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战后谁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核心提示：吴鼎昌、唐纵等人的建议，即使是真实可靠的话，其作用最多也只能是在此关键时刻进一步提醒或坚定了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决心。此外，国民党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样的重大问题，最终也只能由蒋介石本人作出决定，其他任何人的建议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参考罢了。

蒋介石与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 2003年第6期，作者：秦立海，原题：重庆谈判，谁的建议

1945年8月14日，即在日本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出人意料地向延安方面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随后，他又在8月20日、23日接二连三地发电相邀，一时显得“情真意切，急不可耐”。

在此关键时刻，是谁向蒋介石献此良策，使其先拔头筹，暂时掌握了战后国共斗争的主动权？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成了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既非张治中亦非赫尔利

一种观点认为是张治中向蒋介石建议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顾清怡在其《张治中与国共谈判》一文中指出：日本宣布投降时，国共“两党摩擦日趋加剧，有增无减，而和谈早已陷于停顿，国内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张治中盱衡全局，旧事重提。一方面在主和人士中积极活动，另一方面向蒋介石进言，劝他恢复两党和谈，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一切。蒋介石在国内外‘反内战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摆出一副和平姿态，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赴渝面商‘国家大计’”。

顾清怡未在文中注明该观点出自何处，经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发现属间接引自张治中本人的一段回忆。原文为：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全市为之轰动，大家都在热烈地庆祝胜利，但是我却一个人闷在家里。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当时两党商谈早已陷于停顿，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我正积极活动，企图使和谈恢复。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终于由蒋电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会商国是”。

但我们仔细研读这段回忆，并不能得出是由张治中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结论。以“和平将军”著称的张治中在当时的确曾努力促使国共两党恢复和谈，但通过蒋介石电请毛泽东赴渝这种方式来恢复和谈则未必出自张治中，否则他不会不在回忆录中明确指出这一点。此外，国民党的档案文献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也未提及此建议是出自张治中。由此可见，这一观点是顾清怡本人对张治中上述有关回忆片面理解所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事实。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建议。牛军作为该观点的较早提出者，在其多篇文章中都有所论述并作了简要分析。其中，在《赫尔利使华与抗战胜利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一文中，牛军认为是赫尔利导演了蒋介石三邀毛泽东赴渝谈判。“8月14日，中苏条约在莫斯科签订。由于中苏条约的签订，使苏联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保证终于以条约的形式公之于世。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很有把握用政治手段迫使中国共产党妥协，在谈判桌上鲸吞人民军队，取消解放区的人民政权。所以，当赫尔利得知中苏条约签订的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外，张素初、陈瑞锋等人也持此观点。

这一观点之所以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主要是由于其有明确的出处可查，这就是1945年8月16日赫尔利在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此建议是自己所提。对此，我们不可否认，当时赫尔利的确曾向蒋介石建议过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而且早在1944年10月，赫尔利就曾设想过，当时机成熟时，由他撮合让蒋介石与毛泽东见面，发表宣言，促成国共合作。

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蒋介石发电与赫尔利建议之间所存在的时间差，这对澄清历史真相至关重要。现已确认，赫尔利是在8月15日晚，蒋介石向其通报有关中苏条约谈判及签约的消息时，建议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而蒋介石早在此前一天即8月14日就已发出了对毛泽东的第一封邀请电。显然，这一时间差表明赫尔利的建议只是“马后炮”，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赫尔利建议说”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