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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宪纲:拨乱反正 恢复高考的作用应排第一

2017-06-04 18:00:21 凤凰历史 唐智诚 王诗云

郭宪纲

嘉宾简介:郭宪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1994至1998年在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工作,任一秘。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纲文字实录,采访:唐智诚,整理:王诗云、唐智诚

“知识改变命运这是我的信念”

凤凰历史:您是几几年开始,在哪里下乡插队的?

郭宪纲:我是68届初中生,文革开始时,我刚上完初一,之后就完全停课。到1968年,学校给了个毕业证。1969年5月4号,五四青年节那天,我就去农村插队。

我插队的村子在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属于太行山区。那里的自然条件比较差,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水。没有常年流的河水,打井也打不出水来,老百姓只能吃水窑里存的雨水。到了春天,水窑里的水也很少了,我们每天早晨的洗脸水不能倒掉,要等晚上继续洗完脸、洗完脚才能倒。

我插队的地方,和张艺谋电影《老井》里的村子一样,都属于太行山山区,有同样的地貌。插队一年多的时候,就像《老井》里演的那样,村里请来城里的机井队,找到水脉打了井,把水引到村里。来水那天,很干净的自来水哗哗地流出来了,大概是这个村子有史以来最喜庆的一天。

凤凰历史:您插队以后在农村做什么劳动?劳动强度大吗?

郭宪纲:干农活我倒觉得还不算累,因为在农田里,空气好,农活也不是重复一种动作,有播种、收割、施肥等等,全身各个地方都能运动到,所以我在插队两年八个月的期间里没有生过病。

农村当时的苦主要是吃不饱,村里没有种油料作物,也不会给你分油。国家规定给知识青年一个人一个月一两油,但这一两油不够吃,只能吃粮食和蔬菜,肚子里没油水,老觉得饿。

凤凰历史:您插队的时候,挣的钱能够养家吗?

郭宪纲:我插队的这村和别的村不一样,它有个耐火砖厂,一年收入是40万,所以这个村的工分值很多钱。而整个农业地里庄稼、蔬菜的年收入才两万,是零头。我一个月的工分能挣差不多四十块钱,还要给家里寄钱回去。由于文革,我的父母也被赶回了农村老家。我老家特别穷,我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他们四个人全年都在地里劳动,挣的钱也没有我一个人在插队的村里挣的多。

凤凰历史:您后来什么时候回城的呢?

郭宪纲:山西是工业省份,城市里的工作岗位需要人手。我插队两年八个月以后,城里把阳泉郊区的知青全部抽调回去,我也就跟着回城了。回城后,我进入阳泉铁路工作,那就是我父亲原来工作过的单位。

我的同学刚开始当装卸工,但很快就换了其他工种,只有我在这个工种干了三年半。因为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开除了党籍,组织认为我是家庭有问题的人,能有这样的工作就不错了。一直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整顿,我才当上车工,又干了三年多,一直到考上大学。

凤凰历史:装卸工这个工种特别辛苦吗?

郭宪纲:比插队要苦得多,比如要卸的一麻包袋盐,就是二百斤。特别是卸煤之后,三四天内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

当时中国人还实行土葬,一些人在外地去世,要运回老家安葬,所以铁路运送的货品中有一项叫灵柩,就是死人。灵柩要集中到一个车里运回来,到了晚上,一打开车厢,里头有五六口棺材。根据当时的风俗,棺材运回去,要在棺材头上放个笼子,笼子里放一只活公鸡。长途运输,车厢里气味可想而知。这些活又苦又脏,我都干过,所以老辈人都把装卸工叫作“虎狼营生”,说这不是人干的活。

凤凰历史:您当时对未来有什么设想吗?

郭宪纲:我父亲是地下党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冲击,被开除党籍,赶回农村。从家庭背景来讲,我受的压力非常大,但是我不悲观。同时,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书籍都给烧掉了,能看到的书和报纸很少,但是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我想,社会不会永远这么乱下去,总有一天会走向正轨、需要知识的。因此我在插队的时候就开始自学,自学也是为未来做准备。

插队时,我看得最多的就是中国的书籍,比如四大名著、《封神演义》。因为很多农民没有烧书,仍然保存着,我就到老乡家去借书看。另外,插队的村里有个小学,小学里居然有一份《参考消息》。《参考消息》是内部刊物,老师们看完《参考消息》就把它放在小学的门房里。我每天晚上劳动完回来,吃完饭就上门房去看。《参考消息》有四版,介绍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内容挺丰富,所有文章我都认认真真地读了,包括犄角旮旯里的。可以说,《参考消息》拓展了我的知识面,也影响了我日后的职业选择。

在当工人的七年中,我除了继续看《参考消息》以外,粉碎“四人帮”后,我还订了一份《文汇报》,并开始自学理工科的的课程。因为插队前我只学了初一的知识,数学就学了代数,连平面几何都没学,物理、化学也没学。我想尽办法向高中生借文革前的教材,因为文革前的教材编排的科学性很好,文革期间编的教材不行。

凤凰历史:您当时已经在工厂工作,同龄人多数都不再学习,当时是什么动力支持着您自学呢?

郭宪纲:文革前我父亲也一直鼓励我们兄妹三个,说你们将来一定要考大学,我一定会供你们读书,只要你们考得上。所以在文革前,上大学就是我的梦想。虽然等到恢复高考,我父亲已经过世了,但我一直在自学。

而且,我相信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没有知识是不行的。知识改变命运,这是我的信念,这个信念在支撑着我去读书。当装卸工的时候,没有活,工人们就在工棚里待着,打牌、下象棋,只有我一个人在旁边读书。工友们就跟我开玩笑说,你想干什么呀?想当物理学家,还是当数学家?我说,你们玩你们的,我自己看书解解闷。

“曾以为这辈子上不了大学了”

凤凰历史:您最早是怎么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

郭宪纲:那是一次出差时,在火车上,单位技术员偶然说了句,听说要恢复高考。大概是在1977年的9月或10月,我第一次听到了这个小道消息,那时报纸还没有正式公布。出差回来,过了半个月,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了,我就去报考。

1977年12月考试,我报考的是理科。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要建设“四个现代化”,我认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要靠理工科,而文科在文革中都被搞臭了。虽然我从小学到初中,文科、理科都不错,但是理科要稍微弱一些。另外,理科我也只自学完了高一的数学和初中的物理,高二、高三的数学没学,高中的物理、化学也没学,基础还是不行。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报考了理科,结果1977年没有被录取。

1978年的高考和1977年的高考就差七个月。我最初还是打算考理科,计划两个月用来复习数学,两个月复习物理,两个月复习化学,一个月复习语文、政治。结果我把初中、高中的数学捋了一遍,就用了四个月。这时有个朋友对我说,你还是改考文科吧。如果你今年还考不上,将来国家政策对社会青年报考大学如果有变,你就没有机会上大学了。

我一想,他说的有道理,而且剩下三个月复习物理、化学根本来不及。我从小就喜欢读书,插队时和当工人期间,还一直在读历史、人物传记等等。我当工人时,单位有个图书馆,我就去找书、借书,看到一本《蔡特金传》。蔡特金是德国女革命家,这本书不光写蔡特金,也会涉及到其他人物。融会贯通,看得多了以后对整个历史、社会了解得就多。

于是我决定弃理从文,1978年高考我就报考了文科。文科就考得很轻松,阳泉市是山西省的第三大城市,分为三个区,城区、矿区和郊区,我在城区的文科排名中是第三名,数学考了54分,没有及格,但是在文科中也算是高分。

凤凰历史:复习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实在看不懂的地方或者不会做的题目怎么办呢?

郭宪纲:遇到一些难题,我会向原先的数学老师请教一下。文科的我就自己看了,当时社会上有一些油印的政治复习资料,我也找来看一看,没有到学校去参加复习班。因为当时其他人不考,我只好孤军奋战,一边工作一边复习。

凤凰历史:边工作边复习,有没有觉得特别辛苦?

郭宪纲:我当时挺兴奋的,一点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苦,觉得这是一个天赐良机。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很想上大学,但那时实行推荐制,父亲成了“有问题”的人,我根本没有任何被推荐的机会。当时我觉得,这辈子可能上不了大学了。所以当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是非常兴奋的,我觉得我有能力抓住这个机会。在复习的时候动力十足、信心十足,一点不觉得累,只觉得是一种享受。

凤凰历史:您准备高考时有没有想过,万一考不上怎么办?

郭宪纲:我当时想,今年考不上,明年还要考。我的计划是三年考上,但弃理从文后,一下就成功了。

凤凰历史:您还记得当时的高考考场设在哪里吗?

郭宪纲:考场是在阳泉市的下站小学。考数学那天,有道题是平面几何,14分,这道题我一下就做上来了。但是全考场二十多个人,其他人都做不上来,监考的小学老师也不会做,有个老师就在旁边看,交卷子后还让我给他讲讲。

凤凰历史:除了数学题,还有什么别的题目印象深刻?

郭宪纲:当时出的题比较灵活,有道历史题,让列举出周恩来总理亲自参与的十件大事。答上一件大事得两分,如果平时知识面广,人物传记读得多,知道的就多,比如说解决西安事变、重庆谈判、万隆会议、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上海领导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等等。十件大事我答上来了八、九件,印象特别深。

地理有道题我印象也很深,这道题让我们来判断一个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走到基多,再从基多走到华盛顿,不同时间各地的节气,还得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这就得运用黄赤夹角的原理,来说明春夏秋冬形成的道理。我过去也不懂,还以为季节变化是太阳有时候绕得离地球近一点,有时候远一点造成的。当装卸工的时候自学,有天来了一批货,都是收购站收购的废书、废报纸,我就打开找书,找到一本很破旧《自然地理》,这本书一开始就讲春夏秋冬形成的原理,我一下就豁然开朗了。没想到,考地理的时候居然还遇到一道与此有关的题。所以那年地理是我各门课里考得最高的科目,满分100分,我考了85。

凤凰历史:您在考试中有没有碰到完全不会,一看就懵了的题目?

郭宪纲:当时考五门课,历史、地理、语文、政治我都觉得没有什么难的,只不过是答得全不全而已。数学一共七道题,文科的学生只做前五道题,理工科的学生七道题都要做。我幸亏是弃理从文了,这五道题我就做出了前面三道,一个小时就都答完了。第四道题和第五道题考三角函数,我怎么都做不上来,无论怎么看、怎么试,都找不到途径来做,差不多两个小时,就干坐在那。后面两道大题都是一道题二十分,前面60分的题作完,我得了54分。但我文科的科目都在60分以上。

凤凰历史:上大学时,您有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郭宪纲:1978年我考上大学以后,政审时遇到了点麻烦。山西省阳泉市城区教育局一位女士给我打电话,说单位给你写的政审材料,报的家庭出身有点问题。我父亲的家庭出身原本是贫农,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诬陷他,说家庭出身应该填中农,意思就是我父亲隐瞒成分,这也是个罪过。但是我很冤,我一直按父亲说的,家庭出身填贫农。所以我们单位政审材料这样写:父亲的家庭出身是中农,但本人(我)一直填贫农。意思就是我隐瞒成分了。

我就去找我的单位,单位负责人说,这是我们到你父亲的单位外调时,他们这么说的。我又找到我父亲的单位,我说,文化大革命都结束两年了,你们还这样,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说,这没什么,中农、贫农都是好的。我说,你这么写就意味着我隐瞒成分,我父亲的问题都快解决了,你们还这么干。最后我让他们给我原单位打电话,才把政审材料又改过来,如果不改,等于我隐瞒成分,在政治上挺严重的。

“拨乱反正 恢复高考的作用应排第一”

凤凰历史:您进入大学后,对大学校园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郭宪纲:第一印象是大学的硬件条件比较差,图书馆的书也不多,去借书时很多书找不到,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好,当然现在条件都改善了。软件条件还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77、78级学生入学以后,学校的学习氛围特别浓厚,大部分同学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早晨我们都在朗读英语、背单词,下午下了课也在校园里背单词,这给我印象特别深。

凤凰历史:在大学生活中,您最怀念是什么呢?

郭宪纲:大学实际上由这几个部分组成:教室、寝室、食堂,图书馆,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在这些场合,而是在操场。到了晚上,大家会在操场散步、跑步,甚至冬天下雪后会在操场打打雪仗,玩一玩。学习了一天,换换脑子,同学三三两两的到操场去,这些情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脑海里印象特别深。

凤凰历史:当时您的学校里面有没有自由讨论或者是辩论的风气呢?

郭宪纲:有,比如上哲学课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要求大家就一些问题展开辩论,有的同学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观点,当时还争得面红耳赤。

凤凰历史:您觉得当时的大学跟现在的大学有什么不一样吗?

郭宪纲:当时的大学硬件条件不如现在,但是学习气氛比现在要浓的多。当下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物质大大丰富起来,但是社会浮躁病也显得非常严重,人们急功近利,很多人向金钱看齐,在大学里不好好学习,走歪门邪道,拉关系,这些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是很罕见的。

凤凰历史:您大学毕业以后去了哪里工作?

郭宪纲:我在山西大学毕业后就留校了,在历史系做了三年助教。三年后,我考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复旦大学要我留校,可我当时有个当外交官的梦想,就婉言谢绝了复旦大学的好意,来北京自己找工作。

到北京,我找到外交部,外交部干部司的同志对我说,部里现在有些个别的专业,比如条法司、国际司需要法律方面高学历的博士、硕士,但其他专业不需要硕士,本科生就够了。你到直属于外交部的中国国际研究院看看,那里还需要高学历的人。于是我就到中国国际研究院找工作,介绍了我的情况,人事处处长说,你过几个月来参加考试吧。过了两个月,我来参加考试并且通过了。这样我就在中国国际研究院,一直做到现在。外交官的梦也实现了,我在中国驻伊朗使馆工作过四年,做一等秘书,回来之后又继续做研究。

凤凰历史:您在伊朗的时候,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经历?

郭宪纲:伊朗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伊朗的宗教节日很多,有一个节日叫打鞭子,就是把上身裸露出来打自己,可能是一种忏悔吧。还有一个躲鬼节,那天大家都会离开城里的家到郊区去,说城里白天闹鬼。伊朗人信仰伊斯兰教,按照宗教的信仰,碰到坏人坏事而不去制止,将来真主会惩罚你。所以伊朗如果出现公开抢劫,大家会一拥而上把他制止,所以在伊朗,白天很少有公开抢劫的事情发生。

过去,西方把伊朗妖魔化了,真正去过伊朗的人都知道,伊朗人的素质很高。比如,伊朗人排队没有加塞的,在公共场合不高声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我带着中国驻伊朗使馆的厨师,还有两个同事去外地旅游。中国人在飞机上喜欢聊天,我身后有一个伊朗老太太就拍拍我的肩膀,说对不起,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从那以后我在公共场合说话都很注意,尽量不在公共场合聊天。

凤凰历史:您觉得恢复高考对中国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对您个人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郭宪纲:对我个人来说,无疑是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能够从事感兴趣的工作。对国家和社会来说,意义就更大了。文革十年,中国的人才出现了断层。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一般人都不学习,你读书,人们就说是走“白专道路”。1977年邓小平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提出要恢复高考。还有些教育部的同志认为今年来不及了,说明年再恢复吧。邓小平说,一刻都不能等,中国的教育工作已经耽误了十年,不能再耽误第十一年,现在是分秒必争。所以1977年高考恢复后是12月份考试,因为时间来不及。

恢复高考,结束了过去十年中靠推荐上大学的制度,就像接上了中断的链条,使中国的人才培养走上了正规的机制。更重要的是,人们转变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看法,认识到追求知识是正确的,不是走“白专道路”。同时,知识分子地位也提升了,从“臭老九”真正地变得受人尊重。

我个人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于中国拨乱反正来说,恢复高考的作用应该排第一位。像农村承包责任制固然也很重要,但那只是在生产中的改革。如果高考不恢复,中国的人才断层延续下去,就算制度设计得再好,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凤凰历史:高考制度运转到今天,您怎么评价?

郭宪纲:中国的高考恢复40年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现在人们议论应试教育,孩子们“高分低能”等等。但我个人认为,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是有利也有弊的。中国高考制度的利在于,给了人们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如果取消高考制度,靠推荐或者别的方式来选择学生,那么它的不公平性就更大了。再有,高考培养出的学生也不都是“高分低能”,也培养了很多人才。

当然,高考制度确实需要调整,需要改革。我们现在的中学生,甚至从小学开始,就在为高考做准备,课程越来越重,作业越来越多,书包越来越大,这是我觉得需要改革的地方。减少中学生的负担是势在必行的,而不是说把高考制度推翻。

责编: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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