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辱母案”，古代和国外到底怎么做

文丨陶短房

发生在2016年4月14日，早在多日前便已由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的“于欢案”，近日因媒体一篇题为《刺死辱母者》的刊文引发轩然大波。

当事人于欢因其母苏银霞被民间信贷讨债者欺辱，愤而刺死“辱母者”，一审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人们纷纷发表各自意见，观点冲突异常激烈。

对于这起案件，市中院称之为“于欢故意伤害案”，而媒体称之为“辱母杀人案”，3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调查于欢故意伤害案》公告中将两种措辞并列以示公允，这种态度是允当的。本文为行文方便，姑且称之为中性的“聊城案件”。

既然讨论的是一个法律案件，是一件建设法治社会范畴的事，就理应先回到“纲目”上来，遵循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以法治为前提；兼听则明。

以法治为前提，即严格遵守“在法治框架内解决”的原则，可以讨论定罪是否公允、量刑是否合适，也可以讨论是否存在法律空白和缺失，是否需要立法、修法或释法，但引申到“法律无法保护所以不得不XXXX”则显然跑题——

我们谈论的是法治，而非“法乱”；兼听则明，即不偏听偏信任何一方的单方面陈述，而是尽可能采集相关各方的证词、证据和陈述，然后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坦率说，短短一夜间，不论认同或反对判决者，许多人在发表意见时，都简单采信了单方面的说法、甚至网络上对单方面说法的跟帖阐发（如“正方”对苏家负债的某些说法，和“反方”关于“辱母”的部分“生动细节”，都见诸“阐发”而非最初的“正文”），这显然是有失轻率的。

如果回到“纲目”上，在目前情况下有条件、且适合及应该讨论的，首先是应如何界定“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和“故意伤害”，其次是如何填补对“非法集资”和“民间信贷”上存在的法律漏洞。

就第一个问题，这两日媒体、网络上“老军医”甚多，提出的“药方”大体可归为“古验方”和“洋药方”两类。

“古验方”即所谓“以孝治天下”，支持者引经据典，强调“以孝杀人”是可以“谅解”的。

但这并非中国古代相关法律的本意。

《唐律疏议》中规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是可以减轻处罚的，但倘殴击至死则“仍依常律处死”，这条法律原则直到晚清改制前一直沿用。如祖父母、父母被人所杀，《唐律疏议》仅规定禁止私了、禁止经月不告关，却并未明确规定该如何处罚。

《新唐书.孝友传》刊载了7则唐代孝子复仇杀人案例，结果是1则被判无罪，6则有罪（5例死刑，1例流放，1例判罪后赦免），其中最著名（也是此次“聊城案件”中被引述最多）的徐元庆报父仇刺杀县尉（相当于公安局长）案，决案人武则天采纳陈子昂意见，以杀人罪名处死徐元庆，同时宣布表彰孝子徐元庆。但这一判例后来被韩愈、柳宗元等驳斥，认为“杀人与孝不能并立”，主张对类似案件逐案酌情处理，避免同一案“既处罚又表彰”的尴尬，此后历代大抵照此办理。

由此可见，“以孝杀人”在“古验方”中所讨论的，是“父母被杀后的血亲报复”，而不是“父母仅被欺辱后把人杀了”——后者在“古验方”中的定义一直是明确的，即“有罪，但情有可原”，如果仅仅还殴可减轻处罚（按今天话说就是“防卫过当”），但如果出了人命还是要“依常律”的（即认定“故意伤害”，当然，从古代案例看，大多数这类案件还是酌情轻判了的）。

以“古验方”来证明于欢“无罪”或“正当防卫”（现有证据似不能证明讨债者有意杀害其母，其母也并未死亡或受致命伤害，而对方反倒1死2伤），恐怕“有难度”。不过有线索称，死者并非直接当场死亡，而是求医过程中死去，这条线索如果是真的，或有助于当事人在二审或复核时被酌情减刑。

再谈“洋药方”。

这几日被谈论最多的，是所谓“美国式正当防卫”，而被举最多的案例，则是“美国小妈妈护儿杀歹徒无罪。这起案例发生于2012年1月1日凌晨的俄克拉荷马城，18岁单亲妈妈麦金雷（SarahMcKinly）在给3个月大儿子喂奶时遭遇两名劫匪持械闯入，她开枪击毙其中一名歹徒马丁（JustinMatin），结果被判无罪。这起案例近日被一些人举为“美国式正当防卫”允许“为保护家人安全”击毙歹徒的典范，甚至有人“合理想象”出一些感人、但未必靠谱的“证词”和“判词”。

事实上，这并非什么“美国式正当防卫”，而是在美国各州普遍被承认适用的“不退让法”（Stand your ground Law）（又称“城堡法则”Castle Doctrine）。

这是一项源于英国的一项自卫法则，根据这一法则，当事人如果站在自己的地盘上受到他人致命威胁，他可以选择就地抵抗而非逃之夭夭，并无需为此担责。2005年这一规则在美国33个州被扩大，允许当事人在自己私宅以外的“私人空间”适用这一法则。这一法则、尤其对法则适用范围的扩大，客观上赋予美国公民更大的自卫权，但也带来很多歧义和争论，包括“被误解为允许当街杀人”，以及“警方在判断是否适用‘城堡法则’时可能会带有种族偏见”（2013年佛罗里达州总计235个相关案例中，受害人是白人时，嫌犯被认定适用“城堡法则”的比例为59%，而受害人是黑人时这一比例则高达73%）。

具体到“小妈妈杀歹徒案”，这实际上就是典型的“城堡法则适用”：歹徒持械闯入当事人私宅，持有致命武器且可能具有伤害故意，在这种情况下，不论麦金雷是否“小妈妈”，是否有一个需要保护的直系亲属，她都有充分理由行使“城堡法则”以维护自己的私域权（法庭和警方当时也直接提到“俄克拉荷马州适用‘城堡法则’”）。

很显然，“洋药方”对于中国在法治建设、完善中如何赋予公民更“可操作”的正当防卫权是有借鉴作用的，但和“血亲复仇是否正当防卫”并无直接相干（“辱母”属于什么性质则又是另一个问题）。可以借此去推动法治体系完善问题的讨论，但直接套在“聊城案件”上，是失之生硬的。

至于非法集资和高利贷问题，中国最高法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给出24%和36%两条红线，民间借贷利率超过24%不超过36%的，超过部分追息法院不予支持，超过36%的超过部分利息无效。但这一规定并未宣布“高利贷”本金和24%以下利息同样无效，也未规定如何处罚“高利贷”（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支持“辱母杀人是杀高利贷因此有理”者，许多人此前也曾反对严厉处罚“高利率民间信贷”，反对界定高利贷的“罪与非罪”、“刑与非刑”。

个人认为，就高利贷问题的“灰色地带”尽快做出更明确的司法修补、解释是当务之急，否则将放大部分地区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凤凰评论原创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