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是为哪一本书题字？

《星火燎原》如何开始

1956年，为了在第二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总结军队战斗历程，编一部书。当时还没有一部正式的军史党史。总政很快在全军发起“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年”的征文活动，也广泛在中央、省、市一级报刊上发了征文启事，同时从总政文化部和宣传部共调来10人，成立了一个编辑部。黄涛当时是总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被安排兼任“三十年征文”组两位组长之一，另一位是总政文化部文化处处长刘亮。

当时的困难主要是两条:第一，当时党史和军史几乎没有太多资料可查，要梳理澄清稿件中的许多细节必须依靠采访。第二，是对历史问题的判断，“因为党史、军史上有很多判断问题，谁也不愿意轻易表态”。当时全国解放不过7年，有利条件是当时全军一大批高级将领，年龄普遍都在30~50岁。黄涛拿出第一版《星火燎原》，那上面还有当年的征文要求:讲述个人经历。黄涛提到，那时候征文，“不但征集容易，各种报纸也都热衷刊登这类回忆文章”。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就曾主动找到编辑部提出写文章，邓子恢甚至亲自在稿件上手绘了一幅地图，用以说明文中所述当时的作战态势。黄涛说，1956年7月发起征文，8月就收到第一篇应征稿――时任全国人大民委兼国务院民委副主任谢扶民写的《苗山一夜》。一年时间，解放军各大军区政治部就收到三万多篇征文，经各军区政治部征文小组筛选后，集中到编辑部的稿件也超过一万篇。

时任《星火燎原》编辑、后来的诗人丁芒回忆，《星火燎原》最初预定编成10册，先编辑红军时代的4本，同时采访上将以上级别的高级将领。当时由总政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傅钟亲自挂帅，很多省军区司令员兼任军区征文组组长。

沉默寡言的罗荣桓对《星火燎原》异常重视

除了当时的高级将领们对于刚刚经历不久的战争年代记忆犹新，黄涛认为，一个有利条件是，有人愿说，有人愿帮。准确地说，《星火燎原》中许多高级将领的来稿其实是口述。红军时代和抗战时期的工农干部大多文化水平较低，而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参军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多，他们不但年轻，有文化，很多人也亲历了战争。

编辑王梦岩说，当年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张继春对编辑部进中南海大开绿灯。张继春自己写了一篇《向赣南闽西进军》，张继春对我说，你们来中南海找个人不容易，他每次都亲自出门等候迎接，带着我们直接找人。他告诉我，总理、彭真住哪里，朱德住哪里。有时候他会提示我，你会下象棋吗？如果会下棋最好，你可以一边下棋一边和朱老总谈。

王梦岩提到，最初大家其实对军史了解很少，包括他自己。“除了请教过党史和军史专家，很多题目是和首长们谈出来的。”丁芒说，《星火燎原》每册针对重大历史阶段都有一篇概论性文章，必须请某一方面军的领导亲自挂帅。“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三大起义中，最重要的是秋收起义，由于罗荣桓当时是总政治部主任，在长征期间他是鄂南通城一带农民起义武装的连队党代表，从头到尾参加了秋收起义，又是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个搞政工的，所以秋收起义就去找他。”

丁芒没想到看起来沉默寡言、公务繁忙的罗帅对《星火燎原》异常重视。1958年底中央政治局在成都金牛洞召开扩大会议，罗荣桓提前通知丁芒一同前往。“我从他家一同前往机场，和罗荣桓、萧劲光同机前往西安，几天后再和罗帅一家乘火车前往成都，住在成都军区招待所。”丁芒说，罗荣桓带他去为在路途详谈有关秋收起义的文章。罗荣桓从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谈起，一直谈到长征和解放战争攻打锦州。到成都后罗荣桓白天开会，丁芒见缝插针找成都二方面军的将领，对贺炳炎、黄新亭等人采访，与罗荣桓的详谈一直持持续到会议后乘船前往武汉。

丁芒说，记得当时是和毛主席等人分乘3条船从重庆过三峡，和罗帅同船的丁芒有一天突然被罗帅夫人林月琴叫去，原来罗荣桓突然想到三湾改编之后的一个历史细节――毛泽东在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突然遭挨户团袭击而分散撤退的过程。部队在艰苦的行军中，有人灰心，有很多人开小差。一个战士发现逃跑的老百姓家有一锅糯米饭和剩菜。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用手抓着吃完后，第一个站在打谷场上，请连长集合点名，重整士气。这个小小的细节最后被插入口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