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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季节与阶级:欧亚大陆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原标题:饮食、季节与阶级:欧亚大陆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撰文:刘歆益《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16世纪到达美洲的旅行者曾惊讶于“新世界”居民在语言、饮食、社会习惯上

原标题:饮食、季节与阶级:欧亚大陆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撰文:刘歆益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6世纪到达美洲的旅行者曾惊讶于“新世界”居民在语言、饮食、社会习惯上与欧洲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期来到亚洲的欧洲人,虽也感慨差异巨大,但毕竟没有两个世界之感。

在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几千年里,旧大陆的不同地区已经通过贸易、移民、冲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生活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人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联系的呢?这个问题本身,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是一个比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更古老的问题。

考古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分别从物质和意识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例如,英国考古学家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认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公元前20世纪。在此之前,旧大陆被帕米尔高原和塔吉克斯坦山区一分为二,存在着东、西两种颜色不同物质传统。古代中国推崇白色和绿色的‘玉’,西亚和欧洲崇拜蓝色的‘青金石’与黄金。这个东、西物质形式与审美的隔离,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公元前20世纪以后,这一格局被冶铜术的东传打破了。

另一位英国学者,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则认为,自公元前第3千纪以来,处于旧大陆不同地区的社会开始拥有了相同的发展步伐。发生在西方的事,总能在东方找到映照。这种欧、亚趋同的脚步,在公元前8-3世纪达到了顶点。不同地区的人们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审视原有的信仰传统。“怀疑主义”在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与希腊几乎是同时起源的。“怀疑”将原本由魔法、权力、物质铰接在一起的世界分成两个层次:物质的现实生活和意识的精神世界。在更早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中,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这个现象称为“历史的起源”。

刚刚提到的两位英国学者都于近年下世。他们给史前史研究留下了一个全球视野,告诉我们,历史的因果不仅限于一时一地,长时段的决定因素,常常在本地社会之外。 一定程度上,战后这一代知识分子对“全球史”的关注,他们与对二十世纪本身的反思有关。在冷战的背景下,发生在任何一个角落的事情都可能对世界另一端产生影响。而对战争的反思,使许多人站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上,从而强调另一种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有时候会是研究者生活经验的延续。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旧大陆不同地区联系开始于更古老的年代(农业技术形成之后不久),覆盖范围更广阔(囊括整个亚洲、欧洲和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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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全球化

很多新的证据都来源于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

我们的每一顿晚餐都是一部世界史。玉米、土豆、花生和辣椒来自中南美洲,葵花籽和南瓜来自北美,大麦、小麦、燕麦与鹰嘴豆来自中东,高粱来自非洲,葡萄与橄榄来自地中海,水稻原产于中国江南, 谷子、糜子起源于中国北方, 不一而足。这些食物的故事是上千年来人口和技术交流的结果,我们的味觉一次次地被重新“发明”。

两次长距离的食物交换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次跨越大片陆地,第二次跨越海洋。1492年后,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原产于美洲的作物(如玉米与土豆)被引入旧大陆。于此同时,来自旧大陆的人口、食物和疾病传播到美洲。历史学家柯沃斯比(A. W. Crosby)将这个过程描述成“哥伦布交换”(Columbian Exchange)。很大程度上,我们至今仍沉浸在“哥伦布交换”的结果之中。过去400年间,资本主义的兴衰成败,东西方的此消彼长,都以新大陆的发现为起点。

更早的一次交换发生在史前时代。始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 完成的时间不迟于公元前1500年。起源于西亚的大麦、小麦等“近东”作物来到了中国东部地区,原产中国的粟和黍传至西欧,水稻种植的范围由东亚扩张至南亚和东南亚州。北非的高粱和珍珠粟出现在印度,印度的瘤牛传播到中东。公元前1500年,小麦和黍(分别产于西亚和东亚)的分布范围已经覆盖了整片欧亚大陆:东至太平洋、西到大西洋、北至欧洲各国和中亚山地,南到印度洋。史前时代农作物传播到广度,可见一斑。

在对地理范围的讨论之外,我们得到一个有趣的时间轴: 首先移动的是农作物,随后是驯化动物、有致幻功能的植物(如大麻与麻黄)、新的饮食方式(例如东方的蒸煮传统和西方的面粉技术),之后是畜力牵引工具(例如马车)、冶金术、布匹、宝石,最后是丝绸、玻璃、香水与香料。这个时间表会当然会随着新的考古证据而发生改变。但似乎有看到这样一个线索:果腹的粮食移动的时间早于有身份象征意义的动植物制品,农业制品早于手工业制品。也许最初的推动力来自社会底层,农业生产者,不拥有太多物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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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季节系统

让我们回到问题本身:旧大陆东、西两边的生活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趋同的?讨论这个问题要接受一个基本前提:本来的差异很大。

本来的差异的确很大。欧亚大陆存在至少4个动植物驯化中心(西亚、中国、印度和北非)。以西亚和东亚为例:西亚人种植小麦、大麦、 燕麦、豌豆、鹰嘴豆、胡麻等作物,驯化了牛和羊,比较依赖动物制品;东亚人种植水稻、粟、黍、麻与大豆等,驯化了猪和鸡,比较依赖植物制品。与此相对,东、西饮食传统迥异。东方饮食的粒食-蒸煮系统对应着西方的粉食-烘烤的传统。这些差异的形成,在年代上很可能早于农业本身。似乎有一个非常古老的, 前农业时代的,结构上的东、西差别。

另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季节性,西方的农作物大都是冬季作物,而东方的农时是夏季的。我们可以把欧亚大陆按照降水的季节性分为三个区域,东边受夏季风影响的夏季种植区(包括中国东部和印度),西边受西风影响的冬季种植区(包括西亚和欧洲),中间是本地蒸腾作用强,比较干旱的中亚地区。前两个区域在大约公元前9000-5000年间各自形成了成熟的农业系统、人口密集、定居生活。中亚地区形成了季节性移动的游牧经济、人口稀少、逐水草而居。这三个区域之间的交互作用,是旧大陆历史的一个基本地理格局,这个格局在不迟于公元前5000年形成,在公元前2000年前左右被打破。

首先打破这个地理格局的是东、西方农作物传入游牧经济为主导的中亚地区。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500年前后。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哈萨克斯坦东部,位于西天山西侧的的‘柏伽什’(Begash)遗址。在这个游牧人群墓葬中,原产于西亚的小麦与原产与东亚的黍出土于同一个地层。直接的碳十四年代是公元前2500-2200年。

西天山柏伽什(Begash)遗址周边地貌

这是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泛的东西交流的先声。公元前2000年前后,原本的季节性边界被打破了。西亚的冬季作物出现在亚洲季风区,东亚的夏季作物被种植于中东以及地中海地区。仍以小麦和和黍为例,公元前2000年后,小麦(大麦的年代略晚)出现于中国东部地区的考古遗址中,于此同时,起源于中国的黍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的考古遗存中。

一个直接结果是(同时发生在东、西方),原有的单季节耕种习惯转化成为多季节轮种系统。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水管理技术,可被耕种土地扩大,以及可能的新型的土地所有制度。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后果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远。在此时间段,黄河、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中海地区都产生了城市和更富等级的社会。发生在这些地区的现象也许不该被至于独立的地理单元内讨论。它们的产生的背景是一个联系十分紧密的欧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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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初的推动力?

我们正在讨论的时代早于文献记载,所以无从知道当时人对外来食品的态度。然而可以从后世对外来食物的记载中得到一些信息。1694年的马赛,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开来船只上装满了欧洲人不熟悉的大米,用以分给没有粮食的穷人。1709年威尼斯政府向穷人分发大米和小米粉作成的面包。18世纪,大米、小米、荞麦和玉米这些外来物种被欧洲穷人作为充饥主食,富人们只吃小麦面包。在西非,玉米(美洲作物)的最初推广是为了喂养黄金海岸的矿工。在爱尔兰,穷苦的农民首先种植土豆。故事总不脱离贫穷与饥饿这两条线索。

公元前2000年,小麦种植的技术已经传遍中原大地。然而,当时人口比较集中的中原地区,人们只以粟与黍为食。只有在人口相对稀少的河西走廊,小麦成为古人的主食。这与16世纪玉米引入中国的情况类似。富裕的江南地区拒绝美洲作物,玉米、土豆、山药等美洲作物首先在当时比较贫困的西南山地得到推广。

比较完整的关于饮食的记载出现在“食物全球化”完成后的几百年间。在公元前8-3世纪的相关记载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值得我们注意。一种强调富足、享乐、精致而多样的生活,另一种崇尚简朴、紧缩、对享乐主义持批判态度。杰克·古迪告诉我们这两种态度同时存在于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一边是富人们在炫耀他们的奴隶、美好的生活、丰富而多样的美食。另一边是对食不果腹的同情、批判过分消费。

如果这两种态度是史前的食物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间接结果的话,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结束于公元前20世纪过程的影响之下。地理学家Danny Dorling说:“当你看地图久了,你就会看见在一些线的一边,人们富裕、健康、活得长久;而线的另一边,人们贫困、多病、短命。就会开始接近本质的问题。”在旅行中,我常常想起这句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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