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仁：功力、视野、理论——当代历史研究学术创新之本

原标题：徐兆仁：功力、视野、理论——当代历史研究学术创新之本

摘要：当代历史学研究能否不断取得学术创新，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即学术功力、研究视野和理论方法。学术功力包括研究者的思想修养和行为规范品德、史料搜集和掌握、历史知识贮备、语言文字运用、分析和批判等专业能力；获得和运用整体视野、多元视野、比较视野和跨学科视野，即可为学术创新奠定牢固的根基；史学研究实践推动史学理论的突破，总结并提炼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有望带来历史研究的创新性和突破性成果。

视野理论突破中国学术博大精深，而自古以来尤以史学一门得天独厚。中国史学史料浩瀚，研究成果丰硕，学人虽皓首穷经，亦未能尽其万一，长有望断昊海涯际之叹。学术研究虽贵在创新，而创新之法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结传统与现代、中土与外域学者治学状况，我们发现，虽然历史研究治学门径各异，学术创新理论方法不同，然究其根本，质其关键，实不出功力、视野、理论三者。

一、功力

历史学是一门特别强调基础知识、注重学术积累的学科，多数历史学家之所以大器晚成，就是因为知识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科学的、进步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形成，都离不开扎实的历史知识，离不开深厚的学术功力。

为了获得这种学术功力，那些最后成功的历史学家们都是坚持走博通之路，日积月累，在学术上打下宽厚而坚实的基础。他们在古文献和外文等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底，广泛涉猎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知识，继而充分占有研究材料，逐步加深知识积累，从而形成广博、厚重的学术优势。

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把学术创作分为三步：收集材料、考辨材料和论述成文。他特别指出，前两步工作须占十分之八的时间。例如，他为了撰写《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收集史料极多，积累的稿本有三尺之厚。既博览群书，又善于抉择。经删繁去复，选取190余条，最后写成文章也只有2万多字；《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依据典籍220余种，该书“规模宏大，材料丰富，条例明辨，是在国内外久享声誉的著作，对于治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者来说，是一部必须阅读的书。”[1]他坚持广泛搜集正史、杂史、金石、碑刻、方志、档案、文集、诗赋、画谱、题名录、语录等史料，然后进行深入考证，认为只有确实可据的材料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草草成文，无佳文可言也”，陈垣因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而蜚声史坛，而该作从初稿到最后定本，历时18年之久。

陈垣先生为了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主要宗教，广泛搜集挖掘史料，披沙拣金，终于掌握了大量的、新的宗教史料，并借助于他对历史的把握及研究方法的造诣，开拓了中国近代宗教史学的崭新途径。[2]其学术研究之沉潜深入，厚积薄发，常人难以想象，也少有匹敌。

历史学家邵循正熟谙英语、法语，懂德语，通意大利语、俄语，学过波斯语、蒙古文，略知突厥文、女真文、满文，他直接将蒙文资料《元朝秘史》、波斯文资料《集史》与汉文资料《元史》和法、德、英等欧西诸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糅和参证，发现《元史》存在的缺憾；在中国近代史方面，他十分重视晚清、民国私人笔记内保存的近代史料，并还因此推动组织编辑《近代中国史料笔记丛刊》。[3]正因为在史料挖掘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邵循正在研究中才能够旁征博引，融会贯通，解决前人无法侦知的问题。

一个学者的知识体系，往往决定他的研究视野、范围和深度，因此非常有必要形成完善知识体系，形成深厚的知识积淀。中国学者中，陈寅恪、王国维、钱穆、吕思勉等许多史学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4]，他们在知识储备、知识结构上拥有一般人所未能具备的优势。[5]通过对上百位垂范当代史家生平治学状况[6]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这一代知识分子，往往在少年时代接受严格的国学训练，对中国传统文化如经学、小学、史学等有坚实的基础；青年时代接受西方学术的训练，具备多个学科的扎实知识。他们学术根底深厚，其中不少人还精通多种外文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他们不仅在学术研究起点上优于一般学者，也比现代人从20岁左右开始学习史学的起点高出许多。正是因为拥有相当完善的知识体系和广博的学术积累，从而决定了他们能够取得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

对于历史学研究者学术功力乃至学术水准的考量，以往有许多不同的概括。其中，“史家四长”之说，比较被大家所认可。总结和分析其中蕴含的要素，可以证明重视学术功力对于史学研究者进行学术创新，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一）史德

清代史家章学诚在其论著《文史通义》中，专门论述了史德问题，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7]。章学诚所提出的史德，就是史家的史学思想修养和行为规范品德[8]，特别是史家治史的客观立场和实事求是的职业操守。章学诚对于史识—史德—心术内在联系的阐发，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史学批评的新模式。[9]历史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史实永远是历史学的基石，也是历史学存在与发展的生命之源。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等，都是历史学家史德的具体表现。如果学者无德，或歪曲事实，或另有所图，或党同伐异，或掠人之美……即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无济于事。真正具备优良品质的历史学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探索，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实际。

历史学家周一良指出：“六十年来，我可说是经历了乾嘉朴学、西方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个不同阶段的训练。我认为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处，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篡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能由此而及彼，因小而及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繁错杂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以上所说，似乎陈意甚高，却又像老生常谈。我自己则心向往焉，而愧弗能也。”[10]由于历史学家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他们的思想以及著述无不受到时代和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真历史就是当代史”[11]、“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12]等命题有其合理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德作为历史学家的根本素养具有不可须臾忽视的重要性。历史学家贵在实事求是，重在据实而书，民族性必须统一到科学性的高度，致用必须以求真为前提，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所有论著必须坚持“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13]的史料运用原则，坚决反对捏造和歪曲历史；不隐恶，不虚美；不发违心之论，不曲学阿世，不卖论求荣；追求真理，无畏无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保持历史学家高尚的道德操守，以捍卫历史科学的尊严和价值。

（二）才、学、识

史才、史学、史识被称为“史家三长”，后来梁启超在此基础上加上史德，概括为“史家四长”，[14]作为历史学家的基本素养。史才，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叙述事实、记载言语、撰写文章、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等历史编纂方面的才能；史学是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历史知识以及与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史识指的是史家独到的见解、观点、品质和精神。[15]唐代史家刘知畿在回答为何自古多文士而缺史才的提问时指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16]被当时的人们誉为不刊之论。

在古代中国学术传统中，衡量史学水准高下的尺度，是历史学家历史知识的广博、掌握资料的丰富和考证史料的严谨。历史学是一门求真务实的学问，讲究言必有本，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浮夸，研究者必须花大力气掌握第一手史料，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历史学家的基本功就是详尽地占有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坚持从事实出发，一切面向历史事实。

由此及彼、由点而面，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通过史料发现历史联系，通过个别把握历史全貌，提升认识，获得真知。史识主要包括见解和观点，但是，章学诚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所以史识又包括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等。史识针对的是历史学家所持的观念、立场问题，即应该如何认识历史、判断历史的问题。历史的眼光、见识、领悟力和洞察力是历史学研究者最应该具有的素养，否则，在研究中就无法穿透表面现象，容易被一些假象所迷惑，局限于肤浅的认识和简单的结论，缺少理论的总结和升华。史识就是对于历史本质的深刻理解，对于历史演化的准确把握、就是对于历史发展具有见微知著、明察秋毫、鉴古察今、高瞻远瞩的学术能力。历史学研究如果认识不清历史的主流，捕捉不到历史精神，其研究成果必然苍白无力，历史学家也就未能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当然也就不能满足社会和大众对历史学的期望。

德、才、学、识四者之间相互关系十分密切，史才中包含史识的因素，史识又以史才和史学为根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四者的关系可以从如下比喻中得到清楚阐释：史识是治史的眼睛，史才和史学是治史的双足，史德则是治史的脊梁。

二、视野

视野（field of vision），原本指的是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整个空间范围，而“视野缺损”则无法完整地看到整个空间。如果单纯就肉眼而言，双目视野大于单目视野。引申到研究领域，则有大视野、小视野；局部视野、整体视野；静态视野、动态视野；特殊视野、一般视野；过去视野、当前视野、未来视野等差异。历史世界波澜壮阔、场景宏大，研究者必须具备全方位视野、整体视野，才能观察清楚；历史现象摇曳多姿、琳琅满目，研究者必须具备纵深视野、多元视野才能准确把握；历史演化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研究者必须具备比较视野、跨学科视野，才能深入理解，合理解释。在历史探索与发现的艰苦历程中，研究者学术视野缺损，必然导致对历史真实的误解甚至曲解；反之，获得并依靠整体视野、多元视野、比较视野和跨学科视野，则为学术创新奠定牢固的根基。

（一）整体视野

法国年鉴学派在史学理论与具体的历史研究两个方面都有着卓越的建树，开创了一种“综合的”或曰“整体的”新型历史学，具体说来，就是将历史研究的重点由原来的政治史转向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从而发动了一场改变历史研究方向与方法的运动。

同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十分强调研究问题的整体视野，主张从历史的整体联系发展来研究。“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17]“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接、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18]这表明，研究要从全局出发，要有全局观点，这样我们就可以站得更高一些。

整体视野要求注意历史发展的全面性，学会全面估量历史发展的合力，因为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实际运动总是表现为一种合力的结果；要求注意从大角度进行全局的、整体的宏观考察，放开视野，综观全局；要求注意把握历史发展过程中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关系；要求在评价成功的经验时，要充分估计到探索的长期性，不要把成功的经验绝对化，而要更多地注意它的局限性和适用的范围；在评价失败的教训时，要充分估计到探索的艰巨性，不要简单地指责、埋怨，而要更多地分析发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

历史学家白寿彝曾经指出：“所谓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一个是横着看，看在全国范围里起了什么作用，发生了什么影响，再一个是纵着看，看上下几千年。”“从整个看问题，那才看得清楚，从局部看局部怎么能看得清楚呢?”他强调以联系的观点来看问题，认为“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更为重要。”[19]根据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进行历史研究，其成果的科学性就远远超出那些停留在局部和个别历史时段的研究。

主张研究范式革命的科学史家库恩（Th．Kuhn，1922—1996年）指出，一个人如果不能掌握他所研究时期和领域中的主要哲学流派，要想对科学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好，那是不可能的[20]。科学是一种历史性、人文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的事业，恢复整体性是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21]在世界历史研究中，整体视野就是全球视野，就是将所研究的问题自觉地放在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学家吴于廑运用整体世界史观，分析了从古代到13、14世纪世界历史变迁的过程，他从全球视野着眼，探讨了亚欧大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形成与并立，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以及三次大冲击对于历史成为世界史的作用及其历史限度等问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解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22]世界古代史上，古希腊、古罗马并非驾驭其他各地的文化中心。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的文明与发展实际上是并行的。世界通史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世界各地区都在日趋联系交往之中。文化的交融，只能是消长升沉，相互渗透，既不会由一方取代另一方，也不会各方同归于尽。对某一个国家历史的研究，要树立以“通”为特征的观念，求得历史自身的完整性，要在世界史的总体格局中审视单个国家历史的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角度挖掘和分析历史的丰厚内涵，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具体的分析。

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跨国度的联系、交流与互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各种民族和国家的交往和冲突、各类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传播和融合现象十分普遍。人们通常将国家作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单位，而将这些现象推动世界发展的作用忽略了。运用全球视野分析世界发展中表现出的一些共性和差异，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人类历史进程，也会赋予我们更多解决人类问题的智慧。

（二）多元视野

多元视野是一个充满差异的、无限的和开放的视域，因为视域即看问题的方位，所以多元视野随时空、认识的变化而变化，这使得历史学研究充满了变化，显得日新月异。过去视野、现在视野、未来视野是从时间序列获得的视野，个人视野、集团视野、民族视野、国家视野是从社会政治角度获得的视野……史学研究要坚持多元视野，多角度观察问题，只有眼光通达，避免偏废，才能所见深远。例如，汤因比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从而得到了一个广阔而独特的历史视野。汤因比将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把历史学的研究单位理解为文明，使得历史学有可能突破以专门史、通史或断代史为内容，以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各种著史体例为形式的传统的史学框架，走出一条文化学发生有机联系的新的史学发展道路。以此为主干的历史著述，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学术荣誉[23]。

（三）比较视野

比较方法在历史学中运用的起源及其历史与历史学一样久远。广义的历史比较法，是一般比较方法在历史学中的运用，它的起源及其历史与历史学一样久远。狭义的历史比较法，是20世纪以后产生的一个史学流派，它强调理论化、系统化地运用比较法，强调拓宽视野，在更宏阔的背景中分析比较，由此形成“比较史学”[24]这一名称，并成为当代新史学的一个特色。历史比较法的运用，有助于我们开拓视野，启发思路，发现新问题，产生新看法。许多历史的课题，按照老思路，已经是“山穷水尽”，难以突破了。借助比较方法，无异于转换视角，便能发现一些新问题，产生一些新见解，从而把研究推向深入。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批评历史研究中因缺乏比较意识而评价失据的现象。他指出，中国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但只是文明古国之一，决不是唯一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文明有比别人先进的地方，但决不能说样样都先进。例如，中国最早的古文字甲骨文，距今三千多年，就比前五千多年已经出现的埃及人写在纸草上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人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要晚两千年。再如，中国在公元前6世纪郑、晋才铸刑鼎，前5世纪李悝才制定《法经》，比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的制定要晚了一千二三百年。再如，中国长城当然是一项很伟大的工程，但把它说成最伟大的工程，那就不合适了。埃及用石砌的一百四十多米高的金字塔，难道不及这砖土建筑雄伟?何况金字塔诞生于埃及第四王朝，距今四千五百年以上，长城最早筑于战国，距今不过两千多年。[25]此外，通过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就可以认识中外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特点，帮助我们理解中外历史分期等问题，有助于建立新的世界史体系，有助于认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相关问题。史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和比较，中外历史比较等研究的开展，很有可能对历史研究提出新问题、新思路和新方法。

（四）跨学科视野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史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更新速度加快。21世纪，历史学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融合，科学研究呈现整体结合的趋势。跨学科视野下的历史学从其他科学中借用了新的理论、知识、方法，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全部生活发展的整个过程纳入了历史学研究的范围，通史与专史研究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打破条块分割，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从而使历史学克服狭隘、单一、陈旧、静止、局部等研究模式的缺陷，有利于历史学改变面貌，焕发活力。

例如，对“生态学”（ecology）的关注，在西方本来是源于上帝创世的启示，从而其自身就带有一定的神学色彩。[26]而当神学家莫尔特曼（Moltman）、大卫·格里芬（D.Griffin）等人讨论所谓的“生态神学”或者“神圣的生态学”时，“生态”显然已经不仅仅是神学的，而是被视为一种公共话语。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甚至还有“生态女性主义”[27]等，也同样都在分享生态学的观念和视野。至于“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技术理性”、“性别”、“大众媒体”、“权力”、“软实力”等，无一不是多个学科的共同论题。

传统的学科分野已经无法限定它们，它们已经不能为任何一个学科所独有，也没有哪一学科能提供回答这些问题的全部概念和逻辑。

历史学的研究更频繁地涉及哲学、宗教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文学、教育学等人文和社会学科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由于问题的广泛性、复杂性和学科的相关性，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就可以将问题研究得更加深刻，解决得更加有效。

三、理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科学精神的精髓。历史研究要想达到创新，必须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提出前所未有的新理论。中外史学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无不与理论研究的创新相关联。我们生活在一个呼唤理论创新的时代，理论创新的要求十分迫切，积极回应和解决时代发展、学术进步的新问题，就能开拓历史学研究的新境界。

史学理论创新涉及基本体系的构建和具体内容的突破。将史学理论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具体运用或仅限于史学主体问题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广义上说，史学理论是对历史考证、历史编纂、历史解释等研究领域反思的理论结晶。史学研究主体、历史时空和时代主题的变化及要求，决定了史学理论的发展方向，而史学面临的重大问题，则直接推动史学理论的创新。历史学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大致有以下几个层次和方面：

（一）开拓一切可能的渠道理解历史。历史客体和研究主体之间，存在着种种通道，人们理解历史，往往通过以下渠道进行，即符号、文献等历史记录，遗存、文物等历史客体遗骸，愿望、观念、情操、人格、人性、理性、信仰、命运等生命表现，道德、哲学、宗教、艺术、科学、制度等文化样态，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战争等历史事务的各种领域，整体、全局、系统等历史变迁，商业与交往、社会生活、职业和家庭等历史状况，公共事务、会议、争论、利益、地域、种族、语言、环境、时代、风气等历史事件中的有效因素。此外，还包括各种可能性的广阔领域。历史理解渠道的开拓，有利于人们接近真实历史。

（二）探索和运用历史解释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规律。在历史客体和研究主体之间建立历史理解的通道，决定了历史解释的方式。根据中外学术界的研究实践，这些方式可以有经验性解释，常识性解释，寓言式解释，假设性解释，因果性解释，实用解释，多元解释，以某一观点为中心线索的解释，根据统一模式进行的解释，科学解释（从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范式、逻辑、定律、规则等出发所作的解释和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社会科学角度进行的解释），文化解释（从哲学、宗教、文学、美术等思维定势、价值取向、审美情趣、行为规范、道德信仰等智力和艺术普遍水准出发的解释）……总结各种解释方式的理论与实践，摸索出历史解释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规律并加以运用，必能获得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

（三）始终坚持从历史文化资源中提取现代价值这一研究方向和重要使命，深化、细化现代价值，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揭示历史真理、历史精神、历史意义和历史智慧上。历史真理可以具体分为事实真理、启示真理、普遍真理、永恒真理等；历史精神可以具体划分为民族精神、人类精神、时代精神、世界精神、文化精神、学术精神、内在精神、客观精神，等等。

（四）大胆吸收和借鉴中外学术研究的广泛成果。在历史学研究中，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困扰着人们，例如历史学家如何对客观历史进行理解和解释?这些理解和解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何在?对于客观历史理解和解释的界限、极限何在?历史学家凭借什么完成理解和解释?如何检验理解和解释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近年来，西方历史哲学也对历史理解和解释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探讨，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只要我们勇于探索，就有可能在历史解释研究领域有所创新，有所进步。

理论上的突破必然引起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史学方法是关于如何获得具体历史认识的一种经验性知识形态，是历史研究实践中具体研究经验的总结。针对史学研究方法的具体性、经验性和应用范围，经常加以总结，将史学方法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探寻各种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弄清各种具体方法在史学认识整体中的地位、作用、合理性、局限性及其适用范围，发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知识，不断推进研究方法的创新。

史学研究在理论上的突破，也将带来史料开掘与运用的崭新变化。如前所述，任何一项历史研究工作，都是从搜集史料开始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散乱而无系统，因此，搜集史料既重要又艰难。历史学家均十分重视史料和新史料，如能直接获得第一手史料，并能扩大新史料，便能取得研究的进步；相反，则导致研究的先天不足。学者们之所以普遍重视档案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目的都在于取得新史料，运用新材料。研究者发现前人从未见过的史料，属于史料开掘意义上的创新。例如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等新史料的面世，带动了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档案学等新兴学科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于客观历史实际的了解。此外，宗教史料、民族史料、地方史料等的发现和整理，则为发展宗教史、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历史学家除了利用官修史书之外，还要重视各种野史笔记，相互验证。例如，在研究明清史时，除了实录、档案、文件、契约、地方志书，还要搜集野史笔记资料，重视金石、考古、方志等资料，关注田野调查资料等。因此，在对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再走出史料、寻求创新，学术研究的普遍性才能与认同性达到和谐一致。史料开掘和运用的创新价值即在于此。

史学研究在理论上的进步、创新，还将促进史书编纂型式的革新。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史书编纂也在不断创新。以原有史书体裁为基础，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综合运用，相互配合，尝试探索，不断走出史书编纂的新路，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其中“新综合体”编纂模式的出现，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证：20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历史学家就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综合体，先是历史学家罗尔纲创新综合体撰写《太平天国史》[28]，后来，历史学家白寿彝采用新综合体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29]。这类新综合体由“序说”、“综述”、“纪年”、“典志”、“传记”、“表”等多种体裁配合而成。“叙论”或“序说”置于卷首，或概括全书，或用来说明基本资料、论述总结研究成果，交代编撰意图等等；“综述”为全书的主干，用来叙述历史发展的总象；“典志”用以记载典章制度或专史，设有地理、民族、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法律等门类。“传记”则是记录人物，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历史人物的群象。这种综合体裁已经发挥了当代作用，为大型史书体裁体例的创新作出了有益的尝试。[30]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网络日益普及，现代传媒载体及音像制作手段不断更新，传统的、单纯的文本阅读拓展为现代的、多元的知识传播和接受方式。

史书编纂需要独辟蹊径，不断创新，以凝聚人类记忆的历史知识，作为巨大的文化资源宝库，向全社会开放，为全体大众所用。

注释：

[1]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2]陈乐素：《陈垣》，《中国史学家评传》（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8-1249页。

[3]邵循正校注：《近代中国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

[4]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5]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6]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7]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19 -229页。

[8]仓修良：《“史德”、“史识”辨》，《史家-史籍•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9]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9页。

[10]周一良：《周一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11]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2]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3]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72页。

[15]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1页。

[16] 《刘子玄传》，《新唐书》卷13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19-4522页。

[17]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62-663页。

[18]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

[19]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 年第6期。

[20] T．S．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21] T．S．库恩：《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10卷第5期。

[22]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23]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4]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324页。

[25]谭其骧：《对今后历史研究工作的四点意见》，《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26]威廉士：《关键词》，刘建基译，巨流图书公司2003年版，第108-109页。

[27]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ecological feminism)是一种政治与社会运动。它相信对女人的压迫与自然的退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考虑性别歧视、对自然的控制、种族歧视、物种至上主义( speciesism)、与其他各种社会不平等之间的交互关联性等问题。

[28]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该书综合了叙论、纪年、表、志、传五种体例。

[29]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999年版。

[30]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4年版。

原文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