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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授衔时哪位黄埔三期的老革命因故仅授大校军衔


来源:人民网

由于全军当时符合授少将军衔条件的人很多,而最终的名额只有800多名,所以他最后只被授予了装甲兵大校军衔。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赴苏联进行访问,并且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前,毛泽东和斯大林由于意思表达在双方之间产生误会等原因,发生了不快。面对苏联方面事先草拟的一份协议,毛泽东严肃地指出:“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他提议讨论充实文本内容,并且译成俄文。作为毛泽东身边少数几个精通俄文的官员,徐介藩和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四人全程参与了这次讨论,以最快的速度将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讨论文本翻译成俄文,最后由徐介藩打印出来,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顺利签署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2月,徐介藩患难与共的苏联妻子马尔多夫斯卡因患癌症,医治无效而逝世,徐介藩万分悲痛。为了国家的工作,徐介藩忍痛把自己的3个女儿托付给马尔多夫斯卡的母亲抚养。6月,根据中苏双方达成的协议,我国在苏联赤塔设立领事馆,党中央派徐介藩前往赤塔筹建中国总领事馆,出任总领事兼党支部书记。但是徐介藩在赤塔工作得并不很顺利。因为当时苏联方面依旧按照传统思维,把一切外交人员当作外国的情报人员一样,处处防备,特别是当他们得知徐介藩曾长期在苏联学习和工作后,克格勃的人更是对他“特别照顾”,对他的活动处处设限,所以徐介藩在赤塔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不愿意返任了。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朝鲜人民军中有苏联顾问,所以毛岸英随彭德怀司令员入朝担任翻译,协调与苏军顾问的工作。毛岸英牺牲后,继任的翻译水平有限,导致双方经常发生误会和争执,彭德怀多次向军委建议给他派一位得力的俄语翻译。经过周恩来的物色,徐介藩于1951年4月从外交系统调到朝鲜前线,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翻译,积极协助彭德怀处理日常军务,并参加了开城谈判,还获得过朝鲜方面颁发的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平时很少夸人的彭德怀对徐介藩这位翻译非常满意,他说:各方面由于翻译误差而出现意见分歧、发生争执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1952年11月,徐介藩被黄埔学长、志愿军原副司令员陈赓选中招回国内,赴哈尔滨协助陈赓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陈赓看来,徐介藩是个留学苏联的空军专家,所以,一开始就要他担任空军工程系主任。这时,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回国的唐铎也分配到哈军工工作。考虑到唐铎在苏联空军服役近30年,又是航空兵器专家,陈赓权衡再三,亲自找徐介藩做思想工作,调整他和唐铎的工作岗位。徐介藩坚决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调任装甲工程系任主任。在军事工程学院创院的艰难时期,徐介藩始终保持着一位共产党员艰苦奋斗、严于律己的作风,拒绝搬进为他准备的高档楼房,坚持住在两间仅24平方米没有供暖设备的背阴平房里。为了培养装甲兵工程技术干部,徐介藩制定了严格管理、从严治教的方针,提倡理论和实践并重,技术学习和战术学习并重。不久,为了发挥徐介藩在航空方面的特长,中央军委决定调他出任北京航空学院院长,但是他已决心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装甲工程系的工作当中,于是婉言谢绝了组织上的安排。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虽然徐介藩长期在苏联工作,但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资历深,所以他的军衔经过陈赓的亲自评定,拟授少将军衔。方案报上去以后,由于全军当时符合授少将军衔条件的人很多,而最终的名额只有800多名,所以徐介藩最后只被授予了装甲兵大校军衔。不少人认为像徐介藩这样的黄埔三期的老革命,仅仅授予大校军衔实在是委屈他了。但是徐介藩并不在乎这些,他觉得自己旅居苏联20多年,为祖国为人民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军衔高点低点都无所谓,关键是勤勤恳恳的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1956年,徐介藩与林彪的前妻、曾经旅居苏联的张梅结为伉俪,他们之间相敬如宾,即使对林彪的女儿林小琳,徐介藩也是视如己出,关怀备至。

1958年5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筹建坦克科学技术研究所,11月,徐介藩兼任主任,赵敬璞兼任政委。徐介藩是黄埔三期出身,比林彪还早一期,但是他在同事、学生面前平易近人,从来不摆老资格。他工作中兢兢业业,生活上艰苦朴素,业余时间刻苦钻研专业知识,成为了哈军工老同志当中“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徐介藩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领导装甲兵工程系的师生和员工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最终研制成功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水陆两栖坦克,为我军装备的正规化、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介藩一生刚直不阿、坚持原则。1958年我军错误地发动了“反教条主义运动”,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教育工作中克服“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上级领导带领工作组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检查该院的教育工作,恰好赶上军事工程学院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级领导出席大会并且做了发言,批评军事工程学院的教育路线是“根本错误的”。在当时全军“反教条主义”的紧张气氛中,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可是,徐介藩却不以为然,随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根据哈军工毕业生的使用单位反映:‘该院毕业生政治上、业务上都是好的,技术也是过得硬的,为各军兵种建设做出了贡献’……那么,为什么根本错误的教育路线却能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

徐介藩的话说出了哈军工多数人的心声,围绕着学院的教育路线,他甚至和领导拍了桌子,徐介藩的刚直,从中可见一斑。

1959年4月,徐介藩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特邀人士)。同年9月,在庐山会议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向毛泽东主席上“万言书”而受到错误的批判。在当时全军上下一致批彭的“非常形势”下,徐介藩却不怕被扣上“军事俱乐部”成员的帽子,认认真真地阅读了彭德怀所写的“万言书”,斩钉截铁地认为:“我看彭老总没有错!”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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