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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冲的自由主义转向


来源:青年史学家

原标题:令狐冲的自由主义转向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 ——食指 为什么是令狐冲? 令狐冲的出场,绝非偶然。《笑傲江湖》之前,金庸

原标题:令狐冲的自由主义转向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

——食指

为什么是令狐冲?

令狐冲的出场,绝非偶然。《笑傲江湖》之前,金庸已经成功建构了其小说世界的三座高山:射雕三部曲。郭靖、杨过、张无忌,分别代表了三种侠客形象,然而,无论是郭靖式的有所为,还是杨过、张无忌式的有所不为,都不曾触及自由的内涵,归隐并不等于自由,有时却是逃避;逍遥更不等于自由,而是对自由的哲学伪装。所以,他需要借助一个人物,探寻江湖之中自由的边界。

令狐冲的形象,傲世轻物,狂放不羁,至情至性,正与杨过相近,不过二人的差异十分鲜明:杨过偏执而令狐冲通达,杨过孤僻而令狐冲随和。论人生境界,自以令狐冲为高,“正因为死在临头,所以要笑”的达观与坦荡,令无数读者心折不已——金庸尝表示,他自己都无法比肩令狐冲——基于此,成就了令狐冲的理想人格。金庸笔下的人物,他最得自由三昧,最接近一个自由主义者。

自由与爱情,乃是贯穿小说的两条暗线。令狐冲对自由的追逐之彻底,就像他对爱情的追逐之决绝,只是自由的敌人之众、之恶,远过于爱情的敌人,就连爱情,都一度构成了对自由的考验。所幸《笑傲江湖》是一出喜剧,自由与爱情,终得两全,令狐冲不必直面裴多菲式的难题:生命、爱情与自由,你只能选择一个。

还得注意,金庸刻意模糊了《笑傲江湖》的时代背景——这在其作品当中应是特例(有人根据书中残存的蛛丝马迹,推测令狐冲所处的时代应是明朝)——而上升到人性的高度,如其修订版后记所云: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写《笑傲江湖》那几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应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这部小说并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

“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小说抽空了历史,向永恒进军。我们对小说的谈论,何尝不能抽空历史呢?我眼中的令狐冲,正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对自由的热爱,正如我们对自由的热爱,他对专制的憎恶,正如我们对专制的憎恶,他的转型与政治成熟,他的幸福归宿,正召唤我们,勇于追随自己的内心。

令狐冲在追寻自由,我们在追寻令狐冲。

出身

书中交代,令狐冲是一个孤儿,“从小没了父母,全蒙师父师母抚养长大”。这一凄厉的出身,使他区别于金庸小说的其他主角。从袁承志、胡斐,到郭靖、杨过、张无忌、萧峰等,都必须背负父(母)仇的重厄,他们的江湖之旅,可谓穿越血海的复仇之旅。甚至直到小说结尾,直到他们的肉身归于尘土,冤冤相报的仇恨叙事仍未终结,他们的鬼魂将继续泅渡于仇恨的河流(如萧峰)。令狐冲,还有韦小宝的出身,则使他们绝缘于此。他们都不知生身之父为何许人也,父辈的仇恨不再是他们的原罪,没有仇恨的纠缠和压迫,他们通往自由之路便少了一块障碍(令狐冲和韦小宝压根没有寻父的渴望,与此对应的则是《侠客行》中的石破天,他与韦小宝一样,有母而无父,然而书中不无暗示,他的亲生父母是江南玄素庄石青、闵柔夫妇,此书结尾虽是石破天迷茫的疑问:“我爹爹是谁?我妈妈是谁?我自己又是谁?”答案却呼之欲出,从这个意义上讲,石破天的江湖之旅,毋宁是一种寻根之旅)。

令狐冲的出身,令人想起了孙悟空。猴子更彻底,出自仙石,以“无父无君”著称——令狐冲只做到了后者。所谓“人生而自由”,本是一种对自然状态的预设,却可用在猴子身上,就出身而论,他实现了真正的自由。此后大闹天宫等,都是自由的激情表达。可是,西游记的世界不容他自由:五指山(隐喻权力)是对自由的压迫,紧箍咒(隐喻意识形态)是对自由的洗脑,西天取经更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最终,“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斗战胜佛”,他的成佛,从本质上讲,却是接受体制的驯化。紧箍咒从他头上脱落,却落在了他的心里。这一路转型,由猴入仙,何尝不是对自由的背叛呢。被任盈盈嘲笑为大马猴的令狐冲,转型之路,当与孙悟空相反。

弑父

孤儿的出身,使令狐冲逃脱了父仇的雾霾,却未能逃脱父权政治与文化的阴影。师父者也,弟子事师,敬同于父,抚养令狐冲长大成人的华山派掌门“君子剑”岳不群正是他的第二个父亲。金庸提早弑去了令狐冲血缘上的父亲,却强加于他精神上的父亲。所以,他欲得自由,必须弑父。

韦小宝的家世,远比令狐冲糊涂。连他的母亲韦春花都不晓得,儿子的父亲姓甚名谁,家居何处。这一笔糊涂账,原本可以省却许多麻烦。然而不解风情的金庸,还是为韦小宝安排了一个父亲:他的师父陈近南。当陈近南被郑克塽偷袭致死,韦小宝伤心欲绝:

他从来没有父亲,内心深处,早已将师父当作了父亲,以弥补这个缺憾,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师父逝世,心中伤痛便如洪水溃堤,难以抑制,原来自己终究是个没父亲的野孩子。

可与他们相比的还有杨过。杨过是遗腹子,从未见过父亲杨康一面。在他的想象之中,父亲“十全十美,世上再无如此好人”。等到《神雕侠侣》第三十七回,嘉兴王铁枪庙中,柯镇恶分说杨康平生恶迹,导致“杨过抱头在地,悲愤难言,想不到自己生身父亲竟是如此奸恶,自己的名头再响,也难洗生父之羞”。

这构成了杨过的最大悖论。他一直在苦苦寻父,然而所找到的父亲,其形象完全背反了他一厢情愿的预想。同时,他认为郭靖是杀害他父亲的仇人,于是三番五次企图加害郭靖,最终他却发现,郭靖才是他心中的父亲。他的江湖之旅,便是从对郭靖的叛逆,到对郭靖的认同。当他飞石击毙蒙古大汗蒙哥,完成了对“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皈依,郭靖拿酒敬他:

杨过心中感动,有一句话藏在心中二十余年始终未说,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朗声说道:“郭伯伯,小侄幼时若非蒙你抚养教诲,焉能得有今日?”

……

二人携手入城,但听得军民夹道欢呼,声若轰雷。杨过忽然想起:“二十余年之前,郭伯伯也这般携着我的手,送我上终南山重阳宫去投师学艺。他对我一片至诚,从没半分差异。可是我狂妄胡闹,叛师反教,闯下了多大的祸事!倘若我终于误入歧路,哪有今天和他携手入城的一日?”想到此处,不由得汗流浃背,暗自心惊。

他以感恩与忏悔,弑去了对杨康的记忆,重建了对郭靖的信仰。原来,像他这般不羁的人物,还是需要父权的屏障。

我们说过,令狐冲与杨过相近。令狐冲与岳不群的关系,恰如杨过与杨康一般。在令狐冲眼里,如同父亲的岳不群,本是一位谦谦君子,最后原形毕露,却是以忠侠仁义欺世盗名的伪君子,君子只是其作恶的画皮(岳不群堪称金庸书中最虚伪的人)。父权的牌坊在他心中轰然倒塌。只是,他没有像杨过那样,再去寻找一位父亲。他就此实现了“无父”。

说起来,令狐冲对岳不群的感情,已经超出了通常的师徒之情、父子之情。

当他在少林寺中,读到岳不群致少林寺方丈方证大师的亲笔书信,得知自己被逐出华山派门墙,顿时晕厥,然而,他却不恨师父无情,只恨自己任性。

此后,尽管沦为华山派弃徒,他对师门的忠义一如既往,在西湖梅庄的地牢,当任我行肆言侮辱岳不群,他怒气填胸,几近失态,其心底始终无法抹去岳不群的烙印。

在福州林宅,当岳不群要毙他于掌下,他“突然间感到一股说不出的欢喜,只觉在这世上委实苦涩无味之极,今日死在师父掌底,那是痛痛快快的解脱”。

在少林寺,他与岳不群比剑,“此刻更见他对旧日的师父师娘神色恭谨之极,直似岳不群便要一剑将他刺死,也是心所甘愿”。

在嵩山封禅台,岳不群比剑胜过左冷禅,夺得五岳派掌门之位,令狐冲目送师父的背影远去,忽听得背后一个女子声音说道:“伪君子!”“令狐冲身子一晃,伤处剧烈疼痛,这‘伪君子’三字,便如是一个大铁椎般,在他当胸重重一击,霎时之间,他几乎气也喘不过来。”

哪怕到最后,他已经识破了岳不群的卑鄙面目,“令狐冲剑尖刺到对方腋下,猛然间听到他这一下尖锐的叫喊,立时惊觉:‘我可斗得昏了,他是师父,如何可以伤他?’当即凝剑不发”,他以德报怨,不想却被岳不群以怨报德,险遭毒手。

在华山思过崖的山洞之外,岳不群用渔网擒住了令狐冲,正欲杀之,反被仪琳从背后长剑穿胸,令狐冲“见岳不群伏尸于地,脸上笑容登时消失,突然间热泪盈眶,跟着泪水便直泻下来”。

质言之,在令狐冲心中,岳不群不仅是师父,是父亲,更是他的信仰。他敬岳不群,胜于他的生命,他乐意为岳不群效死,甘愿被岳不群杀死。

父权作为信仰,兼容了威严与慈爱,纵如杨过、令狐冲这般高顾遐视、不拘礼法之人,都难逃其桎梏。不妨说,父权主义,正是令狐冲通往自由之路的第一个敌人。他追寻自由,首要打破岳不群的禁锢,只可惜,这弑父的工作,不是由他亲手完成。外力赐予的自由,终归有些苦涩。

叛门

父权对应的是皇权,江湖对应的是宗法。

这里的“江湖”,仅限于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古龙的江湖,奉行暴力至上,当如丛林社会;金庸的江湖,虽与庙堂遥遥相对,不过依稀可见儒家的投影。第一个出场的陈家洛,不仅有侠客的一面,还有知识分子的一面,如吴霭仪所云:“他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幻想、幻灭,反映了他们的天真心态,可取之处与弱点。”郭靖与杨过所信守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可谓侠义与儒家的合体。直至最后两部小说《笑傲江湖》、《鹿鼎记》,令狐冲对岳不群、陈近南对台湾郑家的忠诚,依然徘徊于儒家的纲纪之下。

称这样的江湖为宗法社会,还有一个原因。江湖之上,最流行的自组织,谓之门派,这门派,正与中国古代的宗族接近。门派对门人,不但钳制肉身,还钳制精神,后者之严苛,甚至要超过宗族对族人的钳制,如日月教对教徒的洗脑教育,遍寻宗法社会,难见其匹。当然,钳制的另一面,则是依仗,江湖中人,有门派,便有靠山,一旦出事,门派自当为你出头。《笑傲江湖》第七章,当令狐冲告诉林震南,他的儿子林平之已经加入华山派,拜在岳不群门下,林震南虽命在顷刻,却大喜过望;正要杀害林震南的塞北明驼木高峰,一听华山派的名头,立即逃之夭夭。这便是门派的威力。

宗法社会,最重秩序。这表现在门派,第一是对门规的恪守,第二是对师长的尊重,第三是对辈分、长幼的讲究。如“先入门为大”,劳德诺虽然年长令狐冲许多(他曾冒充岳林姗的祖父,似比其师岳不群还老),令狐冲却比他早十二年拜入华山派,所以他还得喊令狐冲“大师兄”。再如,华山派众弟子在衡阳城吃馄饨:

陆大有倒很守规矩,第一碗先给二师兄劳德诺,第二碗给三师兄梁发,以下依次奉给四师兄施戴子,五师兄高根明,第五碗本该他自己吃的,他端起放在那少女面前,说道:“小师妹,你先吃。”那少女一直和他说笑,叫他六猴儿,但见他端过馄饨,却站了起来,说道:“多谢师哥。”林平之在旁偷眼相瞧,心想多半他们师门规矩甚严,平时虽可说笑,却不能废了长幼的规矩。劳德诺等都吃了起来,那少女却等陆大有及其他几个师兄都有了馄饨,这才同吃。

林平之来到华山,参拜华山派列代祖师的灵位之后,岳不群便让令狐冲背诵本派门规:“本派首戒欺师灭祖,不敬尊长。二戒恃强欺弱,擅伤无辜。三戒奸淫好色,调戏妇女。四戒同门嫉妒,自相残杀。五戒见利忘义,偷窃财物。六戒骄傲自大,得罪同道。七戒滥交匪类,勾结妖邪。这是华山七戒,本门弟子,一体遵行。”随即,责问令狐冲“这次下山,犯了华山七戒的多少戒条”:

令狐冲心中一惊,知道师父平时对众弟子十分亲和慈爱,但若哪一个犯了门规,却是严责不贷,当即在香案前跪下,道:“弟子知罪了,弟子不听师父、师娘的教诲,犯了第六戒骄傲自大,得罪同道的戒条,在衡山回雁楼上,杀了青城派的罗人杰。”岳不群哼了一声,脸色甚是严峻。

犯戒必受惩,令狐冲被罚上玉女峰面壁一年。

此后令狐冲被岳不群逐出华山派,正因他“秉性顽劣,屡犯门规”,尤其是犯了第七戒“结交妖孽,与匪人为伍”。岳不群致方证的信上写道:“为维系武林正气,正派清誉,兹将逆徒令狐冲逐出本派门户。自今而后,该逆徒非复敝派弟子,若再有勾结淫邪、为祸江湖之举,祈我正派诸友共诛之。”

被逐出华山派,对令狐冲的打击之大,简直令他万念俱灰,痛不欲生:

(令狐冲)双手发颤,抽出信纸,看了一遍,真难相信世上竟有此事,又看了一遍,登觉天旋地转,咕咚一声,摔倒在地。待得醒转,只见身在方生大师怀中,令狐冲支撑着站起,忍不住放声大哭。

为什么通达如令狐冲,都如此在意门派,纵然被逐,仍对华山派魂牵梦绕,不离不弃?我们不难想见,在宗法社会,一个人被革出宗族,他将如何了局,他不仅失去了家园,还会失去身份、依仗、归属感,以及名誉,从此如孤魂野鬼,断梗飘蓬。

然而,他却得到了自由。

“江湖之上,步步荆棘,诸凡正派门下弟子,无不以你为敌”,因此,方证建议令狐冲加入少林派,这不仅可以传习《易筋经》,治疗他的疾病,还可以重回名门正派,“以少林派的威名,江湖上确是无人敢向方证大师的弟子生事”。

但便在此时,(令狐冲)胸中一股倔强之气,勃然而兴,心道:“大丈夫不能自立于天地之间,腼颜向别派托庇求生,算甚么英雄好汉?江湖上千千万万人要杀我,就让他们来杀好了。师父不要我,将我逐出了华山派,我便独来独往,却又怎地?”言念及此,不由得热血上涌,口中干渴,只想喝他几十碗烈酒,甚么生死门派,尽数置之脑后,霎时之间,连心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岳灵珊,也变得如同陌路人一般。

这样的情节,在书中不止一次出现。任我行劝他加入日月教,不仅以性命之忧为说辞,还以华山派的生死存亡相威胁:

令狐冲胸口热血上涌,朗声说道:“教主,大哥,我本就身患绝症,命在旦夕,无意中却学得了教主的神功大法,此后终究无法化解,也不过是回复旧状而已,那也没有甚么。我于自己这条性命早已不怎么看重,生死有命,且由他去。华山派开派数百年,当有自存之道,未必别人一举手间便能予以覆灭。今日言尽于此,后会有期。”说着站起身来,向二人一拱手,转身便走。

被逐出华山派之后,除了短暂代理恒山派掌门,令狐冲再未加入任何门派,无论是少林寺的邀约,还是日月教的诱惑,一概为他所拒,从而真正实现了“自立于天地之间”。

好一个“自立于天地之间”!独立,恰恰是自由的前提。不能独立,纵有自由,未必能正常行使。

1946年10月10日,胡适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出席开学典礼,发表演说:“你们大门上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为什么我要你们独立,而不说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的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是北大的精神。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做奴隶。”

从这个意义上讲,令狐冲欲求自由,必先独立。“叛门”是他无法规避的命运。不管在华山派,还是少林寺、日月教,他都得托庇于人,受制于门规、戒律与强权,难以独立自主,优游自如。沦为华山派弃徒,虽使他丧失了行走江湖的身份证,却也挣脱了身份的束缚;无门无派,无依无靠,却也无拘无束,最终做到了“无父无君”,完全成为一个自由人。

令狐冲对门派的挑战,不仅在于叛门,还试图打破正邪之间的城防。要知道武林之中,门派之防,有时竟严于宗法之防。最严厉的门派之防,自然是正邪不两立,这体现于《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便是名门正派与明教、日月教长达数代人的血战。连张三丰这样胸怀空明,早已不萦万物的高人,都谆谆告诫张无忌,不得加入明教,甚至“千万不可和魔教中人沾惹结交”。他曾说“正邪两字,原本难分”,不想自身却拘泥其中。

令狐冲虽未加入日月教,却娶了日月教教主任我行的女儿任盈盈,这好比在宗法社会,与仇家结亲,自是惊世骇俗,为名门正派所不容,如武当派掌门冲虚道长劝说令狐冲:“少侠如此人品武功,岂无名门淑女为配?何必抛舍不下这个魔教妖女,以致坏了声名,自毁前程?”

然而,爱上谁,或不爱谁,正是令狐冲的自由。自由高于正邪之防。令狐冲原本坚信正邪不两立,后来见到名门正派的左冷禅、余沧海等人所作所为,奸诈凶险,并不亚于日月教,正邪之分便被淡化。“有时心想,倘若任教主定要我入教,才肯将盈盈许配于我,那么马马虎虎入教,也就是了。他本性便随遇而安,甚么事都不认真,入教也罢,不入教也罢,原也算不上甚么大事。”

令狐冲被视为“狂放大胆,不拘习俗”。实则他的狂妄,折射了世人的保守;他的任性,折射了世人的拘谨;他对自由的热爱,折射了宗法社会的禁锢。他与任盈盈以归隐的方式笑傲江湖,也许足以证实,这个江湖的自由何其稀缺。

强权

令狐冲通往自由之路的最大敌人,当是权力的诱惑。

第一次诱惑,发生在西湖梅庄。任我行要与令狐冲结为金兰兄弟,并任命他为日月教的光明右使。向问天在一旁劝他,“你若入了本教,他日教主的继承人非你莫属”。令狐冲“微觉心动”,却因任我行的一番话充满了威胁之意,毅然拒绝。

第二次诱惑,发生在黑木崖。令狐冲助任我行杀死了东方不败,任我行再度邀他加入日月教,并亲口作保,教主的位置,迟早都由令狐冲来坐。令狐冲再拒,理由是,他已经答允定闲师太,出任恒山派掌门。

第三次诱惑,发生在华山朝阳峰。势倾天下的任我行,要任命令狐冲为日月教副教主,“那是普天下武林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忠心耿耿的教徒立即想出了颂词:“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副教主寿比南山,福泽无穷!”(这两句话,对“文革”稍有了解的读者想必都不会陌生)这一回,令狐冲却是坚拒。

如果说第一次,令狐冲拒绝加入日月教,还是缘于心中的正邪之防(尽管并不充分),那么后两次,他分明已经看淡了正邪之分,而且为了任盈盈,他觉得入教未尝不可。为什么最终还是拒绝呢?

在令狐冲眼中,任我行谈吐豪迈,识见非凡,确是一位平生罕见的大英雄、大豪杰,令他大为心折。可是,当任我行打败了东方不败,复位日月教教主之后,却完全继承了东方不败的政治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令狐冲心想,倘自己加入日月教,每日卑躬屈膝,歌功颂德,“过这等奴隶般的日子,当真枉自为人”;若他当上了教主,像任我行那样逼人跪拜、阿谀,“如此见辱于人,还算是甚么顶天立地的好男儿、大丈夫”,“逼人行无耻之事,自己更加无耻”。

质言之,这是奴隶政治。

他不愿像奴隶那样失去自由与自尊,更不愿像奴隶主那样剥夺他人的自由与自尊,所以他与日月教的距离,只可能渐行渐远,他对任我行邀约的拒绝,只可能一次比一次坚决。

黑木崖上,当日月教教众歌颂任我行、妖魔化东方不败,令狐冲实在忍受不了,笑出声来。“这一纵声大笑,登时声传远近。长殿中各人一齐转过头来,向他怒目而视。”

朝阳峰上,当日月教长老上官云歌颂任我行和令狐冲,对“寿比南山,福泽无穷”的颂词,令狐冲觉得十分滑稽,不禁嗤笑。“这一声笑显是大有讥刺之意,人人都听了出来,霎时间朝阳峰上一片寂静。”

这两记笑声,堪称快意。所谓“沧海一声笑”,正当如此。

恒山悬空寺中,方证、冲虚与令狐冲密议,以对付野心家左冷禅,冲虚有一论断:“权势这一关,古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是难过。……今日武林中所以风波迭起,纷争不已,还不是为了那‘权势’二字。”

令狐冲不爱权力么,书中没有明言。不过可以断定,相比权力,他更爱自由。无论强权的压迫,还是强权的诱惑,都不敌他对自由的追寻与坚守。强权最大的敌人是自由,正如自由最大的敌人是强权。

令狐冲对自由的热爱,仿佛发自天性。试看他从西湖梅庄的地牢逃出之后:

他迈过一道道坚固的门户,想起这些在黑牢中的日子,真是如同隔世,突然之间,对黄钟公他们也已不怎么怀恨,但觉身得自由,便甚么都不在乎了。

至此,我才深深体味到,金庸为什么要说,《笑傲将会》的主题是人性。

作者简介

羽戈,青年学者、作家。皖北人,生于1982年,200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致力于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撰有《从黄昏起飞》《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百年孤影》、《酒罢问君三语》《少年游》《岂有文章觉天下》《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鹅城人物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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