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末几位老帅为何判断苏联对中国动武必打核战

柯西金有些激动，站了起来：“格列奇科同志，你想过没有，对付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动用几颗原子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况且，中国人手中也有核按钮，一旦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不计后果进行反击的。到那时候，恐怕不仅仅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了，我看世界的末日也该到了！”

这次葛罗米柯又反过来支持柯西金的话：“中国什么资源最丰富？是人！请你试想一下，中国军队越过国境冲进苏联，完全可以是几百万人甚至是上千万人蜂拥而入。我们的武器再精良，也难保一定打得过他们呀！”

奥加尔科夫也补充说：“谁都知道，中国人是最擅长打游击战的！他们可以一直打下去，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像美国在越南一样陷进战争的泥淖里。”

反武力派似乎占了上风，但大权在勃列日涅夫手中，他是倾向于格列奇科的。他让大家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后再作决定。但是会后，他马上召集格列奇科等人在苏军总部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接着，苏军大本营的首脑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任命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托庐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的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苏军战略导弹部队进行一级战备，等候发射命令。

8月28日深夜，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接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密令：“为了我国和美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我军大本营准备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解除中国的核武器。请你秘密地征询一下美国当政者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总统或者基辛格博士个别面谈。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不会伤及无辜生命，而且我们释放的当量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会造成环球大气污染，也不会对地球的生态平衡有很大的破坏。”

放下热线电话后，多勃雷宁立即抓起另一部电话，拨通了基辛格的号码。

电话那头的基辛格远没苏联人那么激动，慢条斯理地答复说：“请耐心等待，我们需要慎重研究。”

尼克松得知苏联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消息后，从他的立场考虑，觉得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苏联。从历史上看，中国还没有过扩张和侵略的记录。而西方的战略利益还离不开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内阁成员紧急磋商后，取得了一些共识：首先，如果美国持反对意见，苏联一般不会轻易动用核武器。它胆敢这样做，将违反美苏间的协定，也不符合国际宪章。而美国反对的理由可以列出许多，但最好强调美国的利益，而不涉及中国。因为过多的涉及，将直接影响美苏关系，使缓和局面彻底毁掉；同时，也会伤害到中国的尊严。

再者，应该设法将苏联的意图尽快传递到中国，使他们有所准备，制定必要的应变措施。

这最后一条将博学的基辛格难住了。因为美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双方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一来缺少合适的渠道，二来也可能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误解，以为美国在耍什么花招。还是尼克松想出的办法好：把消息透露给某家报纸的记者，让他们捅出去。这样即使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他也只能干瞪眼。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震动世界的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仿佛这个核弹头已在世界爆炸，它的冲击波迷漫在每一个关心时局的人们的心头，世界为之恐慌，目光都聚集到中苏边境两边高高翘起的导弹发射架上。而此时的莫斯科似乎比北京还要震怒：他们企盼着美国发来支持电，却等来了美国人的公开泄密。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大骂美国人的出卖和愚弄。

美国人照样我行我素。基辛格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阐明了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立场：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对于苏联的行动，美国不能坐视不管。战争一旦爆发，美国会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对苏联采取同样的行动。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将招致中国方面的报复。核战争所产生的污染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亚洲驻扎的数十万军人的安危，并会使全球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立即与几个老帅开会分析这则消息的可靠性并商议对策。几位老帅都认为，苏联要打核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因为他们的常规武器用于和中国打进攻战，力量还远远不够。聂荣臻分析说，所谓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无非是指对我国部分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性或摘除性的打击，而这些目标很可能是中国的核导弹基地和北京及东北的一些重要工业基地。因此，他建议，城市应以疏散、隐蔽和防护为主。现在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让这些城市迅速挖掘防空掩体，同时在全民中广泛进行防止光辐射、核污染的应急练习。（《红墙知情录（三）：共和国外交轶事及两岸风云》，尹家民著，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