙,他为此痛哭,他甚至全身趴在议案上不让签字。他说50年后我们会后悔。现在根本还没过50年,我们就开始把城门楼一个个地往回建。

“拆真建假虽然不好,但毕竟是一种觉悟。据说北京新建的安定门被很多人诟病,不好看,根本不是当年的样子。有人解释,因为找不到当时的照片,没有珍贵的影像资料。这就更加印证了寻访的价值所在。”

寻访了十多年,腿断了;安装假肢后,他又上路了


▲邓显鹤南村草堂 湖南新化

十多年的寻访,让韦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私家藏书楼南方胜于北方,大城市胜于小城市。而今天,书和楼同在一起的,5%都不到。

江南是中国的人文渊薮,这句话在书楼上也同样成立。从明清以来,中国的文化主要出在江南地区,也就是浙江、江苏、安徽一带。比如从科考来说,仅苏州一地就出了数不清的状元。为了防备状元太集中,朝廷限定名额,江南考生没办法,要搞今天这种“高考移民”,冒北方的籍去考试,考上的概率就很高。

南方文化再兴盛,但中国的文化源头在北方。南方文化的兴盛,最远可以追溯到大宋王室南迁,把开封的文人带到临安。正是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才有现在的结果。因此,开封在中国藏书历史上极其重要,及其辉煌。

寻访藏书楼,当然不能撇下河南。韦力去了开封很多次,还去过安阳、新乡、焦作。河南藏书楼全部加起来,有50处左右。

其实,韦力的寻访,除了藏书楼,他还在寻访与历史文化名人有关的遗址遗迹。

2013年4月24日,韦力独自到河南安阳拜谒灵泉寺,这里是玄奘去西天取经前拜访的第八个师父的所在地。

当时,他正在寺院内察看石碑,突然,身边的一块大石碑好无缘由地倒塌,即便身手敏捷,迅速避开,但石碑还是砸中了他的左脚,流了很多血。

砸中了脚面,本来问题不大,但由于医疗人员经验的欠缺,造成韦力左脚骨头坏死,不得不一次次截肢。五次大手术后,韦力左腿膝盖以下部位全部截掉了。

为了给自己讨说法,他开始跟寺庙打官司。

“人家都向寺庙捐钱,而我却跟寺院打官司。心里很纠结。后来知道,我要再多钱,腿也救不回来。所以,官司也不打了,就连寺院的人都感到诧异。”

为了书,韦力从此成了残疾人,还领取了残疾证。很多人说他乐呵,而他的真实想法是,“要是哭能把腿哭回来,我就天天哭了”。

寻访了十多年,腿断了。在家休息了一年多,安装假肢后,他又上路了。“腿都跑断了,如果以后不跑了,多冤枉。”

在无书可读的岁月,文化上的贫瘠催发了求知欲



韦力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偏执”的人,换句话说,又有点类似于“堂吉诃德”式的人。

如何就走上了这样一条收藏的道路?

“任何事情说得太清楚,和真实就有了偏差。”韦力说,走上收藏,“天性的成分比较大”,这是因为,“后天学来知识,学不来爱好”。

韦力对传统感兴趣,跟他的爷爷有点关系。“小孩一般都是由姥姥或者奶奶照看,但我的姥姥和奶奶,早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因此,我小时候是由爷爷照看,一直到十一二岁。那时候,他经常给我讲古籍上的故事。”

在求知欲旺盛的少年时期,韦力正赶上“文革”破四旧与“批林批孔批宋江”。那个时代没有书可看,不过,因为父亲是干部,家中能找到一些古代小说,封面上印着“供批判用”几个字。

韦力的爷爷是清代的秀才出身。在爷爷的解说中,被批为“投降派”的宋江实际上是忠义之士,而被批判的《水浒传》又极为精彩。在无书可读的岁月,文化上的贫瘠反而催发了韦力的求知欲,他四处搜罗旧书来读。

也是在那时,他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新书不如旧书,旧书不如古书。

韦力磕磕巴巴地阅读“供批判用”的书。懂了这些书,就开始给小朋友们讲书里的故事。小朋友爱听,捣蛋的韦力就说,“要让我讲故事,你们就得回家拿好吃的”。就这样,他一边讲故事一边吃着好吃的,顿觉知识很有用。

真正接触到古书,大约是1983年。北京开了第一届“古旧书市”,就在现在的琉璃厂。到开业那一刻,人们哄一声往里跑,疯抢似的,一个劲儿地往怀里抱。先占上一大堆,等静下来再慢慢挑。

那时的售书方式很奇怪,不分好坏、不分版本,一律五毛一本。因为完全没人教,也不懂版本,韦力只挑好看的。“为了那个书市,我将在学校吃午饭的钱省下来,攒了很长时间的钱。那届书市我第一次买了那么多,花了170多块钱,对我来说,当年是一笔巨款。”

今天看来,那些书的价值并不是很大,但也成百上千倍的增值了。

回首堪称传奇的经历,韦力说“活到这个份上,活明白了”


▲刘承幹嘉业堂 浙江南浔

韦力大学念的是中文,毕业后进入中国外贸总公司。

韦力笑言,他下海的重要动力就是买书没钱。当年他看黄裳的一篇文章,说买好书的唯一办法是花大钱,想在僻巷中捡到好书的概率太低太低。这句话对他印象很深。所谓的藏书,没有经济支撑根本就支持不下去。

要想买得起书,就必须有钱。要想有钱,就必须想办法往经济部门靠。所以,大学毕业以后,他找关系进外贸单位,因为以前的外经贸部是最火的部门,挣钱也最多,但相对收藏,收入还是有限。

后来,他又想办法进入三资企业工作,因为三资企业工资高。那是一个美国、中国和台湾地区三家合资的企业,才二十六七岁的韦力,到那个公司后就当上了总经理,月薪3800美金。那时他在公家单位的月薪是138元人民币,这138元是各种收入的总和。所以,三资企业的收入,让他觉得真是天文数字,还有年奖,第一年年奖就是5万美金。这为他的收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韦力辞职。怀揣1700万元做生意,赔了。一个朋友注资1500万,让他起死回生。今天的韦力,全心投入到收藏、寻访和研究之中。这是因为,在企业的股份收入可以维持他的生活。

回想这段堪称传奇的经历,韦力说,自己53岁了,活到这个份上,活明白了。

“当初,我20多岁就成为总经理,那时候我很膨胀,就觉得自己很能干,要不然,别人怎么能看上我呢!怎么会让我当总经理呢!”韦力说,一个人过早或过晚取得成功,都不是一件好事儿,而他就是过早成功了。当一个人不具备这个实力的时候,而你成名了,这是不幸的。

“我20多岁的时候,没有一个同学到要害部门工作。你认识的所有人,都指望你,而你不能指望任何人。一个人单打独斗,能走多远呢!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跟别人打交道,在别人眼里,你的资历又算什么呢!就像比尔盖茨,如果没有她妈妈在英特尔做高层,他不可能那么早就会成功。”韦力感慨。

中韩出现“活字版之争”,他被中国印刷博物馆请去“用事实说话”


▲天一阁 浙江宁波

1993年之前,国内没有古书拍卖会。所以得书的渠道只有两类,一种是私人,包括书商和藏书旧家;一种是古籍书店。

古籍书店系统很特殊,以前中国的大城市都有古旧书店。到了1954年至1957年之间,开始搞公私合营,按照规定,每个城市的所有私营书店要合并为一家。比如北京,原来琉璃厂总共有一百多家旧书商,最后合并为一家叫“中国书店”。上海的“四马路”,也就是现在的“福州路”,当初也有一百多家旧书店,合并为“博古斋”。到私人那里收购旧书是偶然的,长期买旧书,只能到古籍书店。

1993年,中国书店举行了第一届“古书竞买会”,叫竞买,不叫拍卖,原因是当初没有申请下来拍卖执照。1994年,嘉德公司成立后,一开始就有拍卖古籍的项目。直到今天,全国现在有几十家公司在拍古籍。

直到今天,韦力也不知道自己藏书的确切数。2003年,因为“非典”出不了门,韦力发誓要把自己的书目编出来。一边编书目,一边写提要。一直做到今天,大约做完了四分之三。总数没有算出来,现在统计出来的是七万多册,估计总数会有10万册。

韦力藏书,以“四部齐备”(中国古籍分经、史、子、集四类,称“四部”。)为追求。当然也有侧重。首先是收藏活字本。中国是活字发明国,但中国流传下来的古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刻本,真正的活字本只占到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比例极低。因为很罕见,他把它当作专题来收藏。目前,韦力收藏的活字本大概有九百多部,是国内藏活字本最多的地方。

因为韦力在古籍收藏的标志性地位,中韩“活字版之争”的时候,就被中国印刷博物馆请去帮忙,因为他是收藏活字本最多的人,能够最有力量地“用事实说话”。

第二个专题是稿抄校本。稿抄校本是稿本、抄本和校本的合称。稿本是作者的手稿、草稿、誊清稿等。抄本是古人的手抄本。古代没有复印机,如果有一本书很稀罕,你想得到,一种方式是把书借给你,你自己抄一遍。校本就是批校本。很多字同音不同义,这就导致传抄时理解上的错讹。因此就产生了批校本,这是中国独特的品种,也是藏书家收藏的重点。

书是神圣的,自己还没有资格在上面加盖私章


▲朱一新藏书楼 浙江义乌

目前,国内公共图书馆有3200多家,其中有古籍的图书馆800多家。韦力说,如果按照数量和质量来排名,他收藏的古籍善本应该能够排在前20名以内。“直率地说,省级的图书馆,我能超过一半。”

之所以如此有底气,是因为他对全国的图书馆考察了一遍。

如此丰富的藏书,哪怕有一点点闪失,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从明清以来,中国的藏书中心在南方,但从自然环境看,北方最适合藏书。“南方藏书最怕潮,古人因此每年春秋两季要晒书。而在干燥的北方,虽然适合藏书,但除尘成了大问题。”

为此,韦力给书架都安上玻璃门,既方便找书,也可以防尘。而他建的书楼,最看重的是实用性。虽然探访过无数古代藏书楼,但他自己的藏书楼并未仿照先人。他对藏书楼的寻访是站在精神寄托的角度,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

话虽如此,在书籍的保存上,韦力也没有为自己的书楼添置现代化的恒温恒湿设备,遵循的依旧是古法,或者说是经他改良的古法。

藏书的最大天敌是虫蛀。他买来的书中,不知道是不是有虫卵的存在。为此,他将买来的古籍放入密封袋,真空密封,再放到零下18度的冰柜冷冻,将可能存在的虫卵冻死。

古人用樟木箱存放书籍,以防霉变。而韦力则从木工厂拿来许多樟木刨花,将它们包在报纸里,然后插在书中。因为刨花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更大,他觉得,“这比木板还有用”。

他不讲究好看不好看,关键是实用。这些办法,都是靠自己的经验,一点点琢磨出来。

中国文人收藏到一件珍贵的古籍或者字画,爱不释手,往往会在上面加盖自己的印章。韦力此前也这么做,“免不了俗套”。

后来,受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古籍文物收藏家周叔弢的影响,韦力觉得,书是神圣的,自己还没有资格在上面加盖私章。

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应该有个让自己陶醉的小角落



和很多藏书人不同,韦力藏书,只进不出。几十年收藏生涯,至今没有卖过一本书。

“我从来不反对买卖书,书一诞生,就是商品,就是用来买卖的,这就像买卖房子一样。”

为啥不卖?“说到底,人在这个社会上混,已经红尘滚滚了,皆为利来即为利往。利益这种东西,不是最终目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应该有个让自己陶醉的小角落。这么多功利的事儿,总应该有一件和功利无关的事儿吧!对我来说,不卖书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儿。”

俗话说得好,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如果有一天潦倒了,韦力也可能就卖了。“没钱的时候自然就卖了,这事儿根本就不用着急。”

收藏了这么多古书,价值几何?“这肯定能算出来,但算出来的是此时此刻的价值。”

但韦力的确没有去计算这些书的价值,甚至连书账都没有记录,鲁迅买书都会记下花了多少钱,而韦力说自己是一个俗人,他从不记账。如果记账了,心里就会有浮动,而他是鸵鸟式的逃避。花了就花了,花了就没了。难得糊涂,比较痛快。

藏书都看过吗?面对这样的问题,韦力直言,这是很多不藏书的人的疑问。

“你家里的新华字典你看过吗?书籍有很多,有些是看的,有些是参考的,有些是当资料的。”韦力这样说。

面对诸多古籍,韦力开始著书立说,离钱越来越远。他陆续出版了很多关于古籍善本和人文遗迹的书。最新出版的《书楼觅踪》,就是韦力历经数十年寻访的诚意之作。

数量如此庞大的古籍,锁在深闺而没有让更多的人认识,岂不可惜?

其实,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私人藏书,都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的矛盾。

前几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古籍定级标准,而韦力是指定人之一。定级标准突出三性,即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

“古籍善本都具有文物价值,书籍用多了,就会损伤。保护起来不让用,这不是不合理吗?这就像故宫里展出的乾隆瓷碗,当年就是乾隆吃饭用的,现在干嘛不用啊?因为它达到了一定级别,具有重要价值。古籍也一样。”

当然,古籍还具有学术资料性。这些古籍具有独到的见解,当初,写书人就是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他们也希望更多人读到这个书。“我拥有的是书本身这个物质,不等于拥有禁锢作者思想的权力。对于一些古籍,出版影印本能满足99%的人使用,只有1%的人处于研究需要,要看原本。对于这些人,我的大门永远open!”

多少轮的聚散才到了今天,我有什么能力终止这个聚散呢



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批藏书大家将一辈子的藏书捐给了博物馆、图书馆。就像对韦力影响至深的周叔弢,就把几万册古籍善本捐献给了南开大学图书馆。

古人讲三立,立德、立功、立言。韦力直言,他不是敝帚自珍式的人,但自己也不会把藏书捐给图书馆或者博物馆。1949年之后,大量古籍都捐入了公共图书馆,市面上流通的善本图书,少之又少。

“书跟人有一种亲近感,我们去博物馆看文物,隔着玻璃,没有亲近感。人性是自私的,要拥有,物和人要融为一体,而物要比我们活得长久的多。”

韦力明白,人总是要死的,而他不相信子子孙孙能够将这些书一代代保护、传承。

“我所藏的所有这些书,都是前代藏书家流传下来的。别人的散构成了我今天的聚。前人的前人也是别人的散构成了他的聚。多少轮的聚散才到了今天,我有什么能力能够终止这个聚散呢!聚和散是这个社会的主体。同样,我也是延续这样一个过程。我的不散,会断掉别人的聚。它曾经在我这里过,就可以了。”

收藏的过程是得到快乐,后人只能是保存,没有必要道德绑架。韦力说,他们既然没有兴趣保存,他就应该在自己清醒的时候解决掉。

“我老了会把书全卖掉,极盛而散。比如说老了,那些书加起来能卖很大一笔钱。但老了这钱能干啥?吃喝玩儿乐干不了什么了!”韦力说,他把书全部卖掉,今后的藏书家就继续有书可玩,可以继续与书亲近,从而让他们快乐。书和人要有亲密关系,而不是像一个标本那样,割断了人和书的亲近。

如果把书全部卖掉,无疑,这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念念不忘的都是没有得到的。当年在琉璃厂,有本书韦力没有买到,非常难受。直到今天,真正的读书人、爱书人往往很缺钱,而爱书人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韦力希望用他的这笔钱,像诺贝尔一样设立一个基金,找一个基金会管理,从而奖励那些藏书人、爱书人、对书籍有贡献的人。

“虽然我和诺贝尔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我会做。至于能否实现,我不知道。但这是我的一个梦想。”韦力意味深长地说。

猛犸编辑:杨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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