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笔下的晚清之变

晚清之变乃周秦之变后中国历史最关键的转折点,马勇穷三十多年之功,希望做出自己的解释。最近出版的“晚清四书”,就是他努力的成果。

“晚清四书”包含《觉醒》《维新》《国变》《革命》(新星出版社),叙述了1894—1911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签订、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以及辛亥革命,记录了清王朝由觉醒而自救,自救失败直至倾覆的全过程。中间涉及诸多重要历史人物,如慈禧、光绪、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等。这四本书以前曾零星出版,但此番合在一起却比较完整,马勇为读者重新认识和思考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四本书的序言又让读者了解了马勇的学术路径。

《觉醒》开篇就说,“从大历史观点看,中日近代以来的不愉快,均来自西方文明东来所引起的世界格局变化,源自东亚传统秩序解体。”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清廷进退失据,穷于应付,由朝鲜危机导致了甲午惨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清政府赔偿日本2亿两银子,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恭亲王奕䜣在弥留之际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马勇对于历史一直持有“温情之敬意”,对于历史人物,多有同情之理解。例如,作为大清裱糊匠的李鸿章,《觉醒》将其置于彼时彼地的历史情境,揭示其甲午海战之前避战的原因,战败之后谈判时的苦楚和艰难。

受此刺激,清政府开始变革。阴差阳错,张之洞错过了主持戊戌改革的机会。由康有为主导的维新,不过百日即告夭折。对此,马勇在《维新》一书引用了严复的观点。严复对英国君宪体制有着深刻理解,他始终认为,中国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从君主体制直接进入共和体制。他不仅严厉批评孙中山,而且将康有为、梁启超视为搅乱天下,导致清亡的罪魁祸首。无论是在资历、才能、政治经验、人脉等方面,还是在可以获得的支持方面,张之洞均绝非康有为、梁启超所能比拟。不难想见,如果由张之洞主持改革,晚清史必然会是另一种走向。遗憾的是,这种可能没有成为现实。

由于西方诸国的霸道行径,导致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从朝廷官员到普通民众,均有排外心理。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义和团在山东起源,所到之处广泛吸纳成员,到处焚烧教堂、杀死教民、拆毁铁路,并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在清廷一帮鹰派官员如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刚毅、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等人的暗中支持下,义和团迅速壮大并且向北京蔓延。列强担心驻北京公使馆人员的安全,在天津大沽口迅速集结军队。慈禧误信了洋人要求她“归政”(即交出权力)的情报,愚蠢地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并招抚义和团与清军一起抵御八国联军。在南方,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团结起来,与外国公使达成协议,实现东南互保。义和团进京之后烧杀抢掠,对中国教民极其残忍,连婴儿也不放过,而几次攻打外国公使馆均被一击即溃,此后畏缩不前。最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仓皇西逃。此时,慈禧不得不启用鸽派官员荣禄等人收拾残局。在其后签订《辛丑条约》规定,惩办罪犯。经此一役,清廷的战争赔偿白银达4.5亿两,北京至海道驻扎外国军队。不仅如此,1900年7月,俄国借口镇压暴民,派出20万军队强占东北,这导致列强纷纷提出租借和划分势力范围。马勇在《国变》中披露,由于稍后银价持续下跌,列强要求清廷以金代银支持赔款,清政府被迫屈服。仅此一项,中国实际赔付给列强的赔款远远大于《辛丑条约》的数额。

与列强的战争一败再败,慈禧意识到必须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了,这成为《革命》一书的主题。但是,政改意味着权力的重新分配,将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这样的自我改革,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以及壮士断腕的牺牲。作为既得利益集团,满清贵族希望分得最大的蛋糕,在改革后的政治格局中继续保持优势。而立宪派则希望从国家利益出发,发愤图强。与此同时,军事强人袁世凯对权力虎视眈眈,而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则以推翻清廷的统治为己任。由于清廷及满族亲贵一再贻误改革良机,终于导致辛亥革命爆发。在其后的南北谈判中,清廷的强硬派不愿让步,导致立宪派也抛弃了清廷。最终,立宪派扶持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由此诞生。尽管如此,辛亥革命使用和平手段让清廷退位,两千多年来首次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这体现了中国人的大智慧,并不失为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

细思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战争和变故,清廷在面对列强之时,始终未能辨清大局,且昧于大势。究其原因,刘泽华先生所称的王权专制主义可谓元凶。首先,清政府闭国锁国,这不仅是地理上的画地为牢,与世界隔绝,而且表现为思想上的封闭和保守。茅海建《天朝的崩溃》显示,鸦片战争之前,连林则徐这样的大臣对英国的国情,英军的战略、战术、武器威力等等完全不了解。直到战败之后,皇帝才想起了解英国。

其次,王权专制主义体系固有一种制度的愚蠢,难以对于错误迅速纠正,并积极应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廷没有吸取教训,进而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非但如此,清廷还被义和团的把戏迷惑,以为他们真能凭借仙法抵挡洋枪洋炮。慈禧竟然在屡战屡败的结果面前不吸取教训,向11国同时宣布开战。如此愚蠢的举动,可谓自取灭亡。而付出巨大代价的,则是无数的中国平民。

第三,既得利益集团裹挟清廷,最后导致清廷被立宪派抛弃。按照马勇的研究,清廷宣布立宪时,北京的民众张灯结彩,认为有希望了。而孙中山的革命党则得不到民众拥护,暴力革命陷入低潮,革命党人用暗杀为手段,阻止清廷的自我变革。等到皇族内阁出炉,人们普遍认为清廷继续玩弄换汤不换药的把戏,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诚意,于是革命再起,并且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就政治变革的角度而言,严复对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观察极具启示意义。如果清廷诚意改革,主动确立君宪制度,采取虚君立宪,之后中国再过渡到共和,应当更为稳妥。在我看来,类似中国、俄罗斯这样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家,由专制到威权(法治),再从威权(法治)过渡到民主可能更为平和。

《觉醒》《维新》《国变》《革命》

作者:马勇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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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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