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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益言走了 《红岩》还在人间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杨益言和罗广斌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在196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重印113次,再版两次,印数超过1000万册。

原标题:杨益言走了 《红岩》还在人间

5月19日上午10时25分,《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在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2岁。

他是名满全国的重庆作家。

如今,斯人已逝,留下永远的红岩精神,在大地回荡。

《红岩》有多红?

杨益言和罗广斌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在196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重印113次,再版两次,印数超过1000万册。

毫无疑问,在上世纪60年代,《红岩》是一个响当当、金闪闪的名字,除了本版书以外,它还有回忆录、小说、话剧、歌剧、电影及连环画等艺术形式问世。可谓红得发紫,照亮了半个世纪的阅读心灵。

后来,《红岩》译成多种外语,英语译本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亲自操刀;越南语译本的出版,是越南前领导人胡志明主席亲自提议的。

小说的主要情节集中在“中美合作所”这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里。而杨益言就曾被关押在那里,亲身经历过敌人的种种野蛮暴行和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塑造的江姐、小萝卜头,已经深入人心。在监狱里绣五星红旗的一幕堪称经典,让几代人永难忘怀。

让人尤其亲切的是,牛角沱码头、磁器口、重庆大学、沙坪书店、国泰电影院……一个个熟悉的地名在《红岩》中反复出现,不少读者在按图索骥中,重温《红岩》往昔,那些或消失、或健在、或重生的地点,依然难掩其光辉,它们承载的历史风雨,经历的忧患、渴望,让人感慨颇多,今昔对比之下,更让人对《红岩》增添了几分难舍之爱。

《红岩》曾是作者的亲身经历

现在我们看到的《红岩》是一本40万字的长篇小说。

事实上,《红岩》最初是根据一份报告文学改编而来,而这份报告文学上的不少章节还提前在《重庆日报》上进行了连载。

新中国成立后,罗广斌、杨益言就接到任务,以自己的特殊身份——都是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关押过的脱险志士,以“中美合作所”美蒋特务残酷镇压迫害中国人民的事实为素材,揭露美蒋特务的罪行,宣传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

最开始,这个写作任务是由三个人创作,后来因为历史原因,改为两个人创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杨益言和罗广斌合作写出了包括《圣洁的血花》《禁锢的世界》等一系列报告文学,其中部分章节还在《重庆日报》《中国青年报》上进行连载,受到不少读者的欢迎。

他们的成绩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据杨益言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1958年,他在接待时任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朱语今时,后者向他提出了写作《红岩》的想法。

当时和朱语今同行的文学编辑王维玲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还原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当时,我们来到成都之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沙汀向他们推荐了反映‘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的长篇线索,在得知这一线索之后,我们随即赶到重庆文联,拿到了这部作品的油印稿。但在读完这一作品之后,我发现这部作品虽然全是真人真事的叙述,但每篇都是独立的,相互间没有联系,没有统一的结构,但如若把这些散落的生活片段组织起来,用一条紧密相连的链条和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结构成长篇小说,将会是一部题材重大、内容少见、意义深远,具有很强感染力和感召力的作品。”

“不过,当初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没有立即答应。”杨益言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当时自己从未写过小说,也没有这样的想法,觉得要和老罗、老刘他们商量。经过一个晚上的商量,杨益言和罗广斌最终接受了写作这本小说的任务。

最终,经过近3年的创作,在四易其稿之后,40万字的《红岩》终于与读者见面。

《红岩》被各种艺术形式搬上舞台

“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这句出自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台词堪称经典,曾红遍了大江南北。而这部电影就是脱胎于小说《红岩》。

《烈火中永生》拍摄于1965年,它让江姐和许云峰这两个英雄人物深入人心。

《烈火中永生》的编剧是大名鼎鼎的夏衍,他是中国伟大的电影艺术家,曾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夏衍一生创作和改编过许多话剧和电影剧本,他的《聂耳》《祝福》《林家铺子》,堪称是中国电影的典范。不过,该片的编剧在影片完成时,并没有写上“夏衍”的名字,而是用的“周皓”这个假名字。

但不管怎样,《烈火中永生》带来的艺术震撼,让几代人都念念难忘。

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在电影中得到了深刻的展现。例如对于小说中江姐绣红旗的描写,电影中的取舍相当自然,并没有出现江姐绣红旗的画面,而是先用石块画上五星,大家用脸贴近红旗去感受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从而避免了绣红旗这样过于冗长的镜头,这个改动显得更加真实。

又如江姐第二次受刑回来,特写镜头是江姐从担架上被抬回来,血一滴滴地滴到石头路面上,这无疑给了观众极大的震撼!相信不少人都会感动流泪,虽然没有恐怖的画面,但是大家依然可以感受到江姐遭受的酷刑,从而对江姐的坚贞不屈充满敬意。

除了电影,《红岩》还以京剧、话剧、歌剧、电视连续剧、连环画、评书、广播剧等形式,被搬上艺术舞台。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将小说《红岩》中有关江姐的故事搬上歌剧舞台,这就是歌剧《江姐》;此剧由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

1984年版的电视连续剧《红岩》,哭倒了多少中华儿女。纪实版电视连续剧《红岩魂》也吸引了观众无数,《红岩魂》后来被改编成评书,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

由红岩故事改编的,话剧《红岩》《江姐》更是有诸多版本不停上演,在国家大剧院、在各个高校的舞台上,艺术家们,纷纷向红岩精神致敬。

连环画版的红岩故事,不计其数

担当着“大众阅读传播机”的连环画,图文并茂地把红岩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精彩纷呈。其数量和版本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比如1964年1月相继出版《山城迷雾》(红岩1)由韩和平绘画,《沙坪事件》(红岩2)由罗盘绘画。同年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红岩》系列连环画5册,分别是《沙坪事件》《共产党员》《华蓥山下》《水的斗争》《赤胆忠心》,分别由何志强、金立德绘画。

与此同时,四川人民出版社也于1964年6月相继推出《红岩连环画集》系列,该年共出版《挺进报》(上)由柯客改编、尹琼绘画,《沙坪联络站》由刘铭改编、古月绘画,《江姐》(上)由林扬改编、杜显清绘画。1964年12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册《许云峰》由张子仪改编、张仁康绘画。

直至上世纪80年代,连环画版的红岩故事还在出版,如:《烈火红心》《揭破阴谋》《曙光在前》《黎明时刻》(上海美术出版社)。

斗转星移,但红岩里斗智斗勇的故事,依旧激荡人心。

《红岩》开启地标文化

《红岩》早已不仅是一部小说,时间告诉我们,红岩已经成了地标文化,成了一种精神。不少外地读者来渝,也慕名前往渣滓洞去寻找革命先辈的战斗遗迹。

著名诗人吕进十分景仰杨益言老先生,他在已经发表了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经典文本——重读〈红岩〉》上写道:“尽管《红岩》也有它无法摆脱的某些历史局限性,但是由于它具有比较全面的审美功能,所以能够依然活跃在当代读者的理解与感应当中。对于如何提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如何提升主旋律作品的创作,《红岩》都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参照系。”

从40后到90后,《红岩》俘获了不少读者。一位60后读者李智镕听闻杨益言去世后,告诉笔者,“红岩精神陪伴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江姐的形象在我们当时的心里,比现在的明星还要红。”网友东海元龙回忆,1965年三线建设随父母来到重庆,那个年代因为读《红岩》,所以到重庆首先想到的是《红岩》,给南京同学第一封信是看红岩遗址的感想。90后读者孙佳琪坦言,自己读的第一本红色小说就是《红岩》,共产党人在特殊年代里斗智斗勇的故事,特别激荡人心。

“晚年的父亲,一直在读书、写作”,杨益言的女儿杨小谊告诉笔者,2000年,杨益言决定创作一部以三峡移民为题材的剧本,为此,70多岁高龄的他还多次到三峡地区实地考察,最后因此而累倒,但在病中,他还记挂着这个剧本,想等身体好点之后,把剧本改好。不过可惜现在也没机会了。

春蚕到死丝方尽,红岩精神永流传。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情怀,已在身体力行中彰显。

《红岩》记录下我党最悲壮的一段历程,《红岩》中的英雄形象给我们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红岩》影响了几代人,有多少人是看着这部小说长大的,而珍贵的《红岩》手稿早在2001年,已被杨益言老人家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800多页,40万字的《红岩》手稿,墨香依旧,作者虽去,但丝丝缕缕的红岩魂激励着众人,哪怕艰难困苦,也要向前,向前!(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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