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少将一生5次入狱加入中共后倒在南京解放前夕

自此，周镐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我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在干些什么。父亲离开我们后，军统派人把我们母女4人从贵州接到重庆。当时重庆政府很困难，但对我们母女4人非常照顾，我们的所有生活用品全由国民党政府供给。我与姐姐被送到沙坪坝的私立小学读书，学费、食宿全免，那个学校的校长是戴笠。蒋介石定期到这所小学，给这些特殊家庭的小学生作报告。我也听过蒋介石勉励学生的一次报告。

后来我们得知，当时周镐潜伏在南京汪伪政府军委会。周镐在南京汪伪军界上层算得上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表面上混得有头有脸，但谁能知道他内心的痛苦与紧张。他整天生活于恐惧之中，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你未必相信，在南京伪军委会工作期间，虎口之内，幸有余生，其间痛苦，一言难尽，今日尚在者，非祖宗福荫，早丧残生了。”

“周镐事件”

1943年底，他秘密组建的军统南京站开始了活动。

军统南京站，早在1937年军统撤离南京前就建立过，并配置了电台，但南京一沦陷，这个南京站就叛变投敌了。以后军统在南京的组织，规模都较小，在日伪的眼皮底下也不敢有大的活动。周镐重新建立的这个南京站，规模较大，下设八个组。

军统南京站算是沦陷区的大站，周镐身负重任，他的工作效率很高，成果显著，戴笠颇为满意。不久，周镐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少将。他交给周镐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担负周佛海与重庆的情报联络工作，搜集汪伪首都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这是周佛海与重庆方面的重要热线之一；二是利用自己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里的地位和工作便利，与伪军中的实力派高级将领吴化文、孙良诚、张岚峰、郝鹏举等建立密切友好的私人关系，收集他们的情报，积极争取他们，最终在抗战胜利时投靠蒋介石。

周镐在南京领导的国民党军统地下组织，随着日军的投降也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周镐开始了公开的活动。国民政府任命周镐为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

日军投降的第二天即8月16日，周镐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部设在新街口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指挥部首先接管的是汪伪的《中央日报》和周佛海控制的《中报》。

在封存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和几所大仓库之后，周镐又命令中山东路上的汪伪财政部、宪兵队、汪伪中央电台等重要机关，听从南京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不得擅自行动。

17日，伪《中央日报》和《中报》分别更名为《建国日报》与《复兴日报》，套红标题为胜利专号，出现在南京的街头。这两份报纸报道了军委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成立的消息，以及父亲亲自起草的《南京指挥部第一号布告》。

没想到，父亲的行动太过火了。蒋介石急于想制止周镐的过火行为，但又无兵可用，刚刚收编的伪军也不便进城。于是，蒋介石又下达了命令：南京的治安暂由日本军队来维持。

18日下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派参谋小笠原中佐到指挥部，请周镐到日本军司令部商谈解决办法。父亲一到日本军司令部即被软禁起来。

父亲周镐组建领导的这个指挥部，只存在了三天，就烟消云散了。

“周镐事件”后，国民政府立即准备接管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设立了临时派出的先遣机构“前进指挥所”，以陆军中将冷欣为主任。蒋介石立即下令由新六军这支嫡系部队接管南京。

就在日本人软禁周镐之后，南京警备司令任援道奉戴笠之命，到日本军司令部交涉，将周镐转押到自己的警备司令部。戴笠到达南京后，又派人将周镐押至上海审查，罪名竟是贪污。

在狱中，周镐试图托关系找人帮自己说话，洗刷掉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却到处碰壁。

“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

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青岛乘飞机途经南京，因雨雾，飞机撞向岱山，机毁人亡。戴笠死后因无人再细查父亲之事，经军统中好友的帮忙说情，军统局副局长唐纵同意将周镐释放。

出狱后的周镐已经不是原来的周镐了，变得沉默寡言，闲居在南京二条巷蕉园5号的家中，没有工作，生活相当艰难。在军统多年，周镐早已厌烦了这种工作环境，他对国民党内部的互相倾轧、贪腐渎职已经恨之入骨，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信心。

正当他迷茫时，他的同乡、黄埔同学、中共党员徐楚光闯入了他的生命，策反了他，后经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的批准加入了共产党。周镐遂以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潜伏在国民党保密局中，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京、沪、徐、杭特派员，负责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及情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