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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母权社会、乱伦禁忌和弑父弑君来谈人伦的“解体”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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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飞

版本: 三联书店 2017年4月

近代以来,社会人伦关系发生重大变迁,从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伦关系在20世纪的中国和西方同时遇到了深刻的反省。本书作者长期关注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动荡,通过对西方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出西方思想作为“形质论”,中国思想作为“文质论”的结论。这本书从现代人伦思考中几个颇具极端性的命题切入——母系社会、乱伦禁忌、弑父弑君,分析了从达尔文、巴霍芬、摩尔根、涂尔干到弗洛伊德等人的相关理论,并继续追问人伦问题背后的哲学根源。作者透露出的态度也许是悲观的,他认为现代文明语境中的人伦面临全面解体的危险,这将带来人们对大至国家小至家庭的焦虑和信任危机,在此情势下,中国思想的“文质论”或许是重建人伦道德的一个可能的思想路径。(本期推荐人/柏琳)


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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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


1973年生于河北肃宁,2005年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基督教哲学、人类学、中西文化比较、礼学等,著有《浮生取义》(2009)、《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2013)等。



精彩书摘




为什么我们又感觉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人伦遭到了长期的忽略呢?这并不是因为人伦不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无论在古希腊罗马、中世纪,还是现代的生活方式中,人伦都是西方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不是因为重要的思想家不谈人伦,虽然像弗洛伊德这样的家庭主义者很少,但在大多数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著作中,对人伦的讨论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很难想象,人们在思考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时候,会完全抛弃掉家庭问题,涂尔干把家庭当作一切神圣制度的源头,更是将人伦问题上升到了最高位置。

真正原因在于,当西方思想家在回答更根本的哲学问题“人性自然与文明生活有什么关系”时,把这个问题转换成了:人有没有可能在现实的生活之上,追求一种超越的精神生活。于是,现实物质世界与超验精神世界的二元分立,成为西方哲学思考“形质论”传统的一个重要品格,而人伦问题往往被掩盖了。

在这二者之间,人伦应该处在什么位置上,是一个存在很大讨论空间的问题。一方面,人的一些基本需求,如性需求、生儿育女、延续种族等等,好像属于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血缘关系也只不过是最基本的自然关系;但另一方面,人类在家庭中相互结合,家庭中的道德伦理,似乎又是迈向文明的重要步骤。在古今哲学家的诸多人伦争论中,问题的焦点就往往发生在这双重性之上。像《理想国》中所描画出来的智慧世界,就把尘世生活的诸种制度和道德拒斥在地上;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继承了这一思路,奥古斯丁同样将现实中的家庭当作魔鬼之城的一部分。但亚里士多德就看到了家庭生活与城邦的关联,对家庭中的道德伦理有更多肯定,托马斯·阿奎那也对家庭和国家都有更多肯定。至于巴霍芬将母权社会当作更接近自然,而父权社会是精神性的,涂尔干把家庭当作最初的神圣社会,都充分肯定了人伦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不过,巴霍芬和涂尔干又都将人伦关系拆解了,他们所肯定的只是一部分的人伦关系,却把其他类型人伦关系的地位大大降低了,这还是因为,人伦关系很难纳入他们对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圣俗二分框架。

这种二元分立在古典希腊哲学中已经很明显,灵智派将它推到极端;基督教虽然试图以万能的上帝和意志概念来沟通二者,但在实质上却造成了更严重的分裂。夹在二者之间的人伦问题,也会被卷入这种对立和断裂当中。所以,到了现代思想中,我们既会看到涂尔干这样对人伦关系的高度肯定,也会看到弗洛伊德那样对人伦问题的彻底化约;既可以看到对精神生活更高的追求,也可以看到自然世界的空前反抗。于是,人伦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

这是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但人类生活的一些方面却回到了混同于禽兽的状态。表面上,这是一个普遍追求平等的时代,但很多思想家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平等是深入骨髓的;时代的精神要求人们走向充满爱的世界,但文明的发展却把一切都变成了冷冰冰的商业关系。难道文明的进步都只是假象,这一切带来的都仅仅是道德的堕落与人伦的解体吗?平心而论,我们无法这样彻底地否定现代文明的成就,无论是它带给全世界的还是中国的,进步当然应该得到肯定。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这种进步是在文明与自然高度分裂的状态下达到的。正是由于这种高度分裂,在精神性创造达到极其崇高的境界之时,那些固守尘世生活的人们似乎显得尤其粗鄙和庸俗。本来是为了纯化道德、敦厚人情的礼节,现在却显得极其虚伪、平庸、装腔作势、俗不可耐。这是一个崇高与鄙俗同在、文明与野蛮共存的分裂时代,人伦的解体正是这种分裂的后果。但这种解体更多发生在意见中,我们毕竟仍然生活在人伦之网当中,没有一刻可以回避人伦的问题。如何为人伦生活重新找到妥当的安置,不仅是这个诡异时代的重要问题,而且牵涉到对宇宙观、世界观的全面调整。这要求我们在思考崇高生活的哲学框架中,给人伦问题一个新的定位,看有无可能使它不会随着精神追求而分裂和跌落。(摘自《人伦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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