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更需善待生者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来临，无数的中国人从异地奔赴故乡，扫墓烧纸，追忆逝者。宋朝诗人高翥在《清明日对酒》一诗中描写道：“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据《中国风俗辞典》载，清明节成为民间祭祖日，此风俗始于唐代。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诗云：“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就这样延续着家族的血脉。

对生者而言，在慎终追远的同时，更容易在生死之间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清明正值暮春三月，杨柳吐绿，大地生机勃勃，人们就把扫墓和郊游结合起来。到野外春游并围坐饮宴，抵暮而归，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踏青的习俗。因此，清明节又名踏青节。宋代张择瑞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东京（今河南开封）清明节时，人们扫墓踏青归来的情形。踏青时，人们还进行各类娱乐活动，如射柳、拔河、蹴鞠、扑蝶、采百草、放风筝、斗鸡、荡秋千等娱乐活动。

对于清明，我有着一种深沉和复杂的忧郁。在湖北云梦老家，只要离家不是特别远，总有一些人特意回乡下祭祖。因为隔蒲镇人口密度最大，耕地紧张，绝大部分村子并没有祖坟。有人去世，直接埋在耕地里，堆起一个土包，插上几个花圈。过几年，连这个土包也被平了。90年代之前，连墓碑也没有立。时间一长，有些后辈连先人埋葬的具体位置也记不清。

我的婆婆（奶奶）80年代中期去世。之后，爹爹（爷爷）每年都会带着我和弟妹，到离奶奶坟墓不远的田边烧纸纪念。有时，在武汉卖菜谋生的父母也会回家祭祖。到90年代后，爹爹患了尿道疾病，去医院没有治好，只能在家吃药缓解。几个姑妈轮换着在我家照料了他几个月。眼看着自己的疾病拖累了后人，趁着二姑妈回家的时候，爹爹服农药身亡。由于县里规定必须火葬，如果请人做法事超度，就可能被政府知道，无法实现爹爹生前土葬的心愿。爸爸和二叔、几个姑妈商量之后决定丧事简办，买了一口棺材，火速将爹爹悄悄埋在了村子后面的菜园。

爹爹排行第三的弟弟，我们称他为三爹爹。三爹爹一生勤劳，在一次耕田的间歇，他坐在耙上对我说，“农民只有死了才退休，只要活着就要做事。”七十多岁后，他依然在地里劳碌，长年的劳动耗尽了他的生命。新世纪初，他因病去世。他的老伴，也就是我的三婆婆，后来因病瘫痪，主要依靠与前夫生下的单身汉儿子豁子、哑巴供养。豁子生于1948年，有过很短暂的婚史，而哑巴都没有结婚。有一年（新世纪之后）的冬天，三婆婆趁着家里没有人，从床上挣扎着爬下来，一步一步，爬到了屋侧面的小池塘，沉水自尽。几年前，豁子、哑巴也先后病逝。在生前，他们没有享受到政府的任何接济和照顾。

少年时的伙伴春蓉小我一岁，生于1971年。90年代初期，她嫁到了离家十余里的村子。90年代后期，我在武汉艰难谋生的时候，听到了她的噩耗：有一次，春蓉与公婆争吵，之后，她抛下年幼的孩子，服农药自杀。

春蓉的悲剧并非个案。在我成长的80年代，我的老家张家坡几乎每年都有青壮年男子或女性自杀身亡。繁重的体力劳动，年复一年微薄的收入，贫困而持续的生活，没有出路的绝望……种种原因导致了他们服下了保棉丰、1609、甲胺磷等剧毒农药。我的一个叔叔和姑姑，就是这样的不幸者。有的自杀者在抢救过程中还有一段时间清醒，后悔自己不该如此。但是，他们还是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撒手人寰。直到2000年后，打工、经商的机会增多，自杀的人才明显减少。

这些逝者在我的脑海里，成为难以言说之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分子去五七干校劳动，迄今为止已经诞生了无数的非虚构和文学作品，以及电影和电视剧。而农民所经历的苦难与折磨，却从来没有被充分言说。从出生起，他们就被各种控制性政策牢牢固定在土地上，被迫领受着贫苦而绝望的宿命。在此背后，是政府义务的严重缺席。我的爹爹、三爹爹、三婆婆、豁子伯父、哑巴叔叔，只因为出生在了张家坡，而不是北上广，其惨痛的命运就被权力注定。在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利用剪刀差，从他们身上予取予夺。改革开放之后的十余年，农民也仅仅只能维持温饱。及至他们年老，从基本的生存到生病，基本都是自己或者绝对称不上富裕的后代负担。他们被榨干了血汗，最后如刍狗一般被抛弃，自生自灭。

这些年，国家为农民提供了一定的福利。实事求是地说，农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在老家生活的父母，也是其中的受惠者。但是，对于农民治病和生存的基本所需来说，这一点点福利仍然只是九牛一毛。如果没有我和弟弟的供养，以及两个妹妹的补贴，父母就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去年，我儿子的初中同学因为眼病需要手术，家里倾其所有，仍然无法支付20多万元的医疗费，不得不在微信上发起了筹款活动。最近，我女儿高中同学的父亲患病，家里卖掉了房子，仍然欠缺30多万元的医疗费，同样在微信上发起了公益筹款。对一个农民家庭而言，因病致穷，因病致死的现象仍然很普遍。

这种现实提醒我们，政府应当保证普惠式福利的公平，加大力度，为农民和所有底层民众提供养老和治病的基本福利。在农村，政府应当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在城市，政府应当开放户籍，让农民落户，让农民工子弟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并保障高考平等。如果说，对逝者慎终追远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余脉，那么，政府为每一个老去的中国人提供基本的生存和治病所需，则是不容推卸的责任。善待生者，既需要后辈关照，更有赖于政府承担起应尽的义务。惟其如此，民众才能在清明踏青之时，真正感受到春光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