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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救灾英雄陈英凝:帮助内地农村应对灾害


来源:凤凰新闻

今年43岁的陈英凝,出生于香港医学世家,在美国读医期间到津巴布韦救灾,就此与人道救助结下不解之缘。1998年她正式加入无国界医生,2001年以27岁之龄成为最年轻的无国界医生香港区主席,也是该职位的第一位亚洲女性。

图片:2013年11月,陈英凝(左)在青海替藏族妇女进行基本健康检查

2006年巴基斯坦地震,她当时还是无国界医生的一员。走到一个极为偏远的山区,连国际救援组织都不见踪影,她却看到整个山头到处都是蓝色帐篷,每个帐篷上都写着两个大大的中文字:“救灾”。

那一刻让她毕生难忘。

“国家富强是一方面,但这个国家能有心去多做一点人道救援工作……我是真的感动。”她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参与世界各地救灾,足迹遍及科索沃、东帝汶、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要说到感动,她会提起那一刻。

今年43岁的陈英凝,出生于香港医学世家,在美国读医期间到津巴布韦救灾,就此与人道救助结下不解之缘。1998年她正式加入无国界医生,2001年以27岁之龄成为最年轻的无国界医生香港区主席,也是该职位的第一位亚洲女性。

对在无国界医生的日子,她称之为“我的前半生”。如今她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2011年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设立“灾害与人道救援研究所”(简称CCOUC),她是所长。

“减轻灾害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是这个研究所的使命。

中国崛起了,但国际上对中国的认识还不多

近年来中国的救灾工作开始走出境外,以自己的丰富经验帮助其他国家,在人道救援方面越来越积极。

“我们去哈佛、牛津讲学,他们最有兴趣的就是:中国的救灾系统是怎样?很少有人了解。”

她希望自己的研究所能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在国际上建立中国的声誉。

如今研究所进入第六年,她的感受是:“做得很辛苦又开心”。研究所每年带学生深入内地偏远、贫穷的农村,教村民如何防范灾害、减少疾病;近年还到尼泊尔、不丹开展救助。

图片:2015年6月,陈英凝(右)在尼泊尔评估地震灾情,村长及教师Topalo向她表示向当地孩子灌输防灾知识的决心。

“为什么牛津会愿意来香港跟我们合作?因为我们可以有真正实地实践的机会。”她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是从前线开始,如今她也非常强调实践。“有些学者觉得我们是做研究,不一定要搞那么多实践。但我觉得人道救援是应用科学,如果不知道一线面对的问题,纯学术研究有什么用呢?”

进入21世纪后,亚洲不停发生各种灾害,有战乱,也有天灾。“你未必可以防止灾害发生,但你可以教社群做好应对准备。”

陈英凝与团队所做的,就是为中国偏远山区的村民提供培训,让他们遇到灾害的时候可以自救。

她还记得研究所的第一个项目,定在云南与四川接壤处。“当时汶川地震刚过不久,余震还很多,有好几个被遗忘的地震点,新闻都很少提到。有一些工程队去建桥筑路,我们就跟着去做公共卫生项目。”

“我们在农村教他们的,不是什么高科技,而是利用现有资源的小技巧。比如腹泻,可以简单在开水里加盐加糖,就可以缓解。就是最基础的、可以帮到他们自己的技巧。”

有些技巧来自她一线救援的丰富经验。她曾参与汶川地震的救援,与救灾队伍一起席地而睡,在街上睡了四个礼拜。她印象很深的是;救助受伤的老人,需要搞清楚老人的常用药物,但老人往往说不清楚。“比如做截肢手术之前,你问她,婆婆你在吃一些什么药?婆婆说我吃一种蓝色的药片。你搞清楚这是什么药非常麻烦。”

所以她现在除了教村民煮盐糖水治疗腹泻外,还给他们日常吃的药品分类、拍照。“他说这是血压药,红色的,就写上血压药,拍张照片给他。受伤时可以拿照片给医护人员看:我在吃这种药。帮助医护人员分辨。”

她还到村民家里,用即时照相机给每家每户、每个人拍照片。“除了对他们来说是很珍贵的一张照片,主要作用就是认人。你想,灾后有人说我八岁的儿子找不到了,可是谁知道你儿子长什么样呢?有照片就好找人了。”

研究所与偏远山村通常一合作就是三年;合作最久的村庄甚至长达八年。寻找合作村落,要符合一些条件,比如村民收入低于联合国贫困标准,近五年曾遭灾害,位置偏远,离最近的医疗机构要四到八小时车程,等等。

一般选定一个村落后,她会先去踩点,与村干部讨论,提出八、九个健康议题,从水、食物到公共卫生,看村民最想了解哪方面的内容。“比如现在很多村里喜欢在室内烧塑料瓶取暖,但其实很容易产生毒气,应该让村民知道其危险性,这也是议题之一。”

由村民选定最感兴趣的内容后,她会带学生来实践,事后还要评估效果:看看村民是不是记得他们教过的内容。

六年来,研究所走访中国偏远农村超过120次,她自己亲自参加了107次。

“虽然很累,但心灵是满足的。”

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已成为全世界自然灾害最多的国家。根据联合国数据,从2000-2015年,只有两年里全球自然灾害最多的国家是菲律宾,而不是中国。

“中国有太多值得研究的案例,值得好好整理,”她感慨,“所以,如果做灾难相关研究,没有理由不在亚洲。”

她在美国学习公共卫生时就想过,为什么人道救援的研究都在欧美,亚洲没有?早年,整个领域全部是西方国家主导。直到最近十年,亚洲抬头,而她领导的CCOUC成为其中佼佼者。

她很开心这个研究所能设在香港。

“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四通八达,在亚洲是中间位置;语言是中英双语;大学又有空间,尤其适合国际合作。”

她所从事的工作,跨越医学、病理学、地理、地球科学等。“这与传统医学不同,需要各方面的技能。比如摄影师会教我们怎么拍照,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这种跨学科领域,她认为在香港能有更多机会。

位于香港,背靠内地,她觉得自己相当幸运。内地各个部门如疾控中心,也给她很多支持。“内地很多单位对我们很眷顾。一听说是香港的大学生想来实践,没有一个单位不照顾我们。很感动。”

她希望学生了解内地,不仅是北京上海,希望他们真的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其他地方。她说,自己和学生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国家:“做救灾嘛,你不可能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

对来自内地的学生,她会鼓励他们留在香港,至少多留几年也好,然后再回内地作贡献。“香港能让他们收集一些海外的人脉,这是香港的独特优势。香港虽然只有两家医学院,但都有机会接触世界上最新的治疗方案。”

研究所还为全球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学生提供在线课程,教他们如何在本地应对灾害和人道危机,很多非洲、南美洲的学生都会写信来感谢他们。她最骄傲的是,海外所有课本都是用美国、欧洲案例;但她的案例全部来自亚洲。

挑选学生时她十分严格。首先必须有“can do”精神:“就是不可以等人救你,你要解决问题。比如到农村,没有黑板,学生马上用纸粘出来一块黑板。就要这样的性格。”

她说自己喜欢性格主动的学生,同时这个学生要有想为这个世界做点事情的情怀,尤其不能有做“灾场游客”的心态。“十个学生里,有些人去过以后真的很喜欢,开始这方面的事业;也会有三、四个,以为自己会喜欢,但之后发现未必适合自己,可能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去。”

图片:2011年1月,陈英凝(后排右五)带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冒雪前往位于黄土高原的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鹿乡大滩村进行公共卫生和备灾教育。

对许多人来说,灾害救援可能是一生中唯一的体验;但对她来说,参与过那么多前线救助,见过那么多生生死死,她已锻炼出强大的内心。

但她说,自己还是会经常哭。

“我很容易哭的,我不觉得哭是弱者的表现。哭是精神排毒。一个人如果要有所成,必须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眼泪本身是一个发泄的方法。有人说不开心就去做运动,做三个小时,我做不到,我可以哭,但哭完之后就要继续往前走,要想解决的办法。”

她最常讲的一个故事,是第一次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去非洲。有一晚村里有女子要分娩,她一心赶去见证生命诞生,却见到死婴。“我当时完全呆掉了。我想办法急救,但救不活。”19岁的她,只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又无能为力,深夜里在草原上步行四个小时回到营地,见到同事后才终于狂哭出声。

“一位资深护士跟我说,不要哭,你有什么就想办法去解决。”

后来她带着学生,到偏远山区,教妇女相关的妊娠常识,如何补充营养,分娩时需要注意的卫生条件,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怎么能最大程度安全诞下婴儿。

她和她的学生一共帮过多少人?她给不出数字,但她很认真地说:

“其实不是我们去帮他们,而是他们教育我们。村民才是我们的老师,让我们学会怎样去了解他们面对的难题。这是一个令我们谦卑的经历。”

(作者:孙莹)

[责任编辑:罗潇 PN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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