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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商业制度决定一个时代的好坏


来源:凤凰大学问

薛兆丰,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博士。薛兆丰教授对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独

薛兆丰,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博士。薛兆丰教授对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见解。著有《经济学的争议》、《商业无边界》、《经济学通识》。

··  提示:全文2856 字,阅读时间约4 分钟

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好时代还是坏时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本很出名的书,用计算机模拟的方式来算人类的未来,叫做《增长的极限》。咱们人类的生活快到头了,而且他算的是当时的经济水平,当时的消耗量,随着人口寿命的增加,世界到头的日子比他预测得还快。

今天世界到头了没有?没有。绝大多数人都变得更好了,更好的一个强有力的指标是我们对生活有很多的抱怨,当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需求在改变,变得非常挑剔了。一个重要的无可辩驳的指标是人均寿命翻倍。我们的生活从来没这么好过。

1860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均寿命是不到40岁,像法国、意大利,是30来岁。美国黑奴的平均寿命也是40岁左右,因为在美国的黑奴是挑选过的,品质比较好,经过长途跋涉海运的筛选。而且在美国黑奴的待遇是在全世界各种奴隶里面最好的。所以有一个现象,说美国的黑奴生活的不错,美国的黑奴的记录还那么清楚,在别的国家都没有了,大家以为其他国家没有奴隶制,其实是存在的。

现在耗电几乎不用钱了。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鱼油照明,后来洛克菲勒做煤油灯,当时大家都不好看,投资者也不看好,他们觉得煤油灯不安全,会着火。洛克菲勒的公司为什么叫标准石油?他说我要把石油产品做得标准化,从地下抽上来,炼油,运送,使用,每个环节都要标准化。

为什么我了解这个历史呢?因为他的公司做大后被告倾销,是反垄断的大案。他把石油产业标准化以后,石油从一开始卖1块钱,最后变成几分钱。

想想以前人们用鱼油照明是多贵!他使美国人民,哪怕是最穷的人入夜之后的生活成为可能。你想想一下他的贡献,使得我们的生命,尤其是精神上的生命翻倍了。虽然他倾销,虽然他把石油的价格弄得那么低,但美国人民还是把他推成了美国的首富,这是商业史。我们生活的整个方式完全发生了改变。

绝对贫穷的人极大的下降了,一天收入不足一美元的人口从过去占总人口相当大的比例,下降到今天就是一个零头。衡量自己到底是变穷还是变富有个好办法,看看你的消费品,你们每天买的东西有没有用,没用就是有钱了。

今天人们的上升渠道增大了。有一个流行说法:越大的公司越做越好,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我们的数据根本不支持这样的说法。如果强者越强的话,那么今天的Facebook最有钱,50年前最有钱的是什么?日本就是天王,英国就是王族,Facebook应该是他们家的,Google应该是他们家的,本田和丰田应该是他们家的,其实不是,上升的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如果上帝惩罚你,要你下辈子做个穷人,但是你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在哪个国家当穷人?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美国一个标准的穷人要比50年前、100年前的富人好多了。所以我也经常说,上帝要让你再做一次人,你选哪个时代?是今天的时代还是过去做皇帝的时代?我到故宫看了以后,我不想做皇帝,远远不如现在的朗润园,故宫没有空调,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最重要的是没有wifi。

现在是好时代,哪怕是对穷人而言。贫富分化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饼做得特别大。以前最厉害的人实际上也只能有很小的享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非常奢侈的丘吉尔,二战中他让人家背着浴缸到战壕里面泡澡。美国是禁酒的国家,他到了美国的要求就是要喝酒。这就算奢侈了,其实他的要求跟他的贡献比起来微不足道。

我上世纪90年代大学毕业,花3000块钱买了200兆的硬盘。今天我们的硬盘是按T算的,这些年我自己对硬盘技术的成熟,价格的下降做了多大的贡献?没做贡献,但是我却有巨大的享受。这些无端的好处,如果再投一次胎,我肯定希望是投在未来,而不是过去。

今天人为的因素越来越大,自然的因素越来越小。同时还有一个说法,我们富裕是因为剥削来的,这显然不成立。也不是简单的投资,有很多人说钱就能生钱,其实不是。

国家能持续发展很难,因为基数在那里,每年都持续一个比例增长,特别是中国这种经济体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可持续发展来自于什么?来自想象力,来自知识,来自创新,来自咱们从16世纪、17世纪从荷兰到英国开始对商人的重视。

不仅仅是口头上的重视,在制度上面重视了,那时候开始出现有限责任公司制度。这个制度完美处理了人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个制度到今天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创造,这个创造在开始的时候不受待见。

当时有好多的批评,泰晤士报、经济学杂志都批评,这是一小部分有钱人把自己的钱拿出来,项目成功了他们赚大钱,项目失败了以后,他们就说我们有限责任就算了。

但是很妙的地方是解决了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你再也不用跟你的投资人谈恋爱了,了解对方了,要找磨合点了,公司可以无限增长,就这么一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发明之后由于悬赏,其实技术才跟进。我们今天也有一个误解,以为是技术带动了商业,其实不是,是商业才能推动技术。

你去问科学家,你为什么做发明创造,因为我有兴趣,我就是喜欢探索自然,我就是有很多的想法,都这么说。实际上这些想法是走不远的。我们都有想法,没有后面的非常精巧的商业机制、制度安排,仅仅一个想法是走不远的。

我听MIT(麻省理工)商业转化办公室的人讲,在科研投入上1块钱,需要100块钱商业投资来转换。从科学家的想法、科技论文到变成产品,这个过程商业投入的比例令人震撼。如果科学家和风险投资按五五分成,这事儿做不成,按1:10也做不成,最后是1:100才做成。

那科学家愿意这么做吗?愿意。因为他100%拥有这个专利,但没钱。他1%拥有这个专利的分红,他拥有的要比没钱转换成产品大得多。所有的发明创造背后都是一个制度在推动的。

比如特朗普,最要不得的就是他反对自由贸易。他到处说我要把工作从中国人手里拿回来,从日本人手里拿回来,从墨西哥人手里拿回来。在他看来,工作岗位好像是咱们的椅子、遥控器一样能拿出来。

通过分工和合作,哪怕是能力最差的人,整个社会的饼会做得更大,而交易的双方,哪怕是样样都比别人差的人,都能得到很大的改善,这是经济学里最颠扑不灭的原理之一。商人的特朗普懂,成为政治家的特朗普不懂。

记得香港有个节目,讨论香港要不要引入外地劳工,当时香港人反对声很厉害。参加节目的一个报刊老板说,人是要搭配的,就跟面、肉做饺子要搭配一样。如果同样一份肉,面粉越多,肉就很贵;男生跟女生,男生多了,女生地位就高了。香港人有各种各样的资源,你的教育,你的英文,大陆人进来以后香港人的地位会提高,而不是下降。这是经济学的力量——反常识。

看到美国创新做得那么好,咱们为什么做不到?表面上看,任何一个创业故事厉害的是人,其实是制度重要。

我说美国人有一个《拜杜法案》,哪怕是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本来产权应该归政府的。但科研人员也可以选择商业开发,明明是政府给的钱,私人可以拿来赚钱,这在中国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但是美国1980年就通过了这个法案,他们的创新就不再为了发表而发表了,而是朝着市场的需求去了,科学家被请到企业里面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科学家又把现实中的问题带回实验室,这条路就打通了。

你去MIT看校园地图非常有意思,红色的核心是MIT校舍,周围包围着各种各样的公司,这其实是制度的牵引。有了这个制度就有了发明创造。

(本文由凤凰大学问根据薛兆丰教授在北大朗润园的演讲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王德民(个人微信号:okde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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