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忆执行“死亡任务”：11人出发仅1人归来

晚上,覃健泡完脚,周正主动要去倒水,被覃健的警卫员拦住了。覃健说:“小朋友,多大岁数了?”周正回答:“十六了。”覃健说:“年轻人要参加抗日救亡行动,不要在家待着。”周正问:“要不要我?要我的话,我就跟你们一起去。”许电华说:“我们一道都参加。”

后来,这支武装队伍被编入第五纵队滨海大队,周正在五连,不久任二排排长。“我上过小学,有点文化,还喜欢唱歌,部队开大会时,常带本连与兄弟连队互相拉歌,活跃部队生活,我教战士学新歌也快。那时常唱的抗战歌曲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队歌》《红缨枪》等等。”周正回忆,那时候部队打鬼子、打伪军、打国民党顽固派,也打土匪。“16岁那时还没有枪,就用红缨枪。不久之后,给我发了一把汉阳造,我高兴得不得了,感觉很荣耀。”

咬牙接下“死亡任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不久,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周正所在的滨海大队称为三师滨海大队。1941年9月,新四军三师九旅与四师十旅建制对调,滨海大队改建为滨海军区二团,也称三师十旅一支队二团,团长汪洋,政委吴书。“在后来的几次部队文艺汇演中,十旅文工团注意到了我,点名调我到剧社。”那时文工团团长是夏林,政治指导员蒋覆(后改名蒋捷夫),教员有许以倩、李文慧、李文涛,团员中有谢铁骊等人。

1942年,日军从淮阴、连云港、徐州等地出兵七路向淮海区包围进攻,反扫荡形势严峻,文工团部分人员各回原来部队,周正又回到了二团。

“一天,团政委吴书找我谈话,说决定派我到新浦敌占区做地下工作。事发突然,我想,也许是领导觉得我比较机灵,又会演戏,适合做秘密工作?我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坚决完成任务。”

吴书告诉周正,这次任务主要是搞敌人情报,如日军和汉奸部队的驻地、番号、主官姓名、武器配备等方面的情况。并说,做地下工作有严格的纪律,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身份,回到家乡干个小买卖当掩护开展工作。

“我从没做过这种工作,虽然服从组织安排,但自己感到难度很大,危险性很大。吴政委说,你看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没什么要求,可说心里话实在舍不得离开部队领导和战友。如果我真要回不来,牺牲了,请组织上设法把我的尸体埋在东山底下我外祖父坟地旁,并一定向我母亲保密。我母亲身体不好,操劳了半辈子,我弟兄姊妹四个,我母亲最喜欢我,要是知道我死了,母亲一定受不了。吴政委说,不要想那么多。我说,能不能让我带着自己的手枪?吴政委说,不能带枪。我说,带枪不为别的,紧急关头我留两颗子弹,一颗给敌人,一颗我自己自杀。吴政委说,看你,想得太多太具体了,别说这些了。大胆工作,小心行事,你身后有组织的支持。”周正说。

执行任务之前,团保卫干事兼敌工站站长吴泉友给周正介绍了地下工作的一些基本常识和地区的社会情况,教给他当地帮会安清帮、道德会的一些术语,找来一些相关书籍让他仔细阅读牢记,还教给他怎样应付敌人,怎样交结各种道上的朋友。

短短几天的培训结束,周正领了一些经费,到集市上买了一件蓝布大褂、一顶棕色礼帽。“我特意几天不戴帽子,光着头晒太阳,避免敌人哨卡检查时发现头上有戴军帽的白印迹。部队还给我找了一辆半旧自行车。”

离开部队时,周正仍然很难过,他实在舍不得离开部队首长和战友。“吴政委是知识分子,平日里对下级很关心很照顾,大家很有感情,上下级关系比亲兄弟还亲。临行前,吴政委一再叮嘱我,要严守地下工作纪律,严守秘密,无论如何不能暴露。尽管作了较充分的准备,可真到了出发的时候,还是觉得此行会是有去无回,感觉有些壮烈。”

上午出发,一路上顺利通过日伪军的几道哨卡,骑自行车走了不到一小时,周正就进入敌占区。

煤粉厂巧遇“同行”

到了新浦,周正先住进了他大舅杨立奎家。

“大舅家也很穷,住在陇海路铁道南约200米一片水洼旁边的一间小破房子里。大舅靠给人修房子做工挣点钱维持生计,生活很困难,但人很好,很忠厚老实。”周正说。

安顿下来后,周正就开始考虑开展工作。任务很明确,要侦察敌情,就要先熟悉周围环境。“说来也巧,我另一个舅舅家的表弟在新浦干交通警察,那时交通警察实际上是以维持社会秩序、解决居民纠纷为主。尽管我对这个干伪事的兄弟没什么好感,但从工作考虑,没事就与他闲拉呱,了解些情况。”

过了几天,周围环境基本熟悉了。周正找到了附近一个煤粉厂,煤粉厂紧挨着日军兵营的后院,他扮作运煤的劳力,用煤灰往脸上胡乱抹了两把,把草帽低低地扣在头上,一边帮着往煤场里推煤车,一边暗暗望鬼子兵营里瞅。“兵营里有大炮但看不见,只能看到十几匹东洋马。我就注意鬼子的出入活动情况。”

煤场另一边是一片空场,附近有座寺庙。没想到,在这里周正竟然碰到了熟人。“这人叫张仪康,原来也是淮海军区文工团的,这时穿一身警察局的服装,一看就是混上了官面的差事。我怀疑他是叛变投敌的,而他也怀疑我是脱离了队伍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